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变视角下的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创新绩效

董振林 邹国庆

摘 要：基于战略管理的权变视角，本文在整合社会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制度基础观的基础上，探讨并检验了管理者外部社会关系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制度环境特性对于这一关系的影响。通过向国内不同地区开展问卷调查收集数据，笔者对建立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管理者商业关系和政府关系都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管理者商业关系的作用相对更大。同时，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权变性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使得管理者社会关系的作用增强，而制度环境完善性强化了管理者商业社会关系的作用，但减弱了管理者政府社会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管理者社会关系；企业创新绩效；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3001809

一、引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市场制度仍然相对不够完善，企业面临相对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1]。基于这样的情况，企业会倾向于利用管理者的关系纽带作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来帮助自身解决问题，获取资源，保证市场交易的效果和效率[2]。相应地，学术界对于管理者社会关系纽带给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展开了讨论。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个人间的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于位于新兴经济体内的企业运营的重要性[3]。尤其是在中国，关系纽带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工具有助于企业获取关键和稀缺资源[2]，通过非正式的社会机制促进商业交易的完成[4]，增强其对于不确定环境的适应性[5]。虽然不断有新的研究探讨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于企业的影响，然而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这种社会关系对于企业绩效产生的作用，而关于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于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则较为少见。并且现有研究将管理者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笼统地开展分析，忽视了社会关系的组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于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除此之外，虽然个人间社会关系在企业层面的重要性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是有关其对于企业的影响，学者们之间出现了不一致的观点。依据社会资本理论，Peng和Luo[3]指出经理们的社会关系纽带能够为企业带来有价值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够用于使企业产生多样化的产出，进而产生积极的作用。Luo和Chung[6]通过实证检验，认为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甚至是负向的[7]。基于此，近来有学者呼吁研究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于企业影响的权变情境因素，以此来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机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其最大的且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制度和体制的变革，由此所带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则成为处于其中运营的企业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基于以上所述，本文就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从战略权变视角考虑了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首先，基于已有学者的研究，本文将管理者社会关系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管理者商业关系，指的是焦点企业与其他运营企业的经理们所建立的纽带[3]，如供应商、用户和竞争者等；另一类是管理者政治关系，包括焦点企业与不同层面和机构的官员和员工建立的关系纽带[8]。这两类关系的实质、内容和特征等方面都是有差异的，进而对于企业创新产生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本文从这两类关系分别探讨了各自的作用及作用程度，提出了相关命题假设并进行了检验。其次，基于战略管理的权变视角，本文将社会关系相关研究与制度基础观相结合来考察可能的调节效应。除了资源基础观和产业竞争观，Peng[9]指出制度基础观已经成为研究转型经济体企业战略方面研究的三大理论支柱之一，并且明确指出制度环境因素在开展企业相关研究的重要作用。而对于企业创新来讲，Peng等[10]指出制度环境会对企业创新行为与过程产生影响。在中国的情境下，学者们经过研究发现相对不够完善的政府、法律和金融制度会导致环境干扰和无序竞争[9]，从而影响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因此，本文试图从制度环境出发探讨并检验制度环境对于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而纵观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构成制度环境的具体维度来考察其对企业创新战略和行为的影响，比如探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11]。然而，讨论中国制度环境特性对于企业创新行为和过程的影响则较为鲜见。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通过探究制度环境特性对于管理者社会关系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具体地，参照已有相关研究的观点与结论，我们将制度环境特性划分为两个维度，分别是制度不确定性和制度完善性[9-12]，进而考察这两个制度环境特性的作用。

二、理论背景与命题假设

关系纽带的概念来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系纽带被引入组织研究，并且逐渐引起了组织学者们的研究兴趣[6]。首先，依据社会嵌入理论的观点，管理者行为嵌入在其关系纽带组成的社会网络之中[4]。尤其是在新兴经济市场中，关系纽带是无处不在的。在中国，个人间的关系纽带被视为企业运营的关键要素之一，而且对于关系纽带的使用有助于界定一个组织的成功[4]。从企业间交易的层面来看，笔者认为企业间的交易和关系是基于在管理者关系纽带之上的。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纽带通常是发生并发展于企业间建立正式交易关系之前的，并且个人间关系可以作为非正式的渠道来减少交易阻力[13]和建立信任[3]，从而能为企业解决某些问题提供帮助。其次，Adler和Kwon[14]支持社会资本是嵌入并且衍生于组织的社会关系中的，并且社会关系纽带能够为企业带来达到产出目标的重要且有价值的资源。事实上，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并且社会资本通过能够促进开展各种行为的社会关系构建而产生。正因如此，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个体与组织间社会关系纽带的重要性，并且提出通过关系纽带的构建能为组织带来各种可见的有利结果，比如获取相关知识与信息的特有条件、优先的机会与声誉的提升等。因此，McEvily和Marcus[15]认为管理者社会关系纽带被视为一种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一个因其社会复杂性而难以复制的企业资源的来源[16]，进而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动力。

总之，管理者社会关系纽带的社会嵌入性与其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的生产管理运营产生重要影响[4]。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企业，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利用都至关重要，很多时候，你认识谁比你懂得些什么更加重要[3]。管理者社会关系纽带能为企业带来社会资本，从而用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更加具体地，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5]，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主要培育与两类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其他企业经理们的关系纽带和权力与监管机构官员们的关系纽带。虽然这两种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笔者认为两者都是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

除此之外，在中国现今的情境下，一个相对凸显的理论问题就是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17]。在战略管理领域，制度已经从仅仅作为背景走上前台，特别是对于处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而言[18]。而且，制度基础观已经成为与产业竞争观和资源基础观同等重要的理论观点，用来解释企业制定战略决策的原因和这些决策如何导致竞争优势[9-10]，特别是关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和发达经济体企业之间的战略与绩效差异问题。更进一步，企业的创新战略制定和实施都会受到其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制度转型情境下。例如，Atuahene-Gima和Li[1]指出中国的高科技创新企业产品创新战略使用的有效性可能不仅要依赖企业处理外部环境的干扰和无序竞争，还要取决于从政府机构那里获得的政策和计划支持，以减轻他们的资源限制。另外，中国的产权保护制度还相对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产品创新战略的推出。而且，Phelps等[19]指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社会关系嵌入可能会受到更为广阔的非正式文化或意识系统和正式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并且Vasudeva等[20]开始探讨并实证检验了社团主义（Corporatism）对于组织间关系网络属性与组织产出之间关系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关注的层面为组织间层面，而忽视了个体间社会关系的视角，这恰恰是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另外，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形态下制度环境的影响，而中国的情境有其特殊性。因此，探讨基于中国国情的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经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研读与分析，笔者发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制度环境特性的两个方面最有可能影响企业的创新：制度确定性和制度完善性。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可以说是改良和检验现有管理理论的非常好的研究试验基地[18]。

具体地讲，管理者与外部建立的微观社会联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能够起到促进作用，然而，管理者商业关系与管理者政府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程度是有差异的。首先，管理者商业关系能够有助于克服不信任，并且帮助其保持与供应商与用户之间的良好关系，进而促进了焦点企业与其价值链上下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可以增强与创新相关的知识与资源的流动。具体地讲，管理者与供应商经理们所建立的社会关系会加强双方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这些活动供应商可以为其提供切实可行的设计思想，用于其企业相应的生产过程的可替代并且多样性的原材料和有效的生产实践等[15]方面的知识与信息，这些知识通常会提升企业改进其产品的质量、效率与速度。而与供应商企业不同的是，通过与用户企业管理者们建立社会纽带关系，会增进焦点企业与用户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互动，通常会使得用户企业可以给予其产品与产出相关的知识[15]，这些知识包括替代性的产品构想与新出现的市场趋势、现有的与潜在的顾客需求和潜在的产品新应用，这些知识对于企业来说很可能是与现有知识基础不同的，从而为企业进行知识重组来进行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对于管理者与竞争对手的管理人员建立的关系纽带而言，同行业竞争对手之间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论竞争还是合作都会促使企业分析其竞争对手，在这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过程中，企业会从竞争对手的身上获取一定的知识，并且会增强企业对于整个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进而促使企业适时改进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开展相应的创新项目，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以适应行业环境的变化。综上所述，管理者的商业关系会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其次，在中国，管理者不仅仅与其他企业建立商业联系，同时也倾向于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21]。笔者认为管理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纽带可以作为提升企业创新活动的一个来源，具体原因如下：第一，在新兴经济市场，对于企业创新行为来讲，政府很可能起到一个资源配置协调员的作用[8]。管理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纽带可能会有助于企业接受有利于其创新的金融与税务政策，从而保证其创新项目的持续性并且提升其创新活动过程中处理各种风险的能力。第二，中国的智力资产保护机制还相对不够完善，这会导致潜在的科技模仿与不正当竞争，进而为企业创新活动带来消极影响。但是管理者政府关系可以使企业从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些消极影响[8]。第三，在中国的情境下，政府通过修正产业发展规划和制定法规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而管理者政府关系可以允许企业获取与聚集与产业方面相关的政策，这样企业能够重组不同的知识元素从而改进机会认知与创造潜力[22]。由上所述，管理者政府关系能够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政策倾斜，从而保证其创新的成功性，抵消制度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对于创新的影响，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信息，这些作用会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虽然上文已经指出两类管理者社会关系都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然而这两者的作用强度是不同的。相比于管理者政府关系，管理者商业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相对更强一些。首先，管理者商业关系给企业所带来的均是与企业生产流程和产品直接相关的知识与信息。比如供应商企业可能会给企业提供如何改进产品生产流程的知识，给予企业新的生产材料供其选择[15]；而用户则直接提供产品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反映对于现有知识的评价和未来可能的需求；与竞争者的关系纽带则会为企业创新活动指明发展方向。这些知识和信息会在保证企业创新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一方面，促进企业不断改进现有的生产体系，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改进现有产品或推出新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其次，管理者政府关系还有可能会为企业的创新带来限制。第一，企业可能会为了获取资源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游说与影响政策制定者，而不是去推行自身的科技创新。也就是说，企业过分依赖于政府支持推动的商业成功[2]。第二，管理者政府关系可能会导致企业迫于压力将其资源更多地用于地方或区域的政治与民生发展[23]，导致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可用资源减少。因此，虽然管理者政府关系能够为企业创新带来相对优势，也会带来一定的成本，使得这种社会关系的价值有所降低。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a：管理者商业社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管理者政府社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管理者商业社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比政府社会关系要大。

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内部资源使用与整合、战略行为以及绩效都具有显著影响[9]。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制度情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中国属于新兴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对较快但人均国民收入相对较低，而且政府会倡导和鼓励经济和市场自由化。其次，中国正在经历制度转型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进行过程中[9]。虽然经济体制已经有所转变，但是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较强干预作用依然存在，这就需要继续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并使得政策与法规的执行到位，解决制度真空所带来的问题[12]。最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使得企业在其运营过程中面临着相对较多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来自于制度变革和政府变动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而这就需要企业给予制度环境更多的关注，适当地调整其战略和行为，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冲击，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2-10]。基于此，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后，笔者发现制度不确定性和完善性是制度环境特性的两个重要反映指标[12]。制度不确定性反映的是制度环境变化的频率、不可预测性以及无固定的模式可循等特性，其近义词为不稳定性和动态性；制度完善性反映的是企业组织边界外部制度环境中支持企业运作和发展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健全程度和法规制度的落实性，较高的制度完善性作用于企业会使得企业将有可能感知到较多的制度支持。因此，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维度考察制度环境不同特性的调节作用。首先，制度不确定性会为企业对于未来的判断带来许多未知因素，企业的管理者对于未来的预测与现实的差距可能会较大，所以企业创新行为的效果与效率呈现相对较高的不可预测性。为了达到与环境变化相适应，仅仅依赖企业内部资源进行创新来保持竞争优势是不够的，所以企业的管理者就更有可能采用社会关系纽带来获取相关的资源与知识，从而尽可能地保证创新活动的持续与成功。其次，制度环境完善性的差异使得企业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经营运作的基础保障性具有异质性。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制度变革对企业创新产生深远影响[23]，目前中国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法律不健全和执行不到位等问题还较为突出，存在着诸多的制度真空。然而，体制转型的过渡期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使得企业的管理者仍然采用社会关系作为重要的经营手段，以此为企业创新获取资源和支持。但是，随着制度不断完善，企业经营环境更加宽松与自由，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相对减少，企业为获取资源与得到保护而依赖于政府官员的程度降低[24]，因此，管理者政府关系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作用随着制度环境完善程度的提升而有所降低；而相反的是，管理者商业关系会随着制度完善性的提升而增强。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增强管理者商业关系和管理者政府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H2b：制度环境的完善性会增强管理者商业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但是会减弱管理者政府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三、数据收集与变量测度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有效样本来自上海、北京、吉林和黑龙江4个地区。共发放问卷344份，回收问卷281份，其中有效样本222份。笔者对研究中涉及的所有变量的测量题项都遵循双向回译原则，以保证各个中文题项含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有关创新绩效的测量，本文主要参考了Chen等[25]的研究共有5个题项测量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关于管理者社会关系的测量参考Li和Peng[17]的研究共有6个题项。对于制度环境的测量，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以市场化程度指数[26]为基础档案指数测量法，虽然这种方法有其一定合理之处，但是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市场化指数不能反映省内或者区域内的制度环境差异。其次，制度环境的影响需要通过管理者的感知起作用，这也是不同个体处于同一客观环境所做决策不同的原因[27]。因此，本文采用主管感知的调查问卷方法来测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这一变量，量表主要参考了Luo[28]的研究，并且做出适当的调整，用以衡量制度环境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本文的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法，量表题项内容及来源如表1所示。制度完善性的测量主要参考了Atuahene-Gima和Li[1]的研究中测量有关制度支持作用的题项，由于本文采用感知测量法来测量制度环境特征，就企业而言，制度完善性对给予的感知就是其所能感受到的制度对于企业发展的支持，因此，将有关制度支持的测度应有于本文中。参考已有相关研究，本文将企业经济属性与企业规模设为控制变量，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和非国有分别用0和1表示；1、2、3、4和5分别表示规模在100人以下、101—300人、301—500人、501—1000人和1001人以上的企业。

由表2可知，各量表的Cronbach’sα均大于0.700，这表明各变量的测量符合信度要求。除此之外，本文还对三个量表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提取5个公因子，各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500，这表明对于本文所涉及的变量测量具有较好的内部结构效度。因此，可做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2.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3可知，管理者商业社会关系和政府社会关系都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r=0.295，p<0.010，r=0.286，p<0.010）；管理者商业社会关系和政府社会关系都与制度不确定性正相关（r=0.059，p<0.010，r=0.133，p<0.010），略有不同的是，管理者商业关系与制度完善性正相关，而管理者政府社会关系与制度完善性负相关（r=0.126，p<0.010，r=0.019，p<0.050）。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

3.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特性的调节作用。首先，将本研究涉及的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模型中。其次，把模型框架中的两个关键自变量依次引入回归分析中。因为本文还要比较管理者商业关系与管理者政府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的差异。最后，将考察制度环境特性的不确定性和完善性两个调节变量的作用，引入了管理者社会关系两个维度与制度环境特性两个维度的四个交互项来考察调节效应的显著性。并且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的数据在进入回归模型分析之前均进行了数据的中心化处理。经过中心化处理之后，回归系数的方差膨胀系数（VIFs）的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的数值均小于10，这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反映的管理者商业社会关系对因变量解释的方差。从两者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管理者商业关系的解释力要大于管理者政府关系的解释力。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管理者商业社会关系和政府社会关系都对创新绩效具有提升作用。而从管理者社会关系不同维度的作用差异比较来看，管理者商业社会关系相对于管理者政府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一些。因此，H1a、H1b和H1c得到了实证检验结果的支持。

而对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而言，模型6的制度环境特性两个维度与管理者社会关系两个维度之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示了调节效应的具体状况。首先，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管理者商业关系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113，P≤0.010），以及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管理者政府关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104，P≤0.050），这就印证了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管理者社会关系两个维度对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作用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制度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管理者社会关系更有利于企业创新。其次，制度环境完善性与管理者商业关系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083，P≤0.050），这表明制度环境完善性对于管理者商业关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完善性高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商业关系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最后，制度环境完善性与管理者政府关系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0.056，P≤0.010），这表明制度环境完善性对于管理者政府关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完善性高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政府关系对于企业创新之间的作用将会有所降低。由以上的分析可知，H2a和H2b都得到了实证检验结果的支持。

4.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以下方法测试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为自变量（管理者社会关系）和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设置了多种计算方法，以管理者与外部不同实体建立的社会关系个数作为自变量的测度，同时以新产品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的测度。不同的计算方法可以互为稳健性测试，回归结果表明无论自变量和因变量采用哪种度量方法，回归结果均一致，这充分说明回归模型有较强的稳健性。

其次，本文有关调节变量的假设逻辑之一是制度环境完善性相对较高时，管理者商业关系对于创新绩效的作用增强，而与此相反，制度环境完善性相对较高时，管理者政府关系对于创新绩效的作用减弱。因此，针对制度环境完善性的调节效应，研究采用分组回归方式检验，把样本企业根据其所在制度环境完善性程度分为两组进行回归检验（利用均值分离技术，大于均值的赋值为1，否则为0）。然后在回归结果基础上，运用z检验，

表5模型2中管理者商业关系的回归系数为0.309（P≤0.010），模型4中的回归系数为0.468（P≤0.010），然后采用z检验，|z|=3.570，大于tα=0.050=1.960，模型2中管理者政府社会关系的回归系数为0.415（P≤0.010），模型4中的回归系数为0.263（P≤0.010），然后采用z检验，|z|=3.960，大于tα=0.050=1.960。综合表4和表5的检验结果可知，制度完善性使得管理者商业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得到增强，而制度完善性则减弱了管理者政府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所以，分组回归的结果支持了H2a和H2b的逻辑推理，而这则表明回归分析所呈现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在中国，个人的社会关系对于企业绩效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探讨，并且已有研究检验并证实了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于企业存在重要影响[3]。然而，有关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则相对鲜见，而且现有研究还忽视了关系纽带所嵌入的更为广阔的制度环境的作用[20]。结合相关理论，本文旨在回答下列问题：（1）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是否存在影响以及作用如何。（2）制度环境是否调节管理者社会关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影响。

本文现有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于企业影响的研究有以下几点贡献：首先，基于战略的权变视角，结合社会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制度基础观，探究了管理者社会关系在企业创新方面的作用，证实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社会关系确实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从而回答了有关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发展并保持管理者的社会关系需要大量的投入，即作为一个企业战略的管理者社会关系是有成本的。因此，考察管理者社会关系不仅对于研究者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中国企业的实际运营也是十分重要的。其次，笔者依据已有研究将管理者社会关系划分为管理者商业关系和管理者政府关系，进而检验这两种关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各自作用。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将商业关系与政府关系的各自作用展开比较，从而能够使我们对于管理者社会关系的作用做出一个更为清晰和深入的刻画，进一步推进这个领域研究的发展。最后，本研究考察了制度环境在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探讨管理者社会关系与创新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情境权变因素能够使得我们对于两者关系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特别是在中国制度转型时期考察制度环境的作用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本文增进了我们有关管理者社会关系对于企业创新影响的认识，然而还存在如下一些限制：第一，我们只是考察了创新绩效作为一个整体所受到的影响，然而企业创新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概念，包括多种类型，比如过程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等，未来的研究应该考察企业社会关系对于不同类型创新的作用。第二，管理者社会关系属于企业间的非正式连接形式，企业间关系还包括合同、协议等正式连接形式，这两者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如何是进一步研究的关注点。第三，本文考察的是企业外部的管理者社会关系，而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会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探讨企业内外部社会关系对于创新的单独与耦合作用是有益于我们对于企业社会关系作用的理解和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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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