论《聊斋志异》的“怪”与“情”

2016-08-23 13:50赵莲花
科教导刊·电子版 2016年21期
关键词:聊斋志异真情传奇

赵莲花

摘 要 《聊斋志异》承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特征,兼顾志怪与传奇特点。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聊斋志异》发挥着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节点作用。文本人鬼、人妖间的情爱具有现实基础和理想成分。文本所颂扬的至美真情,在今天仍然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 《聊斋志异》 志怪 传奇 真情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发生过两次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群众创作向作家创作较为明显的转变。第一次是在中晚唐时期涌现的传奇小说;第二次是在明清两代产生大量源于民间“说话”的白话小说。尤其是第二次以《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为代表的转变推进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发展。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不仅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更是达到了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聊斋志异》兼志怪、传奇二体的特色,“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被列入“拟晋唐小说”。

《聊斋志异》兼具情节的志怪性以及人物性格的现实性,笔调更为细腻,作品里的故事荒诞古怪,却不失其真,还合乎人情,“读《聊斋志异》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优秀文学作品存在文学发展中,既有历史渊源,又有对同时期及其后的文学产生影响。《聊斋志异》正是在文学发展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文学链形长条中的关键一环。《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虽然内容荒诞无稽,取花妖狐魅的怪异题材,但是文本里的花妖狐魅形象兼具“物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

1借古推今

《庄子·逍遥游》最早提到“志怪”一词,“齐谐者,志怪者也”,唐代的陆德明“释文”:“志怪,志,记也;怪,异也”。志怪小说始于六朝,直至晚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序》中,才明确提出“志怪小说之书”的概念。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赋予志怪小说的确切含义“志怪小说是一种以杂记怪异之事为主的小说丛集”。六朝志怪多是像晋朝干宝的《搜神记》那样,内容情节简略,艺术手法粗糙。宋代的志怪小说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缺乏独创性。金元时期,志怪传奇小说进入低谷,直至明代的志怪传奇小说出现“与唐宋有别的‘诗文小说体式,篇幅漫长的中篇传奇体制,则是在重振中的新变”。在此创作潮流中,《聊斋志异》的出现使得当时的话本小说,以及明宋人那种传奇小说相形见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作在六朝小说鬼神志怪传统的基础上,“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其内容部分是从之前志怪小说中提取再创新,继承了《幽冥录》的部分题材,比如卷三《陆判》采录了《幽冥录》中的《贾弼之》等等。文本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和发展,达到了文言志怪小说的最高峰,尤其是文本里花妖狐魅具有了人情味,给人以“和易和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之感,“当志怪小说按照人情化,兴趣化,诗意化的美学标准来重新设计自己,并讲究作品的精致化,文章化时,它就变成了传奇”。

“传奇”最早见于唐裴铏《传奇》的书名,宋人便以“传奇”作为叙写奇人奇事的唐小说的概称,产生于传记文学与志怪小说结合的基础上。唐传奇作为成熟的文言小说,形成了文言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唐传奇不仅在内容上的继承和发展六朝志怪,而且在结构上,从六朝“粗陈梗概”的情节发展为丰富曲折的完整故事,“在于是时始有意为小说”。经过宋元的短暂沉寂后,明代再次兴起传奇小说,虽然在写法上模仿唐传奇,内容上却大都写的是“冥灵”中事。明末清初,一书兼二体的写作手法使得文言小说迅速臻于鼎盛,形成唐传奇以来的第二次高潮,《聊斋志异》成为此次潮流的中流砥柱。文本不仅在内容上创造了许多新的人物和故事,并且对前人的作品进行加工和改造,使之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更上一层楼,还用志怪的形式写人生,借唐传奇艺术经验写生活,运用夸张变异、拟人拟物等手法把真实与幻想巧妙融合,极大地丰富了志怪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内涵。《聊斋志异》除了在“假幻设以寓意成了它的作者创作意识中的主导原则……作者虚构狐鬼花妖的虚幻的和半虚幻的故事……成为他自觉运用的习惯性的创作手法,或者说文学表现方法”外,还融入现实感受和生活经验,从而使得“志怪”成为文学表现方法,故事情节成了小说思想意蕴的载体,这就使其带有了形式的性质。

从中国小说史的发展上看,明清小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流”,在思想、艺术和技巧等方面又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小说的“源”。受《聊斋志异》的影响,清末民初文坛上出现了“聊斋”体志怪传奇小说,并且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聊斋志异》里出现的恐怖意象,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早期小说的创作,张爱玲曾经把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这种恐怖意象印痕,还出现在巴金的《神·鬼·人》,老舍的《微神集》等等。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第一回叙吴六奇与查伊瑝两贤相遇的传奇友谊和吴六奇举钟的描写都借用了《聊斋志异·大力将军》里的相关描述,“大力将军”也是沿用了《聊斋志异》里对吴六奇的称呼。莫言也曾承认自己“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向蒲松龄先生学习的道路。”《生死疲劳》里地主西门闹在地狱里的情景,借鉴了《聊斋志异·席方平》中席方平为父申冤前往阴间的描写,《铁孩》中吃铁的孩子,《嗅味族》中因嗅味而饱的族类等等,无不印证了莫言说的那句“实际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蒲松龄”。《聊斋志异》这部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之作给了现当代作家取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2借书言情

《聊斋志异》除了对社会现实批判外,更多的是为了弘扬真、善、美,借助“怪”来抒发醇美的人间至情,书中的“鬼”“狐”虽然身为是异类,但是其行为性情和人一样,令人愿与之为友。《聊斋志异》不仅写了至真的爱情和至深的亲情,还有至纯的友情。

文本里的爱情打破了纲常的约束,不怕人鬼殊途。蒲松龄笔下的爱情既纯且美,已被诗化、理想化,像《阿宝》中的阿宝和孙子楚见的爱情让人间凡女跨越阴阳的阻隔,突破生死界限,相死相随只因一个“痴”字。这种情痴会在猛虎衔去情人时,毫不犹豫冲上前去,以至“虎怒释女,嚼生臂”,甚至“臂断落地”(《锦瑟》),在所爱之人需要胸肉疗病时,会“字出白刃”,割肉研药(《连城》)。女鬼聂小倩为爱背弃了自己的族类,爱情能够将鬼变成人,还有《红玉》、《辛十四娘》、《乔女》等等。文本里有超越生死的美学理想和对至美爱情的歌颂,爱情在这里早已突破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原始冲动,成为了高尚人格绽放的瑰丽花朵,处处张扬着人性美和人情美。

蒲松龄从小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贯穿儒家的孝悌思想自然根植他的作品中。《聊斋志异》的多部篇章,都有讲述至善至美的人间亲情,比如《聊斋志异》的首篇《考城隍》就是以“孝”字当先,诸神录用宋焘为河南城隍,他向诸神请求侍奉老母天年后再听录用。神灵都被他的孝所感动,“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允许他尽孝后再赴任。《席方平》讲述了席方平的父亲被杨某陷害,他历尽磨难替父伸冤。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给予高度评价,“忠孝志定,万劫不移”,还称赞他“异哉席生,何其伟也”。《聊斋志异》里的手足之情令鬼神为之动容。《斫蟒》里的胡氏兄弟,在兄被蟒吞时“遂怒出樵斧”并且“两手持兄足力与蟒争”,终于救出兄长。蒲松龄笔下抒写的是充满亲情与温暖的和谐社会。《聊斋志异》中孝子通过不同形式表达对父母敬爱。《青梅》中的孝子张生“性纯孝,制行不苟,又笃于学”,青梅偶然遇见张生在家“据石啖糠粥”,进入房后与母亲絮语交谈,并且母亲桌上放的是“豚蹄”。张生自己吃的是“糠粥”,却能让其母吃到“豚蹄”。张生的孝行打动了青梅。父母养育子女,无论是从亲情,还是感恩的角度,子女都应该孝敬父母。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工作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今天我们新道德中提倡爱父母,还制定了赡养父母的相关法律条文。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中提出作家对作品的诠释,认为精神著作的产生不只靠精神,作家的性格,受到的教育,以及他的生活经历,都会在他的作品中留有印痕。蒲松龄“性朴厚,笃交游”在晚年撰写的《为人要则》中强调,朋友须急难,救过,以风雅道义相劘切。蒲箬在《行述》里直接把他父亲的这种性格概括为“不以情胜义,而肝鬲倾吐如此”。《聊斋志异》中的友情与蒲松龄自身的友谊观一脉相承。《崔猛》中的崔猛与乡人李申一波三折的交情,最终二人同心为父老乡亲抵制外来侵犯。《王六郎》里讲述了水鬼王六郎与渔人许某相识,并且成为好友,后来六郎身居要职,威震一方后仍对他的渔人朋友不离不弃,他们的友谊没有因职位身份的不同而变质。《田七郎》中的田七郎与同乡武承休,不计地位的悬殊,“交游甚笃”。七郎为争猎豹,殴死人命,武承休想尽一切办法就他,甚至“以重金赂邑宰,又以百斤赂仇主”,使七郎幸免于难。一钱不轻受的七郎默记恩情,为救友“僵卧血泊中,手犹握刃”,直到死前还“崛然跃起,竟决宰首,已而复踣”,最终用性命回报了这段恩情。

3结论

《聊斋志异》借奇幻瑰异的假象,“深深隐藏着一个根本的主题——生命个体如何寻得自身的价值、意义,如何超越现实,达到瞬间的和谐,在假象世界里尽情地体验理想人生”,建立了一个灵异世界来“重新诠释人间的价值观,在自己认同的世界中求得心理的平衡、灵魂的安顿,实现人生的理想,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精神境界与世俗关怀的融合”。在追逐金钱利益的当下,文学作品需要立足现实,“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确立一种精神向度,“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进而构筑某种理想的空间。文艺作品传承中华民族追求向善的价值观,对至美真情的向往不仅属于个体生命,还属于整个社会。“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在今天的文艺创作中仍然具有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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