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華簡《皇門》篇寫成時代*

周寶宏 劉 楊

論清華簡《皇門》篇寫成時代*

周寶宏 劉 楊

清華簡《皇門》篇，見於今本《逸周書·皇門》篇，簡本《皇門》篇與今本《皇門》篇比較，在異文方面，除了今本有許多譌誤之外，今本多將先秦古體字改爲漢代以後流行的字體，以及一些避諱改字。因此，雖然簡本與今本基本相同，但簡本更接近原本，所以以簡本爲依據探討其寫成的時代。

簡本《皇門》篇爲西周初年的文獻之説是目前最盛行的説法，如李學勤先生《清華簡九篇綜述》、孫飛燕《清華簡〈皇門〉管窺》、朱鳳瀚先生《讀清華楚簡〈皇門〉》、杜勇先生《清華簡〈皇門〉的製作年代及相關史事問題》等。*李學勤： 《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1頁；孫飛燕： 《清華簡〈皇門〉管窺》，《清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第53頁；朱鳳瀚： 《讀清華楚簡〈皇門〉》，《清華簡研究》第一輯，中西書局2012年，第184頁；杜勇： 《清華簡〈皇門〉的製作年代及相關史事問題》，《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29頁。孫飛燕《清華簡〈皇門〉管窺》基於《皇門》篇中一些詞語見於西周金文、《詩經》、《尚書》，從而確定《皇門》爲西周文獻。朱鳳瀚先生《讀清華楚簡〈皇門〉》通過字詞的詳細考證和内容的深入研究，認爲：“現簡本雖非原本，但根據上文的分析，仍保存較多西周文字原貌。”上引孫文和朱文主要尋找《皇門》篇中西周時代的證據，却没有指出簡本中較晚的證據。杜勇先生《清華簡〈皇門〉的製作年代及相關史實問題》除了找出西周時代的證據，又找出了東周時代的證據。杜先生指出的東周時代證據是： 1. 天神，2. 讒賊，3. 嘉德，4. 休德，5. “百姓”與“萬民”連用。這些詞語只見於東周文獻，而不見於西周金文和西周文獻。

杜先生根據他找出的詞語大部分見於西周金文、西周文獻，只有少數幾個詞語見於東周文獻的情況，説：

通過前面對清華簡《皇門》主要用語及語法現象的考察，確定它爲西周文獻應無大誤……

實際情況可能是，《皇門》作爲周公誥辭，最初完整保存於王室檔案之中。到了春秋時期，由於王室衰微，亟需大門小宗建言薦賢，匡扶危局，故由史官從王室檔案中析出並略加整理，作爲先王之教來凝聚人心，以振興王邦。在檔案整編過程中，不免有限使用了春秋時期行用的辭彙，從而使其染上了少量東周時代的語言色彩。

按： 上引杜先生的説法是，不但今傳本《皇門》篇改、加了一些後代詞語，竹簡本《皇門》篇也改、加了一些東周時代詞語。但他還認爲簡本《皇門》基本上是西周文獻，所記史實爲西周初年周公時代的。

其實，簡本《皇門》篇中確實有一些晚出的詞語，可是諸家或未指出，或不願指出，如：

1. 隹(惟)莫開余嘉德之兑(説)。

按： 兑(説)字在此用爲主張、建議、説法等，此種用法未見於西周金文和西周文獻，最早見於春秋和戰國文獻。

2. 我聞昔才(在)二又(有)或(國)之折(哲)王，則不共(恭)於卹……

按：“二又(有)或(國)”，依文意是指夏、商二國。今本《皇門》篇“國”字多見，除上文“二有或(國)”之“國”外，在簡本《皇門》中皆作“邦”，説明今本《皇門》篇改“邦”爲“國”是爲避劉邦諱。按常理講，簡本對應今本“國”字的“邦”都應是“邦”字，但上引這句話中，簡本却仍然是“或(國)”字，而且不寫作“國”，而寫作“或”，且“二有國”的説法見於《尚書·召誥》“我亦惟兹二國命”。這是很奇怪的事，令人生疑。當然，“國”字最早見於西周穆王時代的录卣，但不用爲國家之義，而用爲“域”，與西周金文“或”字用法相同。西周晚期宣王時代之毛公鼎，兩見“或”字，一用爲“康能四或”，此“或”字用爲“域”，詞義很明確；二用爲“迺唯是喪我或”，此“或”字多數人認爲是國家之義，但也有可能用爲“域”字，喪失地域之義。春秋戰國金文已習見用“國”爲國家義，如蔡侯鐘“建我邦國”。總之“或”或“國”有國家之義最早産生於西周末年，而習見於春秋戰國。據此而言，《尚書》、《詩經》中西周時代文獻中用爲國家之義的“國”字，當時都寫成“邦”字，最早是春秋戰國秦漢時代才改爲“國”字。簡本《皇門》篇“二有或(國)”並無證據證明改自西周的傳本，因爲多處用“邦”字，唯此處用“或(國)”字。那麽，此處寫作“或(國)”顯然是戰國人所寫，西周時代特别西周早期“或”根本不用爲國家之義。

3. 以助氒(厥)辟，堇(勤)卹王邦王家。 是人斯助王共(恭)明祀，敷明刑。 卑(俾)王之亡(無)依亡(無)助。 夫明爾德，以助余一人憂。

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隹(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國)，自之飆民。’烏(嗚)虖(呼)，爾有唯(雖)小子亡(無)戠(識)，視于公氏有爵于天，飇(徹)令苟(敬)享(哉)。颿王龏(恭)德谷(裕)天，順(訓)我不每(敏)。王咸飈(誥)，何易(賜)貝卅朋……”

有學者認爲“颿”訓助，“颿王龏(恭)德谷(裕)天，訓我不敏”，是周王勉勵“何”助王……。“王”和“我”爲王自稱，王的講話包括“颿”字後兩句，至“王咸誥”才是表示王講話完畢。按： 這是爲了訓“颿”爲“助”而誤解了原文。周成王的講話到“敬享”結束，而“颿”字後兩句是“何”對成王講話的理解或評價，而“王咸誥”即“成王誥何完結之後”之義，銘文意思是，成王誥何之後，何被成王賜貝卅朋……“王咸誥”連下句讀最符合文義。最關鍵的是，上引何尊銘是“王誥宗小子于京室”，講話内容是鼓勵宗小子學習父考“有功于天”、“徹令敬享哉”。既然以國王之身份誥前大臣之宗族小子，怎麽可以讓他們“訓教我這個不聰慧的人”呢？不合情理。況且，周成王怎麽能自稱“恭德裕天”呢？也不應該呀！如把“王”理解爲“何”對成王的稱呼，而“我”是“何”的自稱，那麽這兩句話就通順了。其他金文中“颿”字完全不必訓爲“助”，也是通暢的，不贅述。

總之，西周金文特别是西周早期金文，没有確定無疑的“颿”字用爲“助”義者。

4. 迺方(旁)救(求)巽(選)睪(擇)元武聖夫，飉(羞)于王所。 句(敬)克又(有)飊(諒)，亡(無)不飋達，獻言才(在)王所。 乃弇盍(蓋)善夫，善夫莫達才(在)王所。

按： 所字，在西周金文中最早見於周厲王時的敔簋銘文“奪孚人四百，啚于榮伯之所”，而且僅此一見，又是摹本。此外西周金文未見任何“所”字，特别是這種用爲處所義的“所”字。春秋金文用爲處所義的“所”字已爲常見。由此可知，處所之所絶對不會在西周早期文獻中出現，最早只能出現於西周晚期的文獻中。西周傳世文獻如《尚書》、《詩經》等情況大體與西周金文相同。

5. 譬如戎夫，驕用從肣(禽)，其猷克有獲。

按： 今本《皇門》篇作“譬若畋，犬驕，用逐禽，其猷不克有獲”。對照今本，簡本之“從禽”，即今本之“逐禽”，從，有追隨、追趕之義，與古文字“逐”字用法相同。據此可知，簡本“禽”在此爲禽獸之義，用爲名詞。甲骨文中已習見“禽”字，但用爲動詞“擒”，未見用爲名詞“禽”者。西周早期金文未見用爲動詞擒和名詞禽獸的“禽”。西周晚期金文用來指被俘敵方人員，名詞。《逸周書·世俘》篇，公認爲西周初年的作品，禽字數見，皆用爲動詞“擒”。

此外，還有一些句式，不是西周早期所能有，未見於西周金文，如：

不肯惠聽亡辜之辭，乃維不訓是治。

乃維有奉俟夫，是揚是繩，是以爲上，是授司事師長。

按： 上引“不訓是治”，“是揚是繩”，這兩種賓語提前的句式不見於西周金文，更不可能見於西周早期，西周晚期傳世文獻和春秋戰國文獻習見。

還有一些詞語，其實也不見於西周金文和西周文獻，可能也是春秋戰國時代，最早是西周晚期才産生的詞語。

上引五條中的詞語及兩種賓語提前的句式，在全篇中占的比例不算少了，這些基本上是可以肯定都不是西周早期就有的詞語，習見春秋戰國時代，最早也只能産生於西周晚期。簡本及今本的《皇門》篇有了這麽多這類詞語，非要説這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戰國時代人根據原來西周檔案改寫的，也無法尋找這方面的證據，難取信於人。這類記載西周史實而詞語又多有春秋戰國時代文獻特色，在傳世文獻中不少，如《尚書》一些篇章，研究歷史的學者喜用所據史事有所依據、根據原始檔案改寫、流傳過程中所致等等理由，認爲所記史實爲實有，文獻的主體爲原始資料。是不是真的這樣，其實也没有什麽明確的證據。簡本《皇門》就是這樣的文獻。

這樣的文獻寫成時代有兩種可能：

一是來自西周初年的原始檔案，後經西周晚期至春秋戰國時代的人改寫。

二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戰國時代人的擬寫。這類擬寫的文獻，人物、時代、地點、歷史事件(只是簡單的記載)是真實的，但所記事情詳情特别是人物對話、講話，都是擬寫的人編造的，但不是有意作僞，而是通過真實人物的言行的虚構，藉以表達編造者自己的觀點或主張。

如果是屬於後一類的文獻，所記史實，是否有歷史價值就不言而喻了。

總之，清華簡《皇門》篇爲戰國時代人所撰寫，所述言行史實也不一定是真實的。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西周金文地名集證”(14AZD11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度項目“西周青銅器銘文考釋”(項目批准號09YJA740084)、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周青銅重器銘文集釋(西周早期)”(項目批准號11BYY091)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