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对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
——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于俊俊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环境管制对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
——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于俊俊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随着我国经济贸易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产业转移成为地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途径，但产业转移也带来诸多环境问题.本文结合不同经济理论分析环境管制与污染产业转移间的逻辑关系，并结合安徽省2000-2013年的统计数据验证环境管制力度对污染转移的抑制作用，建议地方政府完善产业转移中的环境保护政策.

产业转移；环境管制；环境污染

1　引言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经济国际化进度不断加快，海外资本的流入加上地区间生产要素分布的不均匀导致东部沿海区域的产业纷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寻求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同理在区域内部也存在产业转移的现象.产业转移成为我国各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加快实现五年规划的重要方式.但产业转移也带来了诸多负面问题：一方面是区域间产业级差呈现逐渐拉大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升级方向两极化，结构严重失衡；另外一方面是破坏原始环境，产业转移也是污染产业和粗放式产业的转移途径，产业接受方承担了低价值剥削和严重的环境成本.环境质量的不断降低开始受到政府等监管部门的重视，在权衡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的决策中，政府部门开始颁布各种不同的政策，以遏制环境恶化趋势，缓和经济发展中的各项矛盾. 2010年政府出台的关于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环境保护是产业转移决策中的重要条件，任何形式的产业承接不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使得环境管制逐步形成法律条文，逐步推动产业转移的制度化和理想化.

资源经济学和产权理论的发展也带动了环境问题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发展至今重要的研究成果.多数国内外研究学者提出环境因素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而EKC曲线在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基础上首次采用实例分析的方法验证经济质量与人均经济收入间的关系，验证结果显示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收入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关系转折点——在低于上述收入点下两者呈现正向关系，而在高于上述收入点中呈现负向关系.Baumol&Oates(1998)便提出污染避难假说，提出产业转移是经济发达国家将污染型产业转移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重要方式.结合产业梯度理论，产业呈现梯度式转移，从高梯度向低梯度地区不断流动，实现经济转型和保存市场地位. Daniel（2002）环境成本研究中提出环境成本可以细分为两部分，一是环境沉没成本，体现为破坏现有环境质量，降低生活环境费用，二是环境修复成本，主要为环境破坏后的治理和修复费用.朱卫平也在研究国内产业转移现象中认为，除了资源、人力因素外，政府刚性环境监管政策也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监管导致的政治成本存在地方差异，导致产业向宽松政策地区流动.部分学者也提出，环境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无法完全借助市场的交易协调功能，必须借助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监督和管控功能，在政府大力监管的政策下，调动全民的积极广泛参与是减少政策阻力的重要手段.蒋满元（2006）在完全理性人假设前提下，构建了产业转移决策中迁出政府、迁入政府、产业主体间的博弈关系，认为地区经济差异对决策行为产生主要影响，甚至导致政府接受污染产业，出现行为短视化.而田东文等也研究外商投资在区位选择上的影响因素，发现政府的环境监管力度是重要考虑因素，严格的环境监管对污染产业转移具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

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环境监管与产业转移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是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本文将以安徽省2000-2013年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具体分析验证上述问题.

2　环境管制与污染产业转移机理分析

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资本要素的流通障碍逐步减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带动了国际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产业转移是经济要素流转的直接体现，是经济梯度催化后的重要形式.而从成本经济学角度考虑，污染产业的转移机理可为内外因素的推动：内部动力为利润差转移，产业转出地通过高成本低价值部分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其他地区，意图获得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期间的差额，争取自身资源的帕累托效率；外部转移动力为产业的生命周期，衰退期的产业出于提高市场份额和延长产业链的目的，往往通过成本转嫁方式，意图控制成本和转换市场来避免完全淘汰.在产业经济学角度来看，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和本地内部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下，市场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结果.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的产业，尤其是生命衰退期的产业为延长价值链、寻求周期转折点，往往会向低梯度区域转移.结合我国的区域经济状况，按照经济水平带划分，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路径往往是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向.

结合产业梯度理论和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命周期的延伸，导致不同的产业在区域间出现梯度的角色转换.产业转移过程中低梯度产业逐步开始带来环境负外部性，市场调节“失灵”.因此以政府调控为辅的经济管制开始受到重视.面对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双重代价，政府调控是弥补市场不完全有效的重要手段.环境和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其影响到私有产品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只有借助政府的干涉才能减少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实现私有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图1-1　社会与私人边际收益——成本图

上图1-1所示，企业最佳产值为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平衡点，而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的差异（A区域）即为环境成本或治理成本.不存在社会效应的前提下，最优生产量为Q11，而考虑社会公共产品产品成本的情况下，最佳产量则是Q21，私人与公共利益间的差异体现为公共环境为代价所换取的经济流入即以Q11-Q21为产量的商品收益.弥补私人利益自由化带来的缺陷，需要借助外部调控力量.而在产业转移涉及到环境污染时，污染转出方、污染转入方以及转入地方政府三者间存在均衡博弈的关系.尤其是在不完全理性人假设下，转出地、转入地、转入转出地政府间的博弈将受到中央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外部性干扰，出现集体接收转移的决策大于拒绝转移的决策（李志敏，2012）.

3　实证分析

作为中部区域，安徽省一方面承接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不断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处于产业等级中的低层次阶段，属于我国产业转移中的重要接收区域之一，经济发展速度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下文将以安徽省2000年-2013年的统计年度数据进行对该省环境管制政策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制约影响.首先在样本数据选择上，本文选取安徽省2000年-2013年间，工业废水、废气、固定废弃物排放总量，简称“三废”总量（EP）、环境管制力度（EGP）、国内工业生产总值（DIP）、外资工业生产总值（FIP），其中“三废”排放总量EP，采用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标准化处理后的总值作为度量值，环境管制力度采用替代变量法将工业治理投资总额的标准化处理值作为度量值，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安徽省统计年鉴》.

3.12000-2013年安徽省环境质量情况

首先，本文对安徽省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现状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图1-2、1-3、1-4所示.

图1-2　安徽省工业废水排放情况

图1-3　安徽省工业废气排放情况

图1-4　安徽省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情况

从图1-2可以看出2000年-2013年安徽省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在2005年之前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但在2006年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因为十五期间为促进经济增长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提高，环境治理意识被弱化，2008年的废水排放情况好转开始重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境污染开始受到政府的大力控制，主要成立环保局，逐步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一二产业的主导地位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恶化的局势得到很好的缓解.由图1-3可以看出废气排放量在2011年前一直为大幅度的增长趋势，在2012年虽然出现小幅度的下降，但相比废气的下降幅度较弱.本文主要认为是因为安徽省的产业多数认为重污染产业如煤矿加工和重金属加工产业等，对于空气污染较为严重.产业结构的刚性导致在控制力度难以发挥明显的效果，此外，相比废水处理，空气污染的治理难度较大，因此环境管制成果并不明显.由图1-4可以看出，固体废弃物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考虑由于其中涉及到工业废弃物的惩罚措施较少，且其他省份对当地实施的个别危险废物的转移导致.

图1　-5安徽省工业污染治理投资

由图1-5可以看出，在2011年之前安徽省对污染的治理投资一直出于一个稳定水平，可见而面对急剧增长的“三废”排放量，环境污染的严重形式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在2011年之后环境治理投资金额出现大幅度增长，在2013年达到413195万元，缓和了环境污染的恶化形式.

3.2研究指标选取

在样本数据指标方面，考虑到环境污染对象，本文结合各地区环境质量，从水资源、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三方面衡量工业污染程度，将工业废水、废气、固定废弃物（简称“三废”）排放量合计值的标准化处理结果作为环境污染程度（EP）.考虑到监管力度的不可观测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学者李志敏（2012）、沈静（2014）等人的方法，本文认为环保投资完成投资状况可以反映地方政府规制力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将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规模作为环境管制的替代变量（EGP）.产业转移更多体现为外资形式的引进，因此区分产业转移效果上，本文将按照资本性质分为外商投资和国内投资（国有、集体和民营企业），研究不同性质企业的产出水平对污染程度的影响——即国内工业生产总值（DIP）、外资工业生产总值（FIP）与环境污染程度（EP）的关联.

3.3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分析

本文将在前文理论分析基础上，结合样本数据的特点，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验证安徽省环境污染与产业转移间存在怎样的统计关系.本文构建包括资本性质和管制力度两大因素的二元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体现外商投资产出水平和环境管制力度对污染程度的影响，模型（2）则体现为国民投资产出水平和环境管制对污染力度的影响，通过模型（1）（2）的对比可分析省内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采用线性回归验证环境管制对污染是否存在抑制效果度.具体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EP为环境污染程度，本文采用对工业废气、废水、废弃物三种污染排放量的均值化处理后的总和作为综合污染程度的计量；FIP为外商投资工业增加值；DIP为国民投资工业增加值（DIP、FIP取值均来源于安徽省2000-2013年统计年鉴）；EGP表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本文采用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金额作为代理变量；ε为线性回归中的残差项.此外，本文采用对数化处理减少量纲影响.

首先本文将安徽省工业“三废”的排放量进行均值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加总求和，度量环境污染综合程度值，具体数据分布如下表1-1所示：

表1　-1变量定义

文章在建立合适的分析模型前，由于涉及到时间序列异方差，因此降低虚假回归的可能性，本文首先对研究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对于平稳检验中涉及到滞后阶数，本文根据最优化原则——即要保证滞后项又要减少自由度带来的工作量，将采用AIC原则确定最优滞后期.本文依据AIC准则，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AIC准则倾向于涵盖更多的滞后项，在减少自由度的同时又增大结果的准确性，最优滞后阶数设定为1阶.采用ADF检验标准，最终检验结果如下表1-2所示，可以看出各变量标准化处理后的ADF检验值仅处于10%的临界水平上，说明各个变量均通过了相关的单位根检验属于平稳序列，符合建立基本时间序列模型的基本条件.

表1　-2安徽省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分布

表1-3　数据平稳性检验

通过对上述涉及的变量按照上述模型（1）（2）中涉及的外商投资、国民投资在地方环境监管政策下与地方区域污染程度间的关联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见下表1-3所示）：

表1-4　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公式（1）拟合优度达到89.5%，说明环境污染与外商投资、环境治理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关系.具体分析，可以看出环境污染程度与外资企业投资在99%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关系，且正向回归系数达到1.630，说明外商企业投资很到程度上带来的是低梯度层次产业，对安徽省自身发展虽然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带来较高的环境成本.当然也进一步说明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转移的同步性.而环境控制力度与环境污染程度也在90%的检测水平上存在显著关系，回归系数达到-0.132，说明政府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环境投资，可以减少0.132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量.具体分析上述因素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外部投资力度在诱导环境污染中起到主要作用，而政府的环境管制手段虽然也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仍属于功效较弱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政治制度下的资金浪费和重视力度的不足，尤其是在2011年之前政府监管力度的薄弱导致环境污染的控制难以发挥，所以未来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外商投资与环境污染间的最终回归结果如下所示，其中括号内为t值：

由公式（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分析环境污染与国内产值、环境控制力度间的关系，总体拟合优度达到98.7%，拟合效果较好.国内工业产值与环境污染程度回归系数达到2.075，且两者的关系在99%的水平上显著，相比国外投资的系数较高，本文认为主要由于安徽省本身工业类型很大一部分集中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上，且多数产业属于价值链下游，往往以粗放式经营加工为主，因此导致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而外部产业的嫁接也往往依赖于本地丰富的人工和原材料，激发企业盲目追求利润而忽视环境保护导致恶性循环.而环境管制力度与环境污染在90%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85，相比国内生产总值敏感关系较弱，本文认为主要为环境控制力度和经济利润的博弈中，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间接鼓动了企业的短期行为.最终回归结果如下所示，括号内为t值：

4　启示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管制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两者间的机理框架，分析在产业转移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并以安徽省2000-2013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环境管制可以改善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移，且对于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但安徽省由于产业结构的缺陷，导致环境负外部性较大，一方面来源于自身产业结构的粗放式和单一化，另一方面在接受外商投资的同时伴随着环境成本的转嫁.因此要实现地区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仍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实施强有力的监管惩罚措施；将环境财政支出透明化，明确各地机关的环境责任制度，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绩效考核指标.另外，在社会责任披露中建立环境信息披露的刚性规定，鼓励实施有效的公众监督措施，相关监管部门应实现监管体制和方式的创新，鼓励企业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意识.

〔1〕杨蓓蓓.环境管制与污染产业区际转移[D].浙江财经学院,2013.

〔2〕向晶睛.污染避难所假说：中国的验证[D].西南财经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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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静,向澄,符文颖.环境管制对珠江三角洲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J].地理科学,2014(6):717-724.

〔5〕代迪尔.产业转移、环境规制与碳排放[D].湖南大学,2013.

〔6〕张燕.环境管制视角下污染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当代财经,2009(1):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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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7；X321

A

1673-260X（2016）03-0115-04

2015-12-16

安徽财经大学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XSKY1523ZD）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