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的“间隔年”

2016-08-30 07:19
今日中国 2016年8期
关键词:小涵修女间隔

文|本刊记者 龚 寒

中国年轻人的“间隔年”

文|本刊记者 龚 寒

间隔年计划周年论坛

孙东纯,80后,出生在广东农村,经历过赤脚上学、用猪粪给田地施肥的年代,儿时去趟市中心对他都是一件隆重而兴奋的事。

2006年12月,25岁的广东白领孙东纯做了一个决定:暂时告别朝九晚五的生活,开启自己的“间隔年”计划。于是,他带着一张仅存有21000元人民币的国际银行卡,踏上一段为期3个月的印度之旅。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就走了13个月,变成一次横跨亚洲的旅途,前后游历了6个国家。他一边旅行,一边以义工的身份服务于非政府组织,帮助当地需要帮助的人。他将自己的游历经历发到论坛上,引起了很大关注,许多中国人头一次知道什么是“间隔年”。2009年,他的网帖结集成书《迟到的间隔年》,让“间隔年”概念在中国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原来这就是“间隔年”

孙东纯,80后,出生在广东农村,经历过赤脚上学、用猪粪给田地施肥的年代,儿时去趟市中心对他都是一件隆重而兴奋的事。那时的他,好奇家乡的公路到底有没有尽头,却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完成横跨亚洲的旅行。在旅行中,他不仅见识了不同的人生,还遇到了自己后来的妻子,一位日本女孩。

间隔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对我来说,是找到了‘爱’,我只能想到这个词。不单单只是认识了我现在的日本妻子,而且通过间隔年学习怎么去关爱别人、懂得去感恩。”孙东纯说。

作为过来人,孙东纯认为,要让“间隔年”变得有意义且更美好,首先要确立一个主题,可以是旅游,也可以是支教、义工等等。“没有什么固定模式,最好是你生活中特别想干而又没干的事。最重要的是通过把自己与社会‘间隔’一段时间,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按照自己内心的声音生活。”孙东纯说。

当大学生陈晨看到了《迟到的间隔年》时,他说那种快乐不亚于在期末考试前一天发现老师落下考题和答案。当时的他面临毕业,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同时,他也看了法国的一部获奖动画片《苍蝇的一生》:片中的苍蝇从出生到死亡只有1分钟的时间,但却做了20多件事情。“我想起码我比一只苍蝇的时间多多了,于是我用一张清单,想给自己一年时间,完成一些有意义、靠谱的事情,都是我大学时想做但没有去做的事。”

在那张清单里,他最终选择了“做一年全职农村人”——他18岁以前生活在农村,却很清楚自己并不了解农村。于是在友成基金会“小鹰计划”的支持下,他去了雅安地震灾后的一个村子。“小鹰计划”的间隔年活动,旨在招募年轻人用1年时间去农村踏踏实实做公益项目。

利用小半年时间,陈晨走访了村里的老人。在春节前,他突然萌发了为村民拍全家福的想法。于是,他用26天筹集20000多元,用这笔钱招募了20多个公益摄影师,在过年前7天的时间,帮村民拍摄了157张全家福,及300多张纪念照——这是村民们在灾后的第一张全家福和新年照片。

奔向远方的年轻人们

作为国内首个资助年轻人实施“间隔年”的专项基金,中国青基会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成立于2014年,旨在在中国年轻人中间传播“间隔年”概念,并通过实施中国间隔年计划,帮助年轻人探索世界,认识自己。

这一基金每年面向全国高校18-28周岁在校生,对提交并通过评选的优秀计划给予奖励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在国内或海外的三个月到一年的间隔年计划。

廖小涵是被资助者之一。2015年10月,她带上祝福和不理解者的嘲讽,前往印度特蕾莎修女仁爱之家做义工。她被分配到儿童之家的残疾部工作。虽然廖小涵对孩子们感到怜悯,但是却无从下手,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亲近孩子们。最终,护理人员的行动改变了她。修女和护工对孩子们爱得很无私,她们细心地记载着每个孩子的病情和配药剂量,在喝药用的杯子上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修女们知道每个孩子会被怎样的方式逗笑,并将经验传授给义工。

“很多这样的细节,让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福利院,这里更像一个城堡,住着很多的小公主小王子,每一位都很珍贵,有很多慈爱的母亲疼爱着他们。他们的幸福发端于不幸,让人感叹,也让人慰藉。”廖小涵感慨。

志愿者们负责带着孩子唱歌跳舞,帮孩子换尿布和喂食。相比热情外向的西方义工,廖小涵是腼腆的,但她还是为孩子们唱了一首中国的儿童歌曲《小小粉刷匠》。

由于预算紧张,她每个月都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最开始她有点担心自己会受不了而逃离印度,但坚持下来之后发现自己的心反而轻盈了许多。“简单的行李,简单的旅馆,还有简单的食物,让我更有专注力去体会我当下的生活。”

在“垂死之家”,看到病人们整天躺在床上,只能等着别人来照顾,她曾怀疑这些病人的生命和义工的工作是否有意义,但她渐渐找到了答案。“当外国记者问修女,世界上那么多贫穷的人,你是救不完的,那你当前的工作有什么意义?特蕾莎修女抱起一个正在被喂食的小孩说,对这一个有意义。正如她所说,我们很多只是平凡人,我们没有改变世界的才能和机会,但是似乎只要做好眼前的一件事,爱好眼前的一个人,这不就有意义了吗?”

在来印度之前,廖小涵深深感到越长大越不快乐。在印度的两个月,她似乎找到了原因——越来越大的野心,越来越盛的物欲,让她忽略了生活里习以为常的幸福,比如空气、阳光、干净的水,还有和平,还有来自身边亲友的爱。

“儿童之家的孩子们虽然身有残疾,或者被父母抛弃,但他们也能感知这个世界,而且是充满爱意的。垂死之家的老人,即使前半生被社会被家人抛弃,但是在生命的终结,有爱,有尊严,即使离开,也不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的埋怨。有一个时刻,我忽然发觉,他们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因为简单,因为感恩,因为爱。所以,如果抛弃身边冗杂的事物,当你开始轻装旅行,或许你会发现生活里什么才是最珍贵的。”廖小涵想明白了。

间隔年计划和长江商学院签署导师计划

“间隔年”回来之后

和廖小涵一样受资助的年轻人中,有人只身一人骑行北美,风雨无阻;有人去肯尼亚担任小学教师;有人环华骑行,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现所见所感;有人去了藏区做环保旅行;有人在泰国和斯里兰卡教授中文,还有人去了澳洲打工旅行,一部分时间用于从事短期季节性的工作,赚取部分旅费;一部分时间用于旅行和体验,骑摩托车穿越澳大利亚。

“无论义工旅行,还是打工度假,或者在公益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年轻人都会有时间和空间安静地思考,思考一下自己未来想做的工作或者人生的意义,然后再进入社会。这时候,年轻人除了具备相对独立的思考能力,还会有更多的创新意识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发起人乔新宇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长邓希泉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间隔年”在中国兴起是必然趋势,也是符合青年发展潮流的一种积极现象。

邓希泉认为,绝大部分中国孩子从小到大都在家长安排下,循规蹈矩地沿着既定的路线走,这导致很多人依赖性强,社会适应性弱。间隔年的意义在于,让青年有一个机会摆脱既有的环境,更加清楚地发现自己的优势、劣势在哪里,会发现社会更加需要哪些品质,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间隔年让年轻人和社会的冲突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动态的交锋,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出现了某些问题,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也会让年轻人有一个空间去调整、改变和弥补。”邓希泉说。

但邓希泉也表示,目前中国配套制度的不足,让间隔年的实施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比如应届生如果不及时地就业和升学,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失去一些机会。在大学就读阶段,休学也并不容易。同时,打工赚钱的劳动保障和安全问题也值得考虑。邓希泉建议,相关机构要如实告知参与的年轻人所面临的风险,并且帮助他们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风险。

廖小涵感慨,如果不旅行,就会永远生活在书本和别人的经验里,就好像其实印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用手抓饭吃,印度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飞饼”一样。

但更重要的是,廖小涵从“间隔年”的游历中渐渐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适合做什么。现在的她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立志投身公益事业。

在“间隔年”之后,孙东纯也已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他与旅行中认识的日本女孩结婚,旅居日本,学习新语言,开始新工作。期间,他做过日本中文机构的老师,也兼任国内媒体的撰稿、摄影人。

“从广州一个朝九晚五的白领,到一个旅居国外的‘自由人’,这是我‘间隔年’之前完全想象不出来的。但我们不应该奢望一次普普通通的旅行,会提升你的专业技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和美好前程。”他最想提醒年轻朋友们的是,“间隔年”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也非浪漫感人的艳遇故事,更不是逃避社会和责任的借口。

“我在‘间隔年’的路上学习爱,回家了才是实践的开始,但是我们会更加热爱生活,从容面对苦难。”孙东纯说。

廖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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