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证券化、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分配

李 停

（铜陵学院经济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农地证券化、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分配

李 停

（铜陵学院经济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研究目的：通过建立反映农地资产变现能力作用机制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暂时性转移和城乡收入分配恶化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研究方法：通过数值模拟和统计检验方法，分析部门劳动生产率、转移成本和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对劳动力转移数量、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1）农业和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都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正向影响；（2）清晰界定的土地产权会通过增强资产融资变现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产生促进作用；（3）农地证券化增强土地资产的融资变现能力，为劳动力完全转移提供生活重置成本，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论：农地证券化有助于农户克服资本约束，实现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形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效机制。

土地经济；农地证券化；暂时性转移；城乡收入差距；农地资产变现能力

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非农部门迁移是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无疑会推动经济增长［1］。经济发展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从乡村向中心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实现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2］。作为转型发展的大国，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却与经典理论预期不尽一致。一方面，与标准城市化理论描述的永久性转移模式不同，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 “候鸟式”迁徙，城市化表现为“离土不离乡”的“半城市化”过程［3-5］。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就业，但他们大多数并不在城市定居，而是往返于城镇和乡村，具有明显的“两栖”特征［6］。农民工不能脱离土地到城市定居，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隐含着巨大的经济成本［7］。另一方面，与新古典经济学预期相反，劳动力转移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的“普照之光”没有真正惠及到农民［8-10］。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

理论上讲，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会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至少城乡收入差距应逐渐收敛。当经验数据观察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时，经济体系中一定有某种外生或内生力量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从现实看，户籍制度无疑是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首要制度障碍［11］。主流观点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衍生出差别化公共福利和歧视性社会保障，阻碍了移民身份转换，导致城乡收入分配恶化［12-13］。还有研究修正劳动力空间流动时的同质性假设，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结果［14］。大量实证研究证实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迁移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面影响的结论［15-16］。

户籍制度无疑是影响劳动力转移决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学界已形成共识［17］。问题是取消户籍制度能否改善中国 “候鸟式”的劳动力迁徙状况，从根本上解决“半城市化”问题。一方面，流动人口的非永久性迁移并非中国特有，在没有户籍制度的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流入地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固有波动、劳动力资源在资本密集型主要部门和次要部门的分割，以及企业在此条件下的用工策略，也都是人口流迁行为的重要因素［18-19］。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户籍制度已经大大放松，户籍对劳动力迁移的限制正不断削弱，甚至很多非一线城市已经完全放开。按理说这将有利于劳动力迁移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劳动力非永久性迁移的格局没有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也没有表现出缩小的趋势［20］。说明户籍制度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待探寻。事实上，在城乡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中国特殊的农地制度安排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的关键［21］。产权安排决定着农地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并影响转移劳动在异地与资本的结合力。这说明解释中国城市化、劳动力暂时性转移和城乡收入分配，还需重视农地产权安排和受其影响的土地融资水平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和土地私有的发展中国家，土地权能充分，农民可以自由处置土地。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时，农民以土地抵押或出售获得一笔进城安家费，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异地再结合［20］。而在中国，农民是受资本约束最严重的群体，土地几乎是惟一财产，但并不拥有充分的土地权能［22］。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承包权也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流转。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但对融资额度和经营方向都有很大限制。权能受限的农地产权制约了土地资产的融资变现能力，使农民无力承担在城市安家、创业的高昂成本，同时还增加了失地风险，只能靠出卖劳动力选择暂时性转移，这一定程度上又恶化了城乡收入分配。

1.2 农地证券化的概念界定

农地证券化是农村土地证券化的简称，是以土地未来收益为担保发行债券并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的融资过程。一般说来，农地金融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农地间接金融，如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二是农地直接金融，如股份化、债券化。由于本文使用农地证券化不仅是要解决农业融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农地证券化可大大增强土地资产变现能力，使农民对土地从有形占有变成无形的价值形态占有，从而能减轻人地依附关系，实现劳动力永久性转移和城乡统筹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所指农地证券化是农地直接金融的一种形式。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承包权的流转又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不能以农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为担保物进行资产证券化，现阶段中国农地证券化的准确提法应是“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券化”。因此，本文将农地证券化的内涵界定成“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或由此产生的未来收益为担保发行证券，在不丧失承包权的前提下，转换为资本市场可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其本质是农地流转方式的金融创新”。

鉴于土地资产融资变现对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的认识，本文以农地产权权能不完全为视角，尝试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暂时转移和城乡收入分配恶化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实践上也是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新政的探索。

2 理论模型

2.1 模型基本假设

考虑包括传统农业和现代非农业部门的城乡二元经济体系，传统农业部门在农村生产，现代非农业部门在城市生产或经营。

（1）为集中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参考刘雅南等的类似处理，生产函数中仅包括劳动一种要素［23］。

式（1）中，i= 1，2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部门，t表示时期。Lit为部门劳动力投入量，Qit为产出实物量。为突出劳动力转移在模型分析中作用，式（1）中仅包含劳动力一种投入要素，资本、土地在生产中的贡献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Ait上。Fi（·）为递增的凹函数，满足F'i（·）＞0、F"i（·）＜0等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函数设定的一般规定。

（2）考虑无限延续的代表性家庭，家庭成员对自身和后代福利不加区分，家庭效用总量贴现值：

式（2）中，Nt是第t期家庭成员数量，ρ是主观贴现因子，反映家庭对时间的偏好。c1t、c2t分别为家庭各期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消费量。效用函数u（c1t，c2t）是非位似偏好，恩格尔定律成立，符合等效用函数基本特征。使用消费模型中常用的Stone-Geary效用函数，该函数特点是不论消费者收入和价格水平高低，最低的农产品基本需求必须满足，同时满足恩格尔定律。具体形式如下：

Stone-Geary效用函数取对数形式后，将非农产品消费支出看成单位1，λ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农产品消费的相对权重。σ表示维持生存的农产品基本消费量，当农业部门的生产不能达到σ时，全部经济活动都在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无法进行。当农业部门产出超过基本生活消费量后，劳动力才能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化方能进行。

（3）劳动力数量固定为N，初始人口在城乡间分别为Nu和Nr，N= Nr+Nu。为行文方便，以上标r和u区分农村代表性家庭和城市代表性家庭的相关变量。受劳动力存量和农业、非农产业技术进步速度差异的双重影响，非农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将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迁移成本，既包括在城市安家、创业和职业培训的各种显性费用，也包括难以融入城市、与妻儿分离的心理成本。不失一般性，模型假定人均转移成本为Φt。转移成本的存在迫使农民很难成为永久性城市居民，多数情形下只能选择“候鸟式”迁徙，随着季节变动和商业经济周期迂回生活在城乡之间。

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实现完全转移，就必须拥有足够资金承担高昂的转移成本。在中国当前农村，土地是大多数农民最主要甚至是惟一的财产（确切地讲是农地承包经营权），土地财产的可变现程度对劳动力转移决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在中国当前农地产权安排下，农地承包权的抵押、担保等变现权能尚不能充分实现，导致转移劳动力因缺乏必要的安家费用难以在城市永久居住，只能选择“候鸟式”的暂时性迁移。为突出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引入变量土地抵押融资水平B= B0δt，其大小取决于土地财产权利的变现程度δt。土地产权越清晰，其融资变现程度也越高，0≤δt≤1。δt= 1为土地融资权能充分，与农地证券化相对应；δt= 0为土地完全丧失抵押、担保等融资变现权能。

2.2 代表性家庭决策

设t期每个家庭平均劳动力转移数量为xt。如果将劳动力总量标准化为单位1，xt也可以理解成农民进城务工时间占比。这样，xt值靠近1说明劳动力转移越接近永久性迁移模式。农民收入包括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和农业产出收益，农村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线为：

服从于土地资产变现对劳动力转移决策影响的研究需要，农村代表性家庭预算约束线中添加土地融资水平δt。式（4）中，ωt是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非农产品价格标准化为单位1，pt是农产品对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代表性家庭选择消费品数量和转移劳动力数量x，以获得无限期效用贴现值最大化，线性规划表示为：t

利用拉格朗日数乘法，容易求得代表性农村家庭最优决策一阶条件为：

式（8）实质上是隐函数形式给出的转移劳动力的供给函数，容易看出影响变量包括农业技术进步率、转移成本、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和非农部门工资水平。

城市家庭是劳动和资本的所有者，非农部门产出扣除转移劳动力工资外，归城市家庭所有。因此代表性城市家庭预算约束线为：

同理，代表性城市家庭最优决策一阶条件为：

显然，式（14）是隐函数形式给出的非农部门对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函数，影响变量为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率和工资水平。

2.3 均衡分析

式（7）和式（13）分别是农村和城市代表性家庭最优决策的一阶条件，对所有家庭加总后再左右两边相加，注意到N= Nr+Nu，可得到农产品、非农产品市场同时出清的均衡条件。

注意到均衡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消费总量和产出相同，于是有：

由式（16）—式（19）可得当全部市场均衡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由下列方程决定：

式（20）说明均衡农村劳动力转移量由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和转移成本共同决定。为进一步研究式（20）的经济含义，构造下列辅助函数：

对式（21）各变量求偏导，可以得到：

命题1：农业和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都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正向影响，转移成本的存在抑制劳动力转移。清晰界定的土地产权能增强农地资产的融资变现能力，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永久性迁移。

3 农地证券化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

3.1 城乡收入分配的衡量

研究收入分配的文献通常使用城乡收入比来衡量收入差距，不同之处是城镇和农村人口的统计口径。现行城市人口统计按照常住人口标准，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业部门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核算为城市人口。这样本文模型中每期城市人口为Nu+xt，农村人口为Nr- xt，于是城乡收入IR比表示成：

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举家迁移的比例很小，多数选择离土不离乡的暂时性转移。服从于本文研究需要，转移人员虽然外出6个月以上，但收入带回家中，经济与本户连成一体，仍视为农业家庭人口。按照这一口径，下文城乡收入差距数值模拟应作如下调整：

这里Iu和Ir分别表示调整后的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式（25）除以式（24），应用式（8）、（14）和（17），可得调整后的城乡人均收入比表达式。

3.2 城乡收入差距的定性影响

由式（26）的构成可直接得到：

式（27）表明，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转移成本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土地融资变现能力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农地证券化有效提高土地资产的融资变现能力，有助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完全转移，从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关于农地证券化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概括成以下中心结论。

命题2：转移成本增加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农地证券化增强土地资产的融资变现能力，为劳动力完全转移提供生活重置成本，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4 农地证券化对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数值模拟和实证检验

本部分就农地证券化对劳动力转移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数值模拟和实证检验，验证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4.1 数值模拟

数值模拟需要设定生产函数具体形式，根据前文分析将其设定成单变量Cobb-Douglas型，， i= 1，2。参数设定方面，根据白重恩等的实证研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产出弹性分别设定为a1= 0.9， a2= 0.5［24］。人口总量标准化为1，于是劳动力转移量就是劳动力转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选取1978年为初期，劳动力转移量x0= 0，依据该年户籍人口数据设定Nr= 0.745、Nu= 0.255。效用函数方面，借鉴谢冬水的研究，基本消费量设为σ= 0.1853，农产品消费权重设为λ= 0.5。土地权能充分时的融资水平B0标准化为1，各主要参数设定见表1。

表1 参数设定Tab.1 Parameter specifcation

先考察一个基准模型，该模型参数设定情况：a1= 1，a2= 1.2，Φ= 0.2，δ= 0。δ= 0表示在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改革前，土地没有融资功能。利用式（19）计算出基准模型均衡时劳动力转移数量x= 0.146，利用式（26）计算出城乡收入差距比IR= 2.995。对比基准模型，表2中假定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先后模拟计算土地融资变现能力δ、转移成本Φ的变动对劳动力转移数量和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

表2 数值模拟结果Tab.2 The output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4.2 实证研究

使用标准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对模型关键结论进行实证检验。中国农村土地抵押贷款业务开展时间不长，十八届三中全会才从政策层面保证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担保权能，故实证研究使用2015年省级层面的截面数据。由于现有统计数据鲜有劳动力转移和土地融资变现能力的直接数据，土地融资证券化业务开展有限，故需要寻找替代指标。目前，农地融资主要形式仍是农地抵押贷款，而农商行是开展该业务的主体，因此各省农商行农地抵押贷款业务量占农业贷款总量比是衡量土地融资变现能力较好的替代指标。城乡收入差距使用各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衡量。由于将全部农村劳动力看作单位1，于是劳动力转移数量xt也可以理解成农民进城务工时间占比，这样可以通过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间接衡量xt。各省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构成数据源于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农地抵押贷款和农业贷款总量源于各省农商行网站。整理计算得出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劳动力转移数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截面数据①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来源分成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由此可计算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替代指标：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图1是三者变动折线图②为增强在同一图中比较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劳动力转移数量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效果，将城乡收入差距原始值都除以10。。

图1 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劳动力转移数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折线图Fig.1 Line & symbol of farmland cash-ability， number of labor transfer and income cap between urban-rural areas

图1直观上看，土地融资变现能力与劳动力转移数量有相近的变动趋势，二者变动步调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反，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一致。当然，三者间的精确关系需要通过规范的统计学相关性检验说明，表3列出检验结果。

表3 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劳动力转移数量和城乡收入差距相关性检验Tab.3 Correlation test of farmland cash-ability， number of labor transfer and income cap between urban-rural areas

4.3 数值模拟和实证检验结论

表2左侧部分是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变动对劳动力转移数量和城乡收入分配影响的模拟结果。从模拟结果可知，土地融资变现能力提高有利于劳动力转移，可以估算出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弹性值为0.271。表3中土地融资变现能力与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相关系数值高达0.856，且通过极高的显著性水平，验证命题1结论。因此，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可视为推动劳动力永久性转移，实现移民向市民转变的关键。在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安排下，农民是受资本约束相当严重的群体，制约了劳动和资本在城市的异地再结合。土地是农户的主要财产，农地产权的清晰可提高农地资产的流动性，有利于农民获得进城安家、创业的资金，有效克服资本约束，实现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异地再结合。

进一步考察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表2模拟结果清晰显示伴随着融资变现能力上升，以城乡收入比衡量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下降。在δ= 0土地没有任何抵押、担保权能时，城乡收入比高达2.995。城乡收入差距对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变动的影响弹性值达-0.145。农地资产证券化情形下δ= 1，土地的融资变现能力最高，城乡收入比降至1.475。这在表3对土地融资变现能力与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检验也得到说明，二者相关系数为-0.737，也通过极高的显著性水平，验证了命题2主要结论。可见，中国城乡收入分配与农地的融资变现能力密切相关，提高农地资产的可转让性和变现能力，可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正如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言，贫困的根源在于可行能力的剥夺［25］。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下农民无法通过土地证券市场获得足够资金实现资本、劳动的异地再结合，这就是对农民可行能力的一种剥夺，成为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诱因。

表2右侧部分可知，保持其他因素不变，转移成本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负向影响。尤其是当转移成本高至一定程度后（可计算出临界值水平值Φ= 0.716），劳动力转移量为负，意味着转移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力回流。该研究意义在于：如果将劳动力转移视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要途径，那么消除户籍、教育、社会保障、择业选择等政策性歧视，降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成本，将是十分必要的政策措施。同时，转移成本的下降会促进劳动力永久性迁移，有效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状况。由于制度性转移成本很难量化，故无法进行相关性统计检验。

5 简单结论和政策启示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候鸟式”迁移和城乡收入分配，一直是学界关注热点。过往文献多从外生户籍制度上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提供解释。鉴于农地融资变现对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分配影响的重要性，本文从农地证券化和土地融资变现的关系为视角，建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模型，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非永久性迁移和收入差距扩大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都表明，清晰界定的土地产权会通过增强资产融资变现能力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产生促进作用。农地证券化增强土地资产的融资变现能力，为劳动力完全转移提供生活重置成本，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之，权能受限的土地承包权会抑制土地的资产属性和流动性，导致农民无法在金融市场获得城市安家的足够资金。面临高昂的城市安家费用，农民工只能选择“候鸟式”的非永久性迁移模式，无法实现劳动和资本的异地再结合，也无法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研究结论很好解释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非永久性迁移现象，也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新的思路，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首先，土地承包权是农民的主要财产，而土地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地承包权权能的实现程度。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要继续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支配、处置权利，逐步提高土地承包权的可转让性。目前中国土地承包权流转范围仍局限在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这大大限制了土地承包权的融资变现能力。要积极探索农地承包权的退出机制，经济发达地区可先行先试，稳步推进农地承包权流转改革。其次，农地证券化将不能移动的土地通过金融创新流动起来，大大提高土地资产的变现能力，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永久迁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前，要积极推进土地确权，打造规范、统一的农地产权交易平台，推动合理的农地证券资产定价机制的形成，为农地证券化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最后，提高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业和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转移成本的降低和清晰界定的土地产权，都会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产生促进作用。既要通过创新提高农业和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率，产生对劳动力转移的推力和拉力，又要深化户籍制度，推进城乡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产生政策合力。当然，深入推进农地产权制度综合改革，借力农地证券化克服资本约束，实现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才能最终形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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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美景）

Farmland Securitization， Labor Migr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between Urban-Rural Areas

LI Ting
（School of Economy，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244000，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build an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model reflecting farmland asset cashability to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non-permanent migration and urban-rural resident income gap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Methods employed includ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statistical test to analyze how TFP difference， migration cost and farmland cash-ability influence labor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The results show that： 1）technology advance of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e sector has positive impact on labor transfer，namely migration cost impedes labor transfer； 2）clearly defined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will enhance the cash-ability of farmland asset and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3）farmland securitization will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ecause it can increase the cash-ability of farmland asset and afford replacement cost for permanent labor migration.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farmland securitization can overcome capital constraint， realize permanent labor migration and form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and economy； farmland securitization； non-permanent migration； income cap between urban-rural areas；farmland cash-ability

F301.3

A

1001-8158（2016）06-0052-10

10.11994/zgtdkx.20160530.085815

2016-02-01；

2016-05-16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城乡统筹视角下我国农地证券化模式选择和体制创新研究”（15YJA790034）。

李停（1972-），男，安徽池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和农业经济。E-mail： liting72042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