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碎片中寻找安身立命的脉络

刘英团

人生来是做什么的？难道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周而复始卖命地工作，难道就是为了薪水？“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就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在劫难逃。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言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忧不无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而同时，“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了地方。”当代著名学者余世存在新著《安身与立命》的序文《应是鸿蒙借君手》中援引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的话表明，安身也好，立命也罢，都是人生价值实现的必然途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对国家和民族历史，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反映的不仅是思想情感、心理诉求，更是立场观点、价值取向。

于安身之处立命、于立命之处安身的生命安置，才是安身与立命之正解。《安身与立命》是余世存“立人三部曲”之二，侧重从经济、生存的角度写人物。“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无论用于指涉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才干，都包含着“民生”，包含着“经济秩序”。“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梁启超认为，“各国租税，务稍重富民负担而减轻贫民负担者。国乃适与相反，惟敲削贫民，诛求到骨，而富者反毫无所出”；“其他各种杂税，名目迭出不穷，而按其性质则无一非以病贫民。而所谓最良之税则，如所得税、遗产税、地价差增税等，凡足以均贫富之负荷者，则无一而能行。”梁启超强调，“凡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国家岁入、岁出之决算，每年由审计院检查之。”梁启超深邃的财政见解，虽未能救弊于一时，却给积弱多病旧中国投下一道思想的闪电，即便当下之财政金融改革也可从中获得些许启迪。

安身与立命落实到人类社会，必然落实到历史的脉络里，而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落脚到为家为国的责任中。“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一如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所言，蔡元培虽具有淡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但又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士？他与清廷斗，与袁世凯斗，与北洋军阀斗，与蒋介石斗，没有大无畏的精神能行吗？他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又何止一两遭？他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贡献可谓大哉”（余世存《蔡元培：有天下而不与》）。

安身即是立命，立命即是安身。将身安于此，又有何不安？将命立于此，又有何忧？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鲁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处于经济筹划和生存的盘算……”尽管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跟钱有关。然而，鲁迅是强大的。正如余世存在《安身与立命》中所言，“他虽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比如，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泽华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

历史在大浪淘沙中，淘洗出时代进步的画卷。“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郭路生《相信未来》）。对于历史，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双眼睛？《安身与立命》分“经世语济民”、“生计与排场”、“安身与立命”三章。其中，余世存不但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梁启超、范旭东、卢作孚、周作民、虞洽卿、张嘉璈、李嘉诚等12人或致力于个人财富的积累，或致力于经世济民的价值取向差异背后的共同特质。还从个人经济生活的角度使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接近“谋国不成、谋家有成”的康有为与“谋道不谋贫”的王国维，以及“为文字而生”的张恨水和“浪漫与放荡不羁”的郁达夫。在混乱又自由的年代，还一群“非主流”的历史人物（包括胡兰成、章士钊、聂云台、袁树珊、张其锽、李宗吾、余云岫等11人），因为种种原因这群“非主流”的历史人物没有得到后人的足够重视，但余世存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人性的历史的光芒。

《安身与立命》

余世存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