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外溢效应及其应对

黄　晶



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外溢效应及其应对

黄晶

基于两国开放经济NK-DSGE模型，本文重点分析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击外溢对我国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短期及长期影响，以及国内宏观调控应该如何应对。研究发现：受美国连续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巨大流动性的影响，我国在2008年危机中受到了美国调控政策的经济危机转嫁；国内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敏感度高于财政政策；采取降低利率的经济刺激方案不会挤出私人消费和投资，宜作为未来短期调控的主要手段。

财政与货币政策两国开放经济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冲击外溢

某一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作用于本国经济变量，同时也对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地融入全球化世界经济体系，国外冲击经由国际贸易等渠道导致国内经济波动加剧的可能性增强。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并于2008 年进一步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各国在此轮危机面前果断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提出了多重政策刺激方案。其中，美国连续四轮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出的巨大流动性，形成了对本国乃至国际货币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冲击，增大了我国“保增长、防风险”政策的选择难度，为国内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与方式提出了新的课题。与发达国家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深刻的结构转型与制度变迁，“由此导致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即潜在增长率)本身就跌宕起伏，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1〕一次较大的冲击可能会改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而，有必要重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作用方向和传导机制，适时得法地采取应对措施。

关于国外货币政策冲击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这一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多数文献基于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M-F-D)模型和新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NOEM)两大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VAR或SVAR模型模拟国外货币政策冲击对国内经济的溢出方式。吴宏和刘威〔2〕、李增来和梁东黎〔3〕的研究发现，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我国产出具有正向影响，但从长期看，则存在负向影响。陈晓莉和孙晓红〔4〕、李自磊和张云〔5〕的研究发现，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对我国国内通胀水平形成显著的正向溢出。另一些研究还对货币政策的外溢渠道进行了探讨。如吴照银、何正全认为，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和国际资本流动渠道是美国量化宽松影响我国通胀的主要传导渠道；〔6〕谢蓓的实证分析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和价格水平产生的冲击主要通过贸易渠道来实现。〔7〕

VAR或SVAR模型建立在宏观经济总量变量关系的基础上，估计相对简便。但是，当宏观数据时长较短时，为减少待估计参数个数，能够引入VAR模型的变量个数将受到极大限制，仍存在“无法全面捕捉现实中经济信息”的问题〔8〕。事实上，该问题可以通过细化理论模型结构来弥补，例如采用微观基础较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DSGE模型从各类经济体的优化行为出发推导出加总的结构方程组，其包含的结构冲击在模型中具有更明确的经济含义，对冲击的识别效果也更好。

2008年国务院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应对金融危机，之后，地方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配套投资计划。在当时出台的“扩内需、促增长”的十项措施中有九条属于财政政策。此轮危机重新激起了有关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讨论。王文甫、王文甫和朱保华、罗英和聂鹏在NK-DSGE框架下分析了国内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动态影响。〔9〕这些研究虽然在建模阶段也引入了货币政策，但均未对两类政策冲击的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对于理解调控政策的搭配使用略显不足。此外，上述三篇文献均采用的是封闭经济设定，无法反映国家间调控政策的抵消或相长导致的最终政策效果。目前，建立两国(或多国)计量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跨国影响的实证分析仍为数不多，且已有的文献对财政政策的跨国影响究竟是正还是负也存在争议。尽管肖娱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了美国财政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10〕但其以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为样本，未考虑冲击对中国经济的传导影响。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12年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17.2%，居除加拿大外其他出口地区第一位。中国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元外汇在国内外汇储备中占比最高。两国经济间的相互影响业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深入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外溢效应，以及国内如何应对冲击进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对提高宏观调控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模型设定

在本文中，参考Obstfeld & Rogoff〔11〕、Slanicay〔12〕的研究，以国内经济为例给出模型设定，国内与国外经济完全对称。用n表示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相对规模，变量加星号上标表示国外经济。

1. 家庭户行为

(1)消费决策。假设存在一个家庭户的连续统，家庭户生存无限期。第i个家庭户选择最终消费品Ct最大化如下效用函数：

面临的预算约束：

(1)

其中，It表示最终投资品，PC,t和PI,t分别表示最终消费品和最终投资品的价格，Lt为家庭户的劳动供给，Wt为名义工资，h表示消费习惯参数，Bt+1表示第t期购买的资产组合在t+1期的支付，Υt,t+1表示资产组合名义支付的随机贴现因子，RK,t表示资本的总租金收益率，ΠH,t和ΠN,t分别表示家庭户从可贸易消费品和非贸易消费品厂商获得的红利，Tt表示政府对家庭户的一次性净转移支付，σ和φ分别表示消费和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上述家庭户跨期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假设国内和国外初级可贸易消费品制造厂商是垄断竞争的，国内制造的初级可贸易消费品CH,t、国外制造的初级可贸易消费品CF,t均满足Dixit-Stiglitz加总：

其中，φH和φF分别表示由国内制造和国外制造的初级可贸易消费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假设非贸易品制造厂商也是垄断竞争的，国内制造的非贸易消费品CN,t也表示为Dixit-Stiglitz加总：

φN表示国内制造的非贸易消费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家庭户首先选择最终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消费量，以最大化最终消费品数量：

(2)

受约束于最终消费品支出PC,tCt=PT,tCT,t+PN,tCN,t。其中，γc表示最终消费品中可贸易消费品所占份额，PT,t和PN,t分别表示最终可贸易消费品和不可贸易消费品的价格。最优配置的一阶条件为：

(3)

(4)

PT,t=PR,t+ωPN,t

初级可贸易消费品定义为：

(5)

其中，α表示可贸易消费品由国内制造的份额。假设国内和国外的分配服务价格相同ω=ω*，因而不影响家庭户对国内制造和国外制造可贸易消费品的最优选择。

假设家庭户在预算约束PR,tCR,t=PH,tCH,t+PF,tCF,t下， 最大化初级可贸易消费品的消费量(5)。PR,t、PH,t、PF,t分别表示初级可贸易消费品、国内制造初级可贸易消费品、国外制造初级可贸易消费品的价格。该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6)

(2)投资决策。假设资本累积满足方程

(3)工资决策。假设存在一个厂商的连续统，劳动力市场垄断竞争，每个家庭户提供异质性劳动。加总劳动供给表示为：

(7)

工资设定遵循Calvo定价方式，每期只有1-θW比例的家庭户(被随机选择)可以最优地调整工资。不能最优调整工资的家庭户选择工资水平盯住上一期的通货膨胀率：

优化问题一阶条件为：

2. 厂商行为

国内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品厂商垄断竞争，厂商的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C-D形式，

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品总产出也满足Dixit-Stiglitz加总

其中，φN和φH分别表示国内制造的各类非贸易品替代弹性和各类可贸易品替代弹性，η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给定产出水平，厂商选择劳动和资本投入最小化生产成本

所有厂商面临相同的优化问题，因而所有厂商选择相同的资本/劳动比

和相同的真实边际成本

k=N,H

不能最优调价的厂商采取盯住上一期通货膨胀率的定价策略。δN表示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的价格指数化参数，φN表示各类非贸易品的替代弹性。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其中，ERt表示直接标价法的名义汇率。

3. 跨国风险分担

假设金融市场完备，跨国完全风险分担条件表示为

该等式表明，国内债券的总回报等于经过汇率预期变化调整后的国外债券的总回报。将国内债券和国外债券的总回报代入家庭户消费的一阶条件，可得

将(2)和价格指数(3)代入Qt的定义中，可得

4.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方面，自1996年以来，中国开始频繁地运用利率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秦宛顺等分析了以货币供应量和短期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福利损失，发现二者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无差异的。〔13〕夏斌和廖强〔14〕、唐齐鸣和熊洁敏〔15〕、任杰和尚友芳〔16〕认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货币总量与经济的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有所减弱，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已不再适合。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正趋向成熟。肖娱的研究提出，在以美国为主的财政政策国际传导中，利率扮演的角色应得到重视。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或衰退的不同时期，各个国家实际利率的脉冲响应要比实际汇率更趋于一致。〔17〕因此，本文采用利率作为反映货币政策的指标。中央银行采用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的泰勒利率规则：

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征收一揽子税收用于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每一期政府满足预算约束平衡。政府支出只用于购买国内非贸易品。

5. 市场出清条件

非贸易品、国内制造的可贸易品、经济总产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出清条件分别表示为

YN,t=CN,t+IN,t+YD,t+Gt

Yt=YN,t+YH,t

均衡时国外经济也满足上述市场出清条件。

6. 外生冲击

二、数据

模型设定包含7个结构冲击。由于第三节采用贝叶斯极大似然法估计结构参数，为了避免“随机奇异性”(stochastic singularity)*当观测变量个数大于冲击个数时，会出现奇异性问题。此时，模型中某些内生变量之间存在确定性关系，似然函数为0，极大似然方法会失效。问题，选择可观测变量的个数等于结构冲击的个数。使用到的可观测变量包括实际产出(Y)、消费(C)、投资(I)、通货膨胀(π)、工资(W)、利率(r)、内部交换率(X)。数据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美联储银行圣路易斯分行(FRED)数据库。样本期从1996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2季度。数据均经过季节调整。

国内可观测变量分别采用实际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CPI(2005=100)、全部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90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进行度量。国外可观测变量分别采用实际GDP、个人消费支出总额、固定资产形成额、就业人员工资或薪资收入总额、CPI(2005=100)、3月期国库券二级市场利率进行度量。

根据Slanicay〔18〕，内部交换率(X)定义为非贸易品价格与可贸易品价格之比。对于国外的内部交换率的计算，采用服务和能源消费价格指数表示非贸易品价格，非能源产业品和食品(含烟酒)消费价格指数表示可贸易品价格。限于数据可得性，对于国内的内部交换率的计算，采用居民交通和通信消费、燃料消费价格指数表示非贸易品价格，食品、饮料烟酒、化妆品、纺织品和日用品价格指数表示可贸易品价格，计算各类价格指数的调和平均，得到非贸易品价格指数和可贸易品价格指数，然后再计算内部交换率。

通过如下方程建立数据与模型中内生变量的关系：

无论构建和验证理论模型还是提供决策参考，了解经济周期的典型事实都是至关重要的。图1和图2给出了中美两国产出和CPI的波动情况。*与可观测变量的计算保持一致，采用一阶差分提取变量的周期成分。1997年第2季度至1999年第3季度、2000年第1季度至2002年第1季度、2007年第1季度至2011年第1季度、2011年第3季度至2012第4季度期间，中美经济周期呈现出非常强的共同性，经济周期相关系数分别为0.54、0.29、0.29、0.82。上述时间段分别覆盖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网络泡沫崩溃和2007年次贷危机。冲击在全球范围的传导扩散是两国经济周期共动性增强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引发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外，在治理危机时各国采用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本身也构成了对经济的冲击，*本文的模型设定亦如此。并且，这类政策冲击在危机期间表现得更为明显。

图1　中美两国产出波动

图2　中美两国价格波动

注：根据NBER提供的经济衰退时间点指标，图中垂直实线表示中国经济衰退的起止时间，垂直点划线表示美国经济衰退的起止时间。下同。

三、参数校准和估计

我们采用校准法确定与模型稳态有关的参数。参数校准遵循以下原则：与现实经济变量有直接对应关系的参数，通过矩匹配确定；无直接对应关系的参数，参考已有研究的估计结果来确定。参数校准结果见表1。

对于和模型动态特征有关的参数，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由于从简化模型的参数到结构模型的参数之间的映射是非线性的，为此需采用Metropolis-Hasting算法来得到条件后验分布。在本文的M-H算法程序中，抽样60000次，丢弃前75%的抽样后再进行后验模拟。表2给出了参数估计的后验分布均值和5%-95%置信区间。调整M-H算法中跳跃分布(jumping distribution)的比例(scales)使得M-H链的接受率(acceptation rate)保持在理想值23.4%*参见Roberts et al.(1997)。附近。

四、冲击响应分析

1. 政策冲击识别

在进行冲击响应分析之前，首先对政策冲击识别效果进行简要说明，根据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计算平滑冲击 (smoothed shock) 的历史估计值。见图 3。

表1　校准参数值

表2　参数估计值

2007年第4季度到2009年第4季度，为消化输入型危机导致的国内经济衰退，尽快刺激经济复苏，我国基本保持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此期间，国内政府支出冲击几乎所有时间均为正，且冲击的规模非常大(图3)。2008年至2010年，国内货币政策冲击多数时期都为负。在此期间，国内实施全面宽松的调控政策，降息成为当时的主旋律。

2010年以后，受美国三批次量化宽松政策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从2010年第2季度开始，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显现(图2)。此时，我国政府开始考虑由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向适度紧缩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方面，截至2011年5月底，央行连续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缩流动性，并适度上调利率。在此期间，国内货币政策冲击多数时期都为正。财政政策也已经逐步从扩张转变为稳健，识别出的财政政策冲击的规模也有所下降。

图3　国内政策冲击

对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内两次扩张性调控政策的效果，第一次财政扩张没有造成后续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第二次却出现了较严重的消费价格上涨。〔23〕从冲击识别结果来看，财政政策冲击在1997年第4季度和1998年第3季度事实上为负，且利率冲击为正。名义上政策调控方向为扩张，实际上调控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因而并未引发严重的通胀。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模型识别出的国内财政政策冲击不仅规模大，且几乎所有时间为正，利率冲击多数时间为负，双重扩张是后续严重通胀的重要诱因。

比较国内财政政策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结果，不难发现，财政政策冲击的规模明显大于货币政策。尽管市场在国内资源配置中已经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经济波动的政府主导特征仍非常明显。〔24〕国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加强的趋势。〔25〕自我管控的软约束力无疑会增大财政政策在整个宏观调控一揽子计划中的比重。

如上所述，模型识别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冲击与现实中的政策实施时间点和调控方式基本吻合，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现实经济，并且在反映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实际经济方面效果更好。

2. 美国政策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根据Diza-Roldan(2004)，货币政策外溢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国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引起他国产出和价格水平的上升(下降)，从而对他国经济的逆风向政策调控起到有利的带动作用，称为“火车头” 效应(locomotive effect)；一国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引起他国产出和价格水平的下降(上升)，从而对他国经济产生顺周期的冲击效果，称为“以邻为壑” 效应(beggar-thy-neighbor effect)。当他国货币政策同样具有“以邻为壑”的外溢效应时，两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都将大打折扣。类似地，也可以定义财政政策外溢的“火车头” 效应和“以邻为壑” 效应。

首先，对源自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分别模拟冲击发生后40个季度内国内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脉冲响应函数。

(1)财政政策冲击。美国政府支出增加后，我国国内产出和通货膨胀在冲击发生的期初均向上偏离稳态水平(图4)。从冲击的起效时长来看，产出和通货膨胀在第14个季度以后基本恢复到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水平。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国内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表现为“火车头”效应，但不会产生长期不可逆影响。通过国际贸易，美国政府支出增加提高了对我国可贸易品的需求，拉动了我国国内产出增加和价格水平上升。

(2)货币政策冲击。当美国采取降息政策后，我国国内产出和通货膨胀在冲击发生的期初均向下偏离稳态水平(图5)。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我国国内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在短期内表现为“以邻为壑”效应。从冲击的起效时长来看，产出在第10个季度以后基本恢复到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水平，通货膨胀较快地在第5季度以后恢复到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水平。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会对国内的产出和通胀产生长期不可逆影响。由于资本流动快于投资形成过程，因此，当美国下调利率后，其金融资本收益相对于国内下降，流入我国的资本增加在短期内有利于快速满足国内的资金需求，推高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经历一段时间的产出增长向上偏离稳态后，国外投资的低成本优势使得国内资本外流，国内投资规模下降，拉低经济回到稳态水平。

图4　国内经济对国外政府支出(上升1%标准差)的冲击响应

图5　国内经济对国外利率(上升1%标准差)的冲击响应

与财政政策冲击相比，相同标准差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大。

五、国内政策应对

为了探讨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分别模拟国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化后40个季度内我国国内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和工资的脉冲响应函数。

1. 财政政策效果

国内政府支出增加后，短期内，国内产出和通货膨胀在冲击发生的期初向上偏离稳态水平，国内消费和投资则向下偏离稳态水平。(图6)国内政府支出增加，在期初除了直接增加对国内商品的需求以外，同时也会提高国内物价水平，抑制私人消费支出。国内政府支出增加在期初还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比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且挤出程度大于对消费的挤出程度。

中期来看，扩张性财政政策冲击发生10个季度以后，国内产出变为向下偏离稳态水平。通货膨胀在第10个季度后接近但略高于稳态水平。国内投资在第27个季度后变为向上偏离稳态水平。消费在第40个季度后仍低于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水平。国内财政政策对产出、通胀、投资和消费都会产生不可逆影响，降低稳态均衡的产出、消费和通胀水平，但会提高稳态均衡的投资水平。与周阳敏〔26〕的研究结论类似，本文也发现，中国政府支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不仅具有稳定功能，也具有较强的长期“投资”性质。

2. 货币政策效果

国内降息措施在短期内直接推动经济复苏的效果比较明显，国内产出、消费、投资和通货膨胀均向上偏离稳态水平(图7)。

货币政策冲击发生20个季度以后，国内产出恢复到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水平。通货膨胀在第12个季度后恢复到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水平。国内投资在第10个季度后从向上偏离稳态变为向下偏离稳态水平，并且在第37个季度恢复到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水平。消费在第40个季度以后才基本恢复到稳态水平。国内的积极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在中短期有效，且不会改变国内经济的长期稳态均衡。

3. 政策比较及配合

对比图6和图7，货币政策调整对产出的正向影响比对通胀的影响作用时间更长。采用降息政策时，在牺牲短期物价稳定后，可换来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财政政策调整后的第10个季度之后，产出反而会低于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水平；财政政策还会导致通货膨胀长期偏离稳态水平。由此可见，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仅在短期有效，甚至可能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且，经济还会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温和通胀，造成国内消费持久低于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水平。

图6　国内经济对国内政府支出(上升1%标准差)的冲击响应

国内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国内工资在期初向下偏离稳态，但很快变为向上偏离稳态，大约在第30个季度后才恢复到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水平。相比之下，国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工资在期初向上偏离稳态，但很快变为向下偏离稳态且偏离持续的时间非常长。由于工资上涨会引发失业率上升，因而，如果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失业加剧，则应谨慎使用积极的货币政策，此时，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就业。

当国内政府支出和利率均变动一个标准差单位时，国内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均高于对财政政策的反应程度，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刺激作用更强。下调利率会使个人消费和投资向上偏离稳态，有利于启动私人部门需求。如果仅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拉动增长和推动就业，不仅需要非常大的政策力度，同时还会带来挤出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副作用，不利于保持经济长期良性增长。

六、主要结论

本文在NK-DSGE框架下，通过冲击识别和脉冲响应模拟分析了美国政策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外溢效应，对国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的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显示：

(1)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面溢出效应，会削弱我国扩张性政策的调控效果；而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则相对积极，起到了 “火车头” 式的带动作用。美国连续四轮量化宽松政策释放的巨大流动性，使中国在本轮危机中受到了美国转嫁经济危机的影响。

图7　国内经济对国内利率(上升1%标准差)的冲击响应

(2)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要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工具，而国内经济对国外利率变动的反应非常大，因此，国外货币政策的变化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3)长期以来，国内宏观经济调控多为事后性调控而非预防性调控，几乎每次都是在经济已经出现过热或过冷的情况再下猛药，并且多以财政手段为主，易出现矫枉过正。宏观经济调控承担的责任众多，往往强调改革与调控相结合、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相结合，这势必降低宏观调控的短期灵活性。改革开放的后15年(特别是1994年以后)，国内经济波动出现“微波化”倾向〔27〕，经济波动更多地体现在短期层面，相应地，宏观调控也应转向更重视短期微调。本文发现，国内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敏感度高于对财政政策的敏感度，并且，采取降低利率的经济刺激方案不会如扩大政府支出那样挤出私人消费和投资。在应对危机时，国内宜重视加强对利率工具的使用。特别是当通货膨胀压力加剧时，政府支出常常遭遇向下缩减的刚性，此时就可大胆采取利率工具降低通胀。利率工具有可控性强、可测性强、灵活无向下刚性的优点，适合以频繁的短期微调方式达成调控目标。

(4)根据政策冲击的识别结果，对比国内在1997年和2008年前后两次危机期的宏观调控效果，不难发现，国内政策调控的传导渠道变得更加畅通，政策调控目标不易被扭曲。然而，调控政策从实施到作用于经济，再到产生效果，需要经历一系列中间变量，由识别出的冲击大小所反映的政策调控力度并不一定与其对经济产生的效果大小一致，因此，在宏观经济建模研究中仍需要加强冲击识别这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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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云川)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5YJC790031)、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编号：Z15YD013)阶段性成果。

2016-06-21

黄晶，博士，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浙江杭州3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