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个影响我一生的人

褚伟

父 亲去世后，每当父亲节来临，我都会有很多感触。他死于癌症，从发现病情到离开，只有几个月。

2003年初夏，非典肆虐，武汉封城。我在报馆里，不得脱身。突然接到二哥的电话：老头子走了。“走了”是什么意思，你晓得吧。电话里，能清晰地听到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

回家的长途车上，一路地哭。赶回家里，从后门进屋，他躺在门板上，脸上盖着一匝黄色的纸钱。脚上，穿着崭新的布鞋。我跪在堂屋里的泥地上，不停地哭。有人来劝，我依旧自顾地哭。揭开他脸上的纸钱，蜡黄的脸已没有熟悉的表情。

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父亲弥留的最后时日，未能陪伴，甚至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那以后，真切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切与无奈。这么多年来，无论自己遭遇了什么，每年的春节都坚持回乡过，父亲不在了，母亲仍倚门而待。

父亲其实是个篾匠艺人，擅长用竹子和竹篾制作各种家常用具，最拿手的是做竹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师傅，授徒二十余人，自家子侄基本都曾师从于他。不过，在最潦倒落寞的时候，他的徒弟们并没有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礼数待他。

父亲后来经商，随后败落。我那时还小，对其中详情并不太清。最近一次听二哥回忆，是被合伙人骗了。合伙人，是关系亲近的人。

父亲由此消沉，四十多岁回乡务农兼做点小手艺。中学时代假期里，常陪他卖菜。天不亮就起床，用两个货篮装好前一天采摘好的辣椒、茄子或西红柿，挂在自行车后座两侧，骑行约20公里到集市上摆地摊卖。他与我各守一头，一人一杆秤，他卖我也卖。夏夜里，还经常在瓜地里和他一起守夜。

最艰难的日子里，村里不少人劝他，不要让我们兄弟几个上学，应该都出去打工赚钱。他很坚持：你们让你们的儿子出去打工赚钱，我让我的儿子读书。再过十年，你们等着看。

不知道父亲当时何以有那样的信心，坚信读书才有出路。初三，我依旧是一个沉默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不好，100分的化学只能考10多分。中考前，父亲说，干脆复读一年，今年就不参加中考了。复读，改变了我的人生，勉强考上了重点中学。此后，又考上了大学。

消沉的父亲爱酒，常买醉，醉后则大发脾气，家里要么冷冷清清要么鸡犬不宁。即便烂醉，父亲也从未说过让我辍学的话。中学时代在家的夜晚，都是在饭桌上陪父亲度过的。他喝酒，可以慢慢喝三四个小时。他一边喝酒一边教我诸多做人的道理。

高中毕业前填报志愿，父亲建议要么读法律要么读新闻。他当时说：在中国，想要能自保和保护家里人，只有三条路，当官、做律师、当记者。这，就是一个农民对中国现实的朴素认知。

在他的建议下，我填报的所有志愿专业全部是新闻和法律。到报馆工作前，曾在某省直机关呆过几个月，那种朝九晚五处处看人脸色的生活，不适合我。父亲当时其实有点失望，我明白，他其实心里暗暗希望家里有个人出去做官。

考上大学，算是给了父亲一些安慰。1998年的暑假，从高中班主任杨润发老师手里拿到了湖北大学的通知书。杨老师劝我复读考更好的学校，我则以家里贫困需要尽早工作为由婉拒。

揣着通知书，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从县城往家里赶。父亲，等在村后那条至今仍泥泞不堪的道路上。

走近，父亲只盯着我，却不说话。我故意说：没考好。父亲忙说：不要紧，不要紧。我瞬间后悔，不该跟他开这样的玩笑，赶紧笑着说：没考好，但上个本科没问题。那时，村里还没有几个本科生。父亲随即笑了，“走，回去喝酒。”

去湖北大学报道那天，父亲用一根扁担挑着我的被褥送我到武汉。他走在路上，很快，看上去一点都不累。大学期间，给《中国青年报》写过批评老家基层政府暴力征收公粮税费的文章。看了我带回家的报纸，他很高兴，喝着酒鼓励，“以后当记者了就该写这样的文章。”

父亲去世后，一度觉得自己失去了精神支柱。他爱酒，文化程度不高，但影响了我的人生。做记者十多年，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最先想起的人往往都是他。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得意少失意多，无论得失都想跟他聊聊。我知道，他会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