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校园欺凌应对策略的国外借鉴

张慧籽

编者按：国外对校园欺凌的关注和治理起步较早，在尝试应对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富有各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治理方案，可以为我国校园欺凌现象的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为此，我刊编辑部针对国外中小学校应对校园欺凌的策略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期国内教育工作者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前言

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亦称校园霸凌，其中“霸凌”一词主要在我国台湾地区使用[1]。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中，将校园欺凌界定为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事件[2]。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不断增多，过程触目惊心，性质十分恶劣，引起了人们对青少年校园欺凌现象的广泛关注[3]。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圣殿，教师则以培养身心健康并全面发展的青少年为己任，而校园欺凌扭曲了学校教育的本义，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秩序，危及校园安全[4]。欺凌行为的反复性、方式的多样性（主要有肢体欺凌、言语欺凌、性欺凌和网络欺凌等）、对象的固定性等给受害者的身心带来巨大伤害，并且欺凌者可能会发展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暴力行为者。事实上，受欺凌者也可能会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暴力行为者，1999年科罗拉多州柯伦拜高中的校园枪击案可为此提供证明。因此，校园欺凌必须引起各界的关注、重视及反思，如果置它于不顾，可能会造成无法预期的严重后果。那么，具体到学校，应该采取哪些应对策略呢？对此，国外的相关应对策略或许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国外应对校园欺凌的策略

国外学校对校园欺凌的关注和治理起步比较早，也存在一些共性。如注重增加校园监控设备，要求学校的一切活动尽可能可视化、公共化；有国家法律条例的规定和支持，比较重视预防（如反欺凌相关知识的教学和宣传）和干预（对欺凌者的处理和对受欺凌者的援助），只是在具体实施上各国都有自己的特色，并自成体系。具体阐述如下。

1.对校园欺凌行为持明确的反对态度

在对待欺凌行为的态度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零容忍”的态度，一种是“全校参与”。其中，挪威、美国和南非在这方面的做法比较有特色。

挪威学校实行基于“零容忍方案”的欺凌预警和干预策略。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学校根据“筛选标准”对学生的欺凌行为进行识别和防范，并对学生的行为偏差进行及时而礼貌的纠正；第二，建立匿名报告系统，鼓励学生及时报告欺凌现象，以便学校及时将其录入系统备案；第三，向学生表明并强化反欺凌的坚决态度，构建强有力的反欺凌规则体系；第四，强化教师在学校中的权威，比如值班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学生课间休息时要佩戴“零欺凌”的标志，并穿上耀眼的黄色反光背心以强化其权威[5]。

美国也强调对校园欺凌行为的“零容忍”。学校要制定零容忍政策，为所有在校生进行如何应对欺凌的培训，如怎样对欺凌者说“不”，怎样向成人求助，怎样与欺凌者或受欺凌者建立友谊等；还通过反校园欺凌行为运动，将校园欺凌现象搬上舞台，由学生自编自演，在表演结束后则由校长向全校师生宣布“欺凌行为零容忍”校规，同时号召大家进行讨论，找到制止和根除校园欺凌的有效方法[6]。

在南非则强调“全校参与”。首先是全面了解并评估校园欺凌行为的现状；第二，全校参与制定欺凌行为的管理条例，并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责任；第三，向全体师生、职工和家长公布相关政策，使其了解政策内容；第四，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参与、定期审阅和修订政策及干预措施，保证其适用性[7]。

2.通过配备专业人员及第三方介入机制加强预防

校园欺凌行为的应对需要专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在这方面，韩国、日本以及南非等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韩国在学校设置专职咨询教师及负责小组，专职咨询教师从社会上聘任，负责咨询，向校长或其他机构报告与施暴者或受害者的咨询交流结果，并对因遭受校园暴力而恐惧上学的学生进行早期诊断并提供帮助；负责小组的成员为校内的班主任、任课教师、保健教师以及专职咨询教师，主要负责调查校园暴力事件并将调查结果报告给有关机构，而调查费用则由国家财政负担[8]。

为保证在公平公正的理念下更加客观高效地防范并解决欺凌事件，国外学校还实行第三方介入机制。韩国学校设置了学校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委员由校长任命，主要包括学校教师、家长、法官、律师、警察、医生等，主要负责成立相关组织和机构、保护受害者、指导和惩戒施暴者、调解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纠纷以及相关法令规定的其他事项[9]。日本学校设有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儿童安全对策支援室”等第三方团体，一般由律师、心理医生、退休警官和大学教授组成。此外，自2016年起，日本开始致力于构建“团队学校”，创设引入心理专员、福利专员等外部专家的协作机制，一旦发现有学生遭遇或可能遭遇欺凌，学校要立即对有关事实开展调查[10]。南非学校设有学校安全委员会，定期组织以宣传教育反欺凌行为为主题的活动，并在学生中成立顾问小组，就如何防范欺凌行为进行探讨，以为校方制订反欺凌行为的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参考[11]。

3.注重师生反欺凌技能培训，提高问题解决能力

发生校园欺凌事件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青少年缺少问题解决的技能，比如我国的独生子女化和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兄弟姐妹的减少，使得很多青少年不知道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应对出现的问题。不仅如此，一些家长也缺少问题解决的意识、方法和技能。如有些家长即使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受欺负，也不积极解决问题，而是让孩子休学或转学，这样的处理方式只会让受欺凌者感到无助和无能，并助长欺凌者的嚣张气焰。挪威、瑞典、日本等国家就注重了师生的反欺凌技能培训，特别是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挪威最早对未成年人欺凌现象进行了研究，在应对校园欺凌的问题上有较多尝试。挪威学校会开设相关的反欺凌课程，培养受欺凌者应对欺凌的技能、欺凌者的移情能力以及旁观者的责任意识；尽可能多地召开以反欺凌为主题的班会，并采用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学生探讨欺凌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引导和干预[12]。

瑞典学校注重通过培训提高教师的相关能力，并致力于推动良好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的形成，以打造学生主动积极参与、教师辅助指导应对欺凌的局面。比如，放手让学生制订班级规则，共同约定不欺凌他人，帮助受欺凌者，关照容易受排挤者；每周召开一次班会，就如何维持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如何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进行讨论；让学生之间结成学习小组，在共同学习中建立友好关系；定期组织开展校内外活动，如夏令营等，培养学生的团体意识与合作意识[13]。

日本学校制订了相关计划，通过一系列技能培训来提升教师防止和处理欺凌事件的能力；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培育学生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心，使学生感恩生命、相互理解[14]。南非学校对校内行政管理人员、任课教师、非任课教师和其他员工进行制止和干预欺凌的连续训练，以提升他们应对欺凌的能力，并在课堂教学中教授学生如何应对校园欺凌[15]。此外，美国的奥韦尔欺凌预防项目也注重师生对欺凌行为认识的提高和应对欺凌行为的技能的改善[16]。

4.对卷入校园欺凌事件的儿童提供专业帮助，保护其健康成长

（1）及时、专业的欺凌干预

当学生首次遭遇欺凌时，挪威学校会立即召开1至3次的会议来进行及时干预，通过强化校方反欺凌的态度来实现惩戒欺凌者的目的；随后派遣专门的心理教师跟进受欺凌者，及时抚慰其心理，并传授其应对欺凌的具体步骤，同时不泄露其隐私。在此过程中，教师会先和每一个欺凌者单独会谈，谈话是在短时间内连续进行的，以避免欺凌者之间“串供”，然后和所有的欺凌者共同座谈，根据事态的严重性给予他们警告处分，同时告知其家长也要参与会谈；紧接着，教师召开反欺凌座谈会，通过反复强化以终止欺凌者实施欺凌行为；倘若时机成熟，教师将会安排1至2次的调解，通过第三方的介入，使双方在尊重的基础上共同达成建设性的终止欺凌协议，以从源头上终止欺凌[17]。

瑞典学校要求，教师一旦发现欺凌行为产生，要立即与欺凌者和受欺凌者进行谈话，命令欺凌者不得实施欺凌行为，对受欺凌者进行保护；若欺凌情况比较严重，应邀请双方家长共同商讨对策，制订解决方案；邀请双方家长参加咨询会议，倾听专家的意见；借助有影响力的学生的力量化解学生之间的矛盾，解决欺凌问题，同时选任个别学生作为监视员，及时向教师报告欺凌现象[18]。

（2）引导与惩戒相结合，加强引导性

美国学校的学生管理实践正在走向更加注重引导和惩戒相结合的方式，其主导方向是减少惩戒的使用，采取更具支持性的方式来应对学生的违纪行为，如建设支持性学校纪律体系、全校性的积极学生管理体系等，努力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安全性、支持性、受欢迎的学习环境，同时尽可能地将轻微违纪学生留在校园和常规教室里；倡导理解和关心学生，在班级和学校生活中逐步满足学生的安全、归属和尊重等基本需要[19]。日本学校在确认欺凌事实后，会对被欺凌者及其家长进行持续性支援，而对欺凌者及其家长分别进行指导，并且在此过程中，校长及教师可依据规定对欺凌者进行惩戒，但不得体罚[20]。南非学校非常注重快速应对，当欺凌现象发生时，在场的教职工都应该进行快速有效的制止和干预，并且受过训练的教职员工应当分别与受欺凌者和欺凌者谈话，以了解整个欺凌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联系双方父母共同商讨处理欺凌事件[21]。

此外，各国也注重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应对校园欺凌。例如，瑞典学校会召开由校长、教师、心理学家、社会福祉学家、学生家长和学生代表参加的全校会议，共同研讨校园欺凌问题，并制订长期预防计划；定期召开由学生家长、学生和教师参加的家长会，让学生认识到校园欺凌的危害，以及如何对其进行预防[22]。日本则鼓励学校积极上报欺凌事件，并要求学校积极与家长联系，举办面向家长的科普讲座，但对家长义务的规定不得理解为学校欺凌防范责任的减轻[23]。

三、应对校园欺凌时要着重注意的问题

1.加强预防欺凌的教育，使学校反欺凌教育常态化

和解决大多数教育问题一样，防止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预警在先、防范在前[24]。学校应将预防校园欺凌工作作为学校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提高自觉地不实施欺凌行为的意识以及对欺凌行为的辨别、应对能力。学校可以编制校园欺凌预防教材，辅以相关的视频宣传资料，以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向其经常性地宣讲校园欺凌的危害及预防的意义，培养其正确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可以根据教材编写一些情境表演剧本，让学生在角色扮演过程中体验受欺凌者内心的痛苦以及欺凌者的自责感[25]；要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确保教师有充足的时间与学生共处和交流，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培训，以提高教师对于欺凌的危机意识和自主解决欺凌事件的能力；在校园内一些偏僻、不易察觉的地方健全监控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欺凌行为的产生或增加及时发现欺凌行为的可能性；借助社会各界力量，构建校园欺凌预防网络。

2.加强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单亲家庭儿童的关注和教育

有调查发现，在流动、留守儿童密集的地方，如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欺凌事件往往呈高发态势[26]。究其原因，不论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还是处于单亲家庭的儿童，父母的失位改变了原本稳定的家庭结构，造成了这些儿童道德社会化的重要主体缺失，其道德、情感约束较低；同时，“反学校文化”的存在，吸引着在学校主流文化中遭受排斥或忽视的青少年，他们通过“帮派”等形式，加大了欺凌的迫害性[27]。需要注意的是，来自相同家庭背景的儿童（如都是流动儿童），在面对相似事件时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要么成为欺凌者，要么成为被欺凌者。因此，关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单亲家庭儿童的教育，特别是反校园欺凌方面的教育，必须要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3.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慎用惩罚，加强引导性

依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基本需要（如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和尊重需要）的长期匮乏是导致个体产生欺凌行为的内在动因。所以，让欺凌者的这些匮乏性需要得到一定的满足，对其欺凌行为的治理是有利的，而惩罚并非使欺凌者满足匮乏性需要的良策。多数研究表明，停学等惩罚可能会给学生的未来成长造成障碍，包括加剧学生学业失败的风险，增加学生辍学、涉足犯罪的可能性等[28]。因此，教育者在面对欺凌者时，应给他们多一些关心、多一些情感投入，注重根据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来分析其行为动因，以提出更为人本而全面的干预策略，建立关心与惩戒相互支撑的校园欺凌应对体系。

4.加强对校园欺凌事件中围观者的关注和教育

多数研究指出，欺凌者的“快感”与受欺凌者的“痛苦”均因围观者的存在而被放大，而且围观者的数量和类别构成（分为协助者、附和者、旁观者和抵御者）能够使欺凌产生不同的后果。那么，若能有效分化围观者群体，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欺凌数量、减轻欺凌后果[29]。因此，学校应大力倡导对欺凌说“不”的策略，重视班级集体文化建设，以减少围观者或潜在围观者的数量，使围观者撤出围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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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