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峡谷区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动态分析
——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

云丹桑珠，刘学敏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北京 100875)



高山峡谷区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动态分析
——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

云丹桑珠，刘学敏*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北京 100875)

以云南迪庆州为研究对象，基于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方法(2010版)展开研究，计算并分析了2005～2014年迪庆州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旨在实证生态足迹模型在高山峡谷区的应用，并为迪庆州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结果表明：2005～2014年迪庆州人均生态足迹呈振荡式上升趋势，从2005年的0.825 3 gha波动上升到2014年的1.251 7 gha；人均生态承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0.945 8 gha下降到2014年的0.467 8 gha；生态平衡由微弱的生态盈余逐步转向生态赤字，且生态赤字呈大幅度增长趋势，2014年支撑经济发展需要2.66倍的迪庆生态承载力；碳吸收地在生态足迹结构中由较低占比迅速增长成为生态足迹的主要成分之一，是迪庆州生态赤字的主导因素；生态效率年均增长率要远低于GDP年均增长率。

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高山峡谷区；迪庆藏族自治州

生态足迹是一种度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方法。国际上关于生态足迹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Jansson等[1]分析了波罗的海哥特兰岛海岸渔业所要求的海洋生态系统面积。1992年加拿大经济学家Rees[2]提出了生态足迹概念，之后在Wackernagel等[3]的共同努力下该理论与方法臻于成熟。在国外，生态足迹方法已应用于从全球到国家、地区到城市、社区到家庭、商业企业到个人出行活动、个人生活消费等各个尺度。笔者运用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生态足迹动态变化趋势进行研究，以探讨高山峡谷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过程的相互关系。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迪庆州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交界的横断山脉“三江并流”(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自然奇观的腹地。地处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海拔2 200～2 800 m，是云南省海拔最高的地方。地理坐标为98°20′～100°19′E、26°52′～29°16′ N，东西最大宽度165 km，南北最大长度225 km，总面积23 186 km2。迪庆州地形近似肺状，地质构造复杂，地势南高北低，地貌形态以山地、古高原面和岭峰为主，境内地理为“三山挟两江”，三山为梅里雪山、云岭雪山山脉、中甸雪山山脉，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境内有澜沧江、金沙江自北而南贯穿全境。属于温带和寒带季风气候(河谷地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光能、热量资源十分丰富，降雨充足，具有宜农、宜牧、宜投资开发的良好气候环境。此外，迪庆是地球上生物资源多样性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被称为滇西北物种基因库。境内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东南亚锡矿带和玉树—义敦的铜、铅、锌、银、金、汞矿带横贯全境，是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非金属矿的富集区之一。全州水资源总量丰富，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超过1 370万kW。同时，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天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迪庆被称为“人间仙境香格里拉”，境内有气势磅礴的雪山冰川，蔚为奇景的世界地理奇观“三江并流”，丰富多彩的珍稀动植物，等等[4]。

迪庆州下辖3个县级行政单元：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香格里拉市。截至2014年末，全州常住总人口40.7万，其中户籍管理人口364 224人。在户籍总人口中，农业人口291 866人，少数民族人口323 024人，以藏族、傈僳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为主[5]。迪庆是云南省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地区之一，但因其经济规模基数小、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旅游文化资源，又成为云南发展较迅速的地区之一。“十二五”期间，迪庆州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8%。

迪庆州因地处“三江并流”地区的核心腹地，处于高山生态脆弱区，系统抗干扰能力弱，近些年环境退化趋势明显。国家推行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后，迪庆州有相当大一部分区域被列为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区域，地区主体功能定位以生态服务和生态修复为主。由于迪庆州生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比较丰富，伴随着“香格里拉”这一世界级旅游名片的诞生，地区重点开发旅游、生物、水电和矿业等优势资源，经济增长的同时与生态保护间的矛盾也开始显现，资源环境受损的同时产业发展受限，产业伸缩空间变得更小。为此，在对迪庆州长时间序列生态足迹计算的基础上，把握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推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数据来源主要统计数据来源于2005～2014年《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年鉴》和迪庆州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生态足迹账户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方法(2010版)。需要说明的是，与国家生态足迹账户相比，迪庆州地理区位特殊，统计资料缺失严重，故该研究对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方法略做调整，同时对数据做适度调整处理。

1.3研究方法——生态足迹模型

1.3.1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含义和假设。人类通过消耗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以维持自身生存发展，从而也给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消耗资源以及产生废弃物数量，而这些资源和废气物均来源于或消纳于土地生态系统或水生生态系统，并可将其折算成相应的土地和水域面积[6]。生态足迹被定义为能够持续地向一定规模的人口提供所消耗资源和消纳所产生废物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的面积。其中生物生产性土地是指具有生物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体，共分6种：①农地(耕地)，主要指提供粮食、油料等农作物、经济作物产品的土地；②草地，即适用于发展畜牧业的土地；③水域，主要提供水产品；④林地，包括人工林和天然林；⑤碳吸收地，指用于消纳化石燃料燃烧产生废物(主要为CO2)的土地；⑥建成地，包括人类修建住宅、道路、水电站等所占用的土地。

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核算方法依据6个基本假设[7]：①人们消费的多数资源和产生的多数废物可以被追踪；②大多数资源和废物流可用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度量(由于不能度量的资源和废物流不进行评估，从而导致人类真实生态足迹的系统性低估)；③通过根据每年单位面积产量比例对每种土地面积赋予权重，不同类型的土地面积可以转化成公用的单位——全球公顷(gha，即具有世界平均生物生产力的公顷)；④因为每一全球公顷仅仅表示一种用途，而所有全球公顷在任何一个年份表示着相同量的生物生产力，所以它们可以加总获得生态足迹或生态承载力合计指标；⑤当代表人类需求的生态足迹与代表自然供给的生态承载力均以全球公顷表示时，两者可以直接比较；⑥如果对生态系统的需求超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那么需求面积可以超过供给面积。

1.3.2生态足迹计算。生态足迹度量农地、牧草地、水域(渔场)、林地和建成地等5种显著不同的土地使用类型占用的生态承载力。此外，还有一种以CO2排放物吸收能力形式表示的间接生态承载力需求类型。生产生态足迹(EFP)表示生态承载力的初级需求，计算公式为：

(1)

式中，P是收获的一种产品或排放的CO2的数量；YN是生产产品P的某国家或地区的平均产量(或其碳吸收能力)；YF和EQF分别是探讨某一土地使用类型的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产量因子追踪一个给定土地使用类型可用产品的当地产量与世界平均产量之间的差异，被计算成国家或地区平均产量与世界平均产量的比值，它随着国家或地区、土地使用类型和年份变化而变化。均衡因子把可得的或需求的一种特定土地使用类型的面积转换成世界平均生物生产力土地单位的数量，被计算成一种特定的土地使用类型(如农地)世界平均土地的最大可能生物产量与地球上所有生物生产性土地平均产量的比值。

对只产出一种产品类型的土地，该土地使用类型以全球公顷计的生态足迹简化公式为：

(2)

式中，YW为该产品的世界平均产量。

所有制造过程在生产链的各种节点上，一定程度上都依靠使用生态承载力来提供物质输入和清除废物。因此，所有的产品都有一个携带足迹，而对外贸易流可以看作携带的生态承载力需求流。为了同时追踪支持人们消费模式需求的直接和间接生态承载力，采用一种基于消费者的方法进行计算。每种土地使用类型的消费生态足迹(EFC),计算公式为：

EFC=EFP+EFI-EFE

(3)

式中，EFP是生态生产足迹；EFI和EFE分别是进口和出口商品流携带的生态足迹。由于各种产品库存变化的数据通常无法获得，因此国家或地区生态足迹计算的一般为表观消费的生态足迹。

1.3.3生态承载力计算。生态承载力即是区域内部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的面积数，一个国家或地区任何一种土地使用类型的生态承载力BC计算公式为：

BC=A·YF·EQF

(4)

式中，A是一种给定土地使用类型的可得面积，YF和EQF分别为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

1.3.4生态赤字与盈余。当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BC>EFC)时，出现生态盈余，表明该地区的发展处于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生态系统是安全的，资源属于可持续利用；而当一个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BC

1.3.5产量因子。一个国家或地区任何给定土地使用类型L的产量因子YFL为：

(5)

式中，U是一种给定土地使用类型产出的所有可用初级产品集，而AW,i和AN,i分别是以世界产量与国家或地区产量提供该国家或地区每年可得数量产品i需要的土地面积，计算公式为：

(6)

式中，Pi是该国家或地区产品i每年总产量；YN和YW分别是国家或地区产量和世界产量。除农地之外，所有其他土地使用类型在生态账户中仅提供单一的初级产品，对这些土地使用类型，产量因子公式可简化为：

(7)

2　结果与分析

2.1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的计算

2.1.1产量因子计算结果。根据公式(4)和(5)，基于迪庆州农作物总产量、种植使用面积以及世界农作物平均产量可得数据，计算2005～2014年迪庆州农地产量因子的可用初级产品集U包括稻谷、玉米、小麦、其他谷物、豆类、薯类、油料、蔬菜、烟叶、药材、核桃、水果等12种产品。2005年迪庆州农地产量因子的计算结果见表1。

（2）清洁灌肠。清洁灌肠是将大量的灌肠液灌入肠道，反复多次，达到肠道清洁的目的。清洁灌肠是将肛管插入肛门10 cm，肛管的尖端位于直肠的中下端，但因为直肠中的粪便造成的阻力会让大部分的灌肠液滞留于直肠下端，从而无法有效地清除粪便。直肠下的7～10 cm是人类排便的最敏感部位，经常性给予刺激后，患者常常会有腹痛、腹胀等情况[13-14]。传统清洁灌肠所采取的体位为侧卧位，但要达到清洁肠道的目的需要多次灌肠，且总的灌肠液量大，效果常不满意，损伤肠道黏膜，增加痛苦[15]。

表1　2005年迪庆州农地产量因子计算结果

注：数据来源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年鉴》(2005)；http：//faostat3.fao.org/browse/Q/QC/E。

Note：Data were from theStatisticalYearbookofDiqingTibetanAutonomousPrefecture(2005)and http：//faostat3.fao.org/browse/Q/QC/E.

同理，计算得到2006～2014年迪庆州农地产量因子分别为0.678 5、0.601 0、0.582 5、0.590 2、0.557 7、0.551 2、0.536 2、0.571 4、0.576 1。

根据公式(6)，迪庆州牧草地产量因子为迪庆州牧草地NPP(净初级生产量)与世界牧草地NPP之比。已知香格里拉县2009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为9.09 t/hm2[8]，因此2005～2014年迪庆州牧草地NPP以此数据代替。2007年世界牧草地NPP为6.19 t/hm2[9]，而该值历年变化微小，故2005～2014世界牧草地NPP均取2007年值。从而可得2005～2014年迪庆州牧草地产量因子为1.468 5 wha/hm2。

由于迪庆州内陆水域平均NPP数据无法获得，因此假设2005～2014年迪庆内陆水域产量因子与世界相同，即为1 wha/hm2[10]。

根据公式(6)，迪庆林地产量因子为迪庆林地木材产量与世界林地木材产量之比。2005～2014年迪庆林地产量因子的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2005～2014年迪庆州林地产量因子计算结果

由于缺乏水电水库淹没的土地类型和面积数据，假设所有水电水库淹没的是具有世界平均生产力的土地，从而2005～2014年迪庆基础设施(除水电水库外的建成地)产量因子假设与农地相同。综上，2005～2014年迪庆州产量因子计算结果见表3。

2.1.2均衡因子。在一个给定年份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均衡因子均相同，由于均衡因子变化微小，该研究中2005～2014年的均衡因子均以2007年代替，2005～2014年迪庆州均衡因子见表4。

表3　2005～2014年迪庆州产量因子

表4　2005～2014年迪庆州均衡因子

2.2生态足迹的计算生态足迹评估着眼于最终需求的生态承载力占用，即消费生态足迹。由于迪庆州消费的产品数据无法获得，并且进口和出口产品的数据极为缺乏，该研究在计算中不考虑贸易调整。

2.2.1农地和牧草地。根据公式(1)和(2)计算迪庆州农地和牧草地生态足迹，迪庆州农牧产品主要包括稻谷、玉米、小麦、豆类、薯类、油料、蔬菜、烟叶、药材、核桃、水果、牛肉、羊肉、牛奶等，各种食品产量数据从《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年鉴(2005-2014)》获得，所需的世界产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11]。其中，牛肉、羊肉和牛奶根据动物饲料构成计算其牧草地生态足迹。

2.2.2水域和林地。根据公式(2)计算迪庆州水域生态足迹和林地生态足迹，水产品生产数据和木材产量数据通过《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年鉴(2005-2014)》获得，世界水产品平均产量根据2007年世界水产品总产量与大陆架面积之比求得，水产品平均产量为0.037 2 t/wha。各年原木的世界产量取1.085 4 m3/wha[10]。

2.2.3碳吸收地和建成地。根据公式(2)计算迪庆州碳吸收地生态足迹，消费的化石能源包括原煤、汽油、柴油、焦炭、液化石油气等，数据来自《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年鉴(2005-2014)》。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量为各年化石能源消费量与其单位能源消费CO2排放量的乘积，由于迪庆州处内陆地区，不计海洋吸收的CO2排放量，每年世界平均林地的碳吸收率取3.592 6 t/wha[10]。由于迪庆州水能资源储量丰富，电力消费主要为水电，而水电消费的人为生态足迹可以忽略不计，故电力消费生态足迹可以忽略。

建成地生态足迹等于自身的生态承载力，根据人类基础设施(交通、住宅、工业建筑和水电水库)覆盖的土地面积，利用公式(4)进行计算。迪庆州建设用地(除水电水库外)由居民点及矿工用地、交通用地和水利设施组成。由于研究时段内仅能获得2008年迪庆州建设用地面积数据，故2005～2014年建设用地面积均取2008年的值。水电水库用地为水电最大发电量与世界单位面积水电水库发电量之比，由于迪庆州主要靠水电，故每年水电最大发电量取当年迪庆州全社会发电总量，数据来源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年鉴(2005-2014)》，世界单位面积水电水库发电量取77 MWh/(wha·a)[10]。

根据以上方法，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足迹计算结果见表5。

2.3生态承载力计算根据公式(4)计算迪庆州生态承载力。迪庆耕地、牧草地、林业用地和内陆水域数据来源于《迪庆州统计年鉴(2005-2014)》和《云南省统计年鉴(2005-2014)》。其中，缺乏2005年内陆水域面积数据，因后续年份迪庆内陆水域面积数据基本不变，所以2005年内陆水域数据以2006年代替。基础设施用地生态承载力等于建成地生态足迹。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见表6。

2.4生态足迹分析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足迹总量除个别年份外，总体呈上涨趋势，共增长168%，年均增长5.93%。同期迪庆州人均生态足迹变化见图1，共增长152%，年均增长4.74%。从人均生态足迹的各成分看，除水域基本保持不变，林地在个别年份出现较大波动整体呈下降趋势外，其他4个成分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其中，碳吸收地和建成地呈持续增长态势，碳吸收地增长最快，共增长895%，年均增长27.57%，所占比例总体上不断扩大，从3.04%扩大到17.94%，主导着生态足迹的总体增长态势，这是由于近年来随着迪庆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和生活消费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快速增长所致。建成地增速次之，共增长172%，年均增长6.24%，这是由于该期间迪庆州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所致。农地和牧草地分别共增长135%和127%，年均分别增长3.39%和2.66%。但如果把农地、牧草地和林地合计来看，除中期部分年份外，迪庆州生态足迹几乎维持不变，这是由于该期间迪庆州居民消费的农产品增加，而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护林政策的不断实施，使得木材的采伐量总体下降所致。水域基本保持不变，2014年相较2005年仅下降1.45%。如表7所示，2012年迪庆州人均生态足迹约相当于我国平均水平的2/5，约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约相当于高收入国家的1/5，约相当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1/3，略微高于低收入国家。

表5　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足迹

表6　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承载力

图1　2005～2014年迪庆州人均生态足迹Fig.1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in Diqing during 2005-2014

2.5生态承载力分析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承载力总量在2008年以前呈增长趋势，之后则基本持续下降，2014年仅相当于2005年的52%。其中，2007、2008年出现了2个高峰，这主要是由于当年木材采伐量较大，致使产量因子增大所致。同期迪庆州人均生态承载力在2008年以前呈增长态势，2008年以后除2011年轻微增长外均保持下降趋势，2014年仅相当于2005年的47%(图2)。导致迪庆州人均生态承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的原因首先是迪庆州牧草地的持续退化，迪庆州是云南省唯一的牧区，拥有的天然草地资源面积接近全州总面积的1/3，主导着生态承载力的总体变化态势，但随着畜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上草地管理制度不健全，牧户为追求眼前利益，对草地进行掠夺式利用，特别是在大面积的公共草地上放牧超载现象十分严重，从而导致草地逐步退化，牧草地生态承载力持续下降。牧草地生态承载力共下降79.13%，年均下降15.98%，所占比例从总体上不断缩小，从70.12%缩小到30.85%。此外，还因为这期间人口有一定增长，农产品产量没有明显提高，建成地较快增长伴随着着耕地的较快减少，而除特殊年分外林地几乎维持不变。如表7所示，2012年迪庆州人均生态承载力低于我国平均水平，约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约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3，低于低收入国家。

图2　2005～2014年迪庆州人均生态承载力Fig.2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per capita in Diqing during 2005-2014

2.6生态平衡分析2005～2009年迪庆州均为生态盈余，除2009年出现微弱增加外，总体上呈不断减小趋势(图3)。2005年生态盈余为9 581 gha，相当于自身生态足迹的0.03倍，说明当年虽然存在生态盈余，但能给予迪庆经济发展所需的生态承载力剩余已微乎其微，2008年生态盈余为7 787 gha，相当于自身生态足迹的0.02倍，说明2008年支撑迪庆经济发展需要的生态承载力几乎与生态足迹持平。2010～2015年迪庆州均为生态赤子，除2011年出现微弱减少外，总体上呈持续快速扩大趋势。2010年生态赤字为41 072 gha，相当于自身生态承载力的0.10倍，说明2010年支撑迪庆经济发展需要1.10个迪庆的生态承载力。2014年生态赤字为319 065 gha，相当于自身生态承载力的1.66倍，说明2014年支撑迪庆经济发展需要2.66个迪庆的生态承载力。

从各成分看，如图4所示，2005～2014年农地都是赤字，除2006年有所减少，2007～2015年赤字总体上持续增加，2014年比2005年增长了11%，年均增长1.16%；2005～2011年牧草地均为盈余，除2009年外，期间盈余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比2005年下降了72%，年均下降19.06%，2012年出现赤字，且2012～2015年赤字总体上持续增长，2014年比2012年增长了1 515%，年均增长301.88%；2005～2014年水域均为赤字，赤字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14年比2005年下降了21%，年均下降2.55%。其中，2005～2011年赤字量总体增加，2012～2014年赤字量总体下降；2005～2014年迪庆州林地生态平衡呈震荡变化，其中，2006、2007、2011、2013、2014年为生态盈余，其余年份为生态赤字；2005～2014年碳吸收地均为生态赤字，除2009、2014年出现微小下降外，总体上呈增长趋势，2014年比2005年增长了886%，年均增长28.96%；建成地生态平衡。

2005～2014年迪庆州人均生态平衡从有生态盈余向出现生态赤字变化，且2005～2009年人均生态盈余量持续下降，从2005年的0.101 6 gha下降到2009年的0.034 2 gha，共下降66%，年均下降23.83%；2010～2014年人均生态赤字量总体增长，从2010年的0.299 8 gha增长到2014年的0.783 9 gha，共增长161%，年均增长27.16%。从各成分看，在迪庆州生态平衡的变化中，2005～2014年起主导作用的都是碳吸收地。如表7所示，2012年迪庆州人均生态赤字程度约相当于我国平均水平的1/5、世界平均水平的1/2，约相当于高收入国家的1/6、中等收入国家的1/3，此时低、中、高收入国家呈现生态盈余。

图3　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比较Fig.3　Comparison between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in Diqing during 2005-2014

图4　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平衡变化指数Fig.4　Ecological balance change index in Diqing during 2005-2014

2.6生态效率分析生态效率为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总值(GDP)与其生态足迹之比[11]。如图5所示，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效率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从2005年的9 195元/gha增长到2015年的28 894元/gha，年均增长13.57%。相较而言，同期地区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0.26%，要高于生态效率的年均增长率。如表8所示，2012年迪庆州生态效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相当，略低于巴西，与俄罗斯、印度、南非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表7　2012年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人均生态平衡比较

注：数据来源于Global Footprint Network，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images/uploads/ NFA 2016 Public Data Package.xlsx.。

Note：Data were from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images/uploads/ NFA 2016 Public Data Package.xlsx.

图5　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效率Fig.5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Diqing during 2005-2014

3　结论与建议

基于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方法(2010版)，计算2005～2014年迪庆州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得出以下结论：①人均生态足迹总体上呈振荡式上升趋势，目前均较大幅度低于我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②人均生态承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且总的下降幅度较大，目前低于我国平均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③生态平衡由微弱的生态盈余逐步转向生态赤字，且生态赤字呈大幅度增长趋势，2014年支撑经济发展需要2.66倍的迪庆生态承载力；④碳吸收地在生态足迹结构中由较低的占比迅速增长成为生态足迹的主要成分之一，它主导着生态足迹的总体增长态势，是迪庆州生态赤字的主导因素；⑤生态效率年均增长率要远低于GDP的年均增长率，目前迪庆州的生态效率远高于我国平均水平，且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略低于巴西，与俄罗斯、印度、南非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表8　2012年迪庆州、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生态效率的比较

注：数据来源于2013年《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年鉴》2013以及Global Footprint Network，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images/uploads/ NFA 2016 Public Data Package.xlsx；迪庆州GDP转换成美元计算时采用的2012年12月31日汇率：1美元= 6.285 5元。

Note：Data were from theStatisticalYearbookofDiqingTibetanAutonomousPrefecture(2013)and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images/uploads/ NFA 2016 Public Data Package.xlsx.GDP in Diqing was converted to U.S.Dollars based on the exchange rate on December 31，2012(one dollar=6.285 5 yuan).

基于此，对迪庆州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迪庆州未来中长期都将是生态赤字，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加强对各类生态资源的保护，尤其是对牧草地等近年来不断锐减的生态资源，以尽可能减缓其生态资源量的下降趋势；②迪庆州减缓生态赤字增加的关键在于严格控制碳排放量的过快增长，主要应不断提高能源产出率，同时进一步开发利用水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增加其能源使用份额；③迪庆州应努力改进土地使用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减缓生态承载力的下降趋势。

4　结语

该研究基于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方法(2010版)而展开，这与目前我国众多生态足迹研究仍采用的国外20世纪90年代方法的原理一致，但在许多方面均有改进：①该研究中迪庆州的产量因子根据迪庆生态资源的产量、结构等实际状况计算而来，比我国众多生态足迹研究直接采用Wackernagel等[3]20世纪90年代计算的中国产量因子更具针对性和准确性；②该研究中运用的碳吸收地计算公式对排放的CO2并未扣除其中海洋吸收部分(而国家生态足迹账户方法中作了扣除处理)，这是出于对迪庆州地域面积和地理位置的考虑，作为一个内陆的小区域地区，其碳排放的吸收源不应包括海洋，从而保证了计算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度；③该研究中引用的均衡因子已历经十多年改进，比当前我国许多生态足迹研究直接采用Wackernagel等20世纪90年代计算的均衡因子更为准确。

不过，与国家生态足迹账户相比，迪庆州作为一个市级区域，统计资料更为缺乏，数据覆盖面略显不足，对计算结果有所影响。由于消费数据和贸易数据的严重缺乏，该研究计算迪庆州生态足迹时未考虑贸易调整，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所限，迪庆州对外贸易发展程度有限，从理论上来说，其生产生态足迹与消费生态足迹差异很小，该研究的结论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然而从研究的严谨性和计算的精确性而言还是略显不足，后续研究应结合“自下而上”的调研方法，在获得迪庆州产品消费数据方面下功夫，通过计算出迪庆州消费生态足迹，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度，为迪庆州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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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in Alpine Valley Areas—A Case Study of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YUNDAN Sang-zhu, LIU Xue-min*

(College of Resources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in alpine valley area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carryingcapacity in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05-2014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Methodology for the 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 (the 2010 Ed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during 2005-2014,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increased from 0.825 3 gha in 2005 to 1.251 7 gha in 2014;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per capital declined from 0.945 8 gha in 2005 to 0.467 8 gha in 2014; ecological balance gradually changed from slight ecological surplus to ecological deficit which increased obviously, and 2.66 times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in Diqing was needed to suppor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tribution of carbon uptake land to total ecological footprint increased quickly, which was the dominant factor resulting in ecological deficit; annual growth rate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Diqing calculated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was far lower than that of GDP in Diqing.

Ecological footprint; Ecological carryingcapacity; Alpine valley areas;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云丹桑珠(1990- )，男，藏族，云南迪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源经济与管理。*通讯作者，教授，博士，从事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

2016-05-18

S-9

A

0517-6611(2016)19-2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