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中人苏曼殊

沈淦

性情中人苏曼殊

沈淦

苏曼殊,1884年出生，1918年去世，只活了三十五岁。其实，苏曼殊短暂的一生兼有多重角色：即使算不上革命家，也堪称革命者；他又是一位看破红尘的出家人。他能诗擅画，是近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还是一个激进的反日志士。

欲杀康有为

苏曼殊是广东香山人，曾就读于旅日华侨在横滨创办的大同学校，与兴中会会员冯自由同学。1902年，冯自由等留日学生发起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邀请苏曼殊参加，曼殊就这样成为清末革命党中的一员。1903年，经冯介绍，苏曼殊前往香港找到了另一个兴中会会员陈闻绍。这陈闻绍号少白，也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党人，他于1895年春与孙中山在香港共同创办了兴中会香港分会；1899年，又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激烈论战，并协助孙中山发动庚子惠州起义，与孙中山、尤列、杨鹤龄并称为“兴中会四大寇”。当苏曼殊拿着冯自由的介绍信来到中国日报社时，陈少白接待了他，却发现他语言迟钝，“讷讷不能出诸口”，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问他为什么从日本来到香港，苏曼殊说：俄国进兵东三省，强迫清廷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组织拒俄义勇队，每天进行操练，随时准备开赴东北前线。可是，正当运动蓬勃发展时，清廷密令驻日本公使勾结日本政府，强令学生解散拒俄义勇队，使运动受到很大挫折。自己也不得不离开日本，返回国内。于是，苏曼殊就在报馆住了几个月。可是，他除了吃饭时与同席者略微点点头外，很少和人说话。报馆的人见他这样孤僻，对他也很少理会。

忽然有一天，苏曼殊找到陈少白，说是要借他的手枪用一用。陈少白吃了一惊，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去枪杀康有为。原来，前几年维新派有个湖南老乡唐才常，于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兴中会合作，并联络长江沿岸的哥老会，组织自立军，准备于长江中下游各地同时起义，拥护光绪帝当政，却因事情泄露而遭到清廷镇压，唐才常亦被捕杀。而湖南、湖北哥老会的首领杨洪钧与李云彪也因此而被迫流落香港，贫病交迫。恰巧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在华侨间筹集了一笔巨款，结交港英政府，来到香港居住，并大肆挥霍。杨洪钧与李云彪听说后，就找到康有为的寓所，请求给予一些接济。哪知康有为不但不肯接见，还吩咐守门的印度差役将二人强行驱逐。李、杨二人愤愤不平，去向陈少白诉说。陈少白给了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去医院治病。又过了些日子，李、杨二人再到康的寓所理论，竟被康有为唆使门警——英国士兵与印度差役给打伤了。

消息传到苏曼殊耳中时，这位平时沉默寡言、诸事不理的年轻人义愤填膺，顿起“击杀此獠”的念头，发誓“替国家社会清除奸慝，为革命志士舒一口气”（陈丹林《革命史谭·苏曼殊蓄意枪杀康有为》）。陈少白劝他不要这样妄动，又知道苏曼殊年轻气盛，用大道理很难说服他，只得委婉地对他说：“手枪都是有持枪执照的，怎能随便借给别人呢？倘若有事故发生，不但领执照的，连担保领执照的都要负直接责任，逃不了干系。更何况香港地方狭小，警探四布，暗杀事件发生后，凶手一般很难逃脱，势必连累他人。至于康有为之卑劣可恨，只有另外想办法对付他了。”苏曼殊听了，半晌默默无言，最后又长叹一声，打消了借枪的念头。而李、杨受辱被殴一事毕竟引起了公愤，当事人理论到华人民政司务处，致使康有为相当被动，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了香港。苏曼殊刺杀康有为一事，虽然没能成为事实，然而作为一个革命者，其革命心志，亦可窥一斑了。

“僧史上的畸人”

苏曼殊在香港的那几个月中，忽然有一天，有人来报馆寻访，一问，却是曼殊的父亲苏杰生。原来，苏家早已在家乡替曼殊订了一门亲，如今苏杰生听说儿子从日本回来了，就来找他回家完婚。哪知苏曼殊竟然藏匿着不肯与父亲见面。陈少白极力劝说他跟父亲回去，苏曼殊于是不辞而别，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他在香港的这几个月中很少外出，对港岛、九龙一带的道路根本就不清楚，因此大家都替他担心，怕他迷了路。谁知又过了几个月，当他神情疲惫地再次回到报馆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已经削去头发、缁衣披身，成为一名和尚了。他原名苏戬，字子谷，学名玄瑛，曼殊只是他出家后的法号罢了。原来，他离开香港后，步行来到东江惠州某地，投身于一座古刹之中。这间小寺庙早已荒凉破败不堪，不但没有寺产，而且距离乡村很远，寺内有师兄弟二人，每天要轮流到一二十里外的村市间募化，又要打柴挑水，才能勉强度日。倘若天公不作美，连日阴雨，那就要断炊挨饿了。寺前寺后可以种点瓜菜，粮食则无论如何没法解决。苏曼殊住了一段时间，因为生活异常艰苦，实在捱不下去了，就乘着那师兄弟俩出外募化的机会，偷取了已故师兄的度牒与两角小洋，逃出了寺门。步行了四天，沿途问路，才得以返回香港。自从离开寺门以后，没能吃上一碗饭、喝上一口粥，口渴腹饥时，只能在路边取点水喝喝而已。因此，他向陈少白请求：“我现在腹如雷鸣，快些给我吃点东西吧。”陈少白知道他饿了好几天，不能立即给他饭菜，就派人买了点稀粥回来，先给他充饥；又让他沐浴更衣，休息了几个钟头后，才与大家一齐共进晚餐。没过几天，苏曼殊再一次不辞而别，消失了踪迹。直到三四年后，报馆忽然收到从邮局寄来的印刷品，拆开一看，都是曼殊在报刊上发表的译著与诗文，而且文字流畅，富于感情，品格极高，与寓居香港期间的那个毛头小伙子讷言讷语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了。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中介绍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时，称“以写作言情小说如《断鸿零雁记》等而出名，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间的苏曼殊，实际并非真正的出家人”，而是“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尽管如此，南怀瑾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曼殊亦性情中人也。”看来，无论他是不是真正的和尚、是不是“畸人”，能将“出家人”与“性情中人”浑然融为一体，至少说明，苏曼殊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吧？

苏曼殊(前左)与友人合影

“恶日人如仇”

曼殊之父苏杰生是广东的一位富商，后来把生意做到日本，在横滨市山下町三十三番英商茶行担任买办。他“性任侠，好施与”。（冯自由《革命逸史·苏曼殊之真面目》）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在横滨的华工大多准备返回国内，却又因缺少路费而不能成行。苏杰生便慷慨解囊相助，使不少华工回到了祖国。当时侨居日本的中国工商业者无论有没有携带家属，都多与日本妇女同居，粤语称之为“包日本婆”。开始的时候给她们几元钱作为报酬，久而久之有了感情，就跟配偶差不多了。倘若生下子女，感情也就更加密切。苏杰生在日本生活久了，自然难以免俗，曼殊的母亲名叫亚仙，就是苏杰生在横滨包养的一个日本婆。

甲午战争爆发时，苏杰生便带着亚仙与十一岁的曼殊回到了广东。过了几年，苏杰生家道中落，又让亚仙带着曼殊去日本，依亲戚林氏而居。1899年，十六岁的苏曼殊在横滨大同学校读书，有一次，华人教员陈荫农问全班学生：“你们之中谁为相子者，请举手。”结果，一大半学生把手举了起来，苏曼殊也是其中之一。日语“相子”，就是汉语的“混血儿”，而旅日华侨都称父亲为中国人、母亲为日本人的混血儿为“相子”。有人认为苏曼殊的母亲叫河合仙，曼殊本人在其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中也称母亲为河合氏，冯自由认为这一说法“语出说部，实无佐证”。然而无论如何，曼殊有日本血统，这是没有疑义的。

民国时期在京、津一带以教学与写作为生的陈灨一先生在《苏曼殊传》中称赞曼殊“以诗人致力革命，所著诗文小说脍炙人口”，说他不但“擅语言学”，而且“梵文及英、日、德、法诸国文字，无不精通”，堪称难得一见的奇才了。由于曼殊在日本生活多年，母亲又是日本人，一般说来，与梵文及英、德、法文相比，其不但精通日文，似乎更应对日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然而出人意外的是，他不但“生平恶日人如仇”，而且即使在侨居日本期间也“不肯操日语”。

那么，如何与别人沟通、交流呢？那就只有再请人充当翻译了。他宁愿不怕麻烦地辗转找人翻译，也不肯自己开口说一句日本话。有一次他病卧寓中，忽然有朋友来访，惊讶地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曼殊答道：“如果你愿意不怕辛苦地充当翻译，我就陪你到医院去一趟吧。”不是别人陪伴他，倒是他陪伴别人，似乎生病的是那个朋友，而不是他自己。

朋友知道他的古怪脾气，自然不会与他计较，两人就一起到了医院。医生问病人哪里不舒服，曼殊坐在那儿默默无语，朋友只得站在旁边代为陈说。谁知一眨眼功夫，病人不见了！朋友大概以为他上洗手间去了吧？可是久等不来，就找遍了医院的角角落落，哪有苏曼殊的影子？那朋友又找到其寓所，果然见他仍然躺在床上！朋友怒气冲冲地责备他：“你既然同意去看病，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声，就突然跑回来了？”曼殊答道：“你把我的病况介绍得不对路，医生就只能乱施医药，你说那是治病呢，还是害人？”朋友也有点难为情，就问：“那你自己向医生纠正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曼殊反问朋友：“你难道忘记了，我是从来不说日语的吗？”

苏曼殊在日本生活而不说日语，甚至因此而不愿看病，似乎是太偏激、走极端；然而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推究其“恶日人如仇”的原因，只能是日本欺负中国太狠了！甲午战后，日本勒索中国巨额赔款不算，还强占中国台湾与澎湖列岛，并把福建划为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如此，到了二十世纪初，为了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日本还与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反复厮杀，使中国东北人民饱受战火蹂躏。虽已出家做了和尚，而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热血爱国青年，曼殊成为一名反日志士，不也在情理之中吗？

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肠胃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只不知他的英年早逝，与当年在日本时生病而没得到治疗，是不是也有点联系？

无论作为革命者、出家人还是反日志士，苏曼殊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诚如南怀瑾大师所言，他的的确确是一位“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