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

冯庆想



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

冯庆想

从共时态来看，香港本土主义包含三重逻辑：首先是以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与“自我——他者”二元分化结构的确立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逻辑；其次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巨大经济成就以及其所衍生的社会认同意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认同逻辑；最后是以政治主体性的裂变与政治价值的自觉建构为要旨的政治认同逻辑。从历时态来看，香港本土主义包含一种先后的历史演变逻辑，它的三重内在逻辑分别形成和发展于特定的香港社会历史阶段，交汇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价值观念形态中，呈现出一定的“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序列变化，显示出当代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的整体联系。

香港本土主义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一国两制

香港本土主义植根于特殊的英国殖民统治历史，产生于剧烈的香港现代化发展背景，受制于中英两国矛盾的政治博弈，发展成熟于当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社会实践。从本质看，香港本土主义是香港社会思潮的一种表现形态，它是香港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历史力量相互作用的成品，综合反映了香港多元混杂的价值取向与港人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呈现出一定的“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序列变化。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香港社会历史条件变化为线索，深入探析香港多重主体性与港人认同的变化脉络，力图清晰地呈现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规律。

一、香港本土主义的文化认同逻辑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本土主义是文化主体在特定空间与特定时间凝聚而成的生存方式。本土主义建基于本土意识的觉醒与主体性的反思，本土意识的萌生与主体性的建构往往起步于对特定空间(本土)与特定时间(历史)的归属与偏好。

20世纪70年代初，在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日渐成熟的社会制度和不同寻常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香港形成了不同于内地社会的本土文化意识轨迹，表现为一种以地缘情感、集体记忆、历史经验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为特征的本土主义思潮。可见，香港本土主义植根于港人对特定历史阶段的香港以及这个地方牵涉和发展而来的血脉联系、文化交往与生活体验的归属与认同。正如孔诰烽所认为，“‘香港本土主义’是指一种认同资本主义‘香港生活方式’、港式消费文化、以香港为家的观念”〔1〕。从其内涵与外延来看，香港本土主义最初是一种缺乏重心的“离散意识”的聚合，这种流行文化意识建基于“港式”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规范，由多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拼凑而成，倾向反映生活在香港的感性经验、文化偏好与行为习惯。换言之，这种本土主义只是“一个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香港集体想像”〔2〕，它所关注的对象局限于外在客体所呈现的生活样态。而这种生存方式派生的地方特色、习俗礼仪、文化符号与具体经验等中介，又是承接港人想象性认同与本土主义的重要桥梁。一方面，本土主义与透过中介而产生的归属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种联系维系着特定的空间与历史的社群认同；另一方面，它又以中介细小差别为边界，与不同地理与文化的异类群体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产生主体自恋。因此，香港本土主义的生成及其认同感的凝聚，正是通过对本土中介的群体想象与情感共鸣得以推进。进一步来看，香港本土主义作为一种潜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本土情结，频繁潜伏在社会意识流变的背后。在外部市场环境的有效刺激下，它借助本土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整合平台，推动香港的粤语方言、地域情感、传统精神、商业伦理与消费方式等中介，转译为象征性的认同符码，日常透过文化传播、商品消费与社团交流等方式，强化生活在香港本土的港人自觉去认同和归属香港本土主义所“生产”的具有内在统一价值取向的“规格”和“标准”。

随着本土文化在香港的蔓延及其消费意识形态的传播，本土主义的内在规定性隐形地灌输到香港社会大众心理中，并不断渗透、内化到港人的集体潜意识里，有力地推动香港主体有意或无意地自我质询。这个过程类似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社会成员之间通过“询唤”与“应答”机制来建构主体性。在这个香港本土生存状态的“想象性再现”过程中，各种文化组织、教育机构与家族社团对港人群体的身份意义塑造，直接刺激香港自我肯定意识的觉醒，展现明显的本土主体自觉。随着时间维度的推演，这种本土主体行为在反复的社会实践与集体记忆的强化中，逐渐凝聚成香港本土文化认同的一股思想动力，把港人的起居饮食、情感传达到理性思考都镶嵌在一套香港中心主义逻辑里，形成一种排他性的自我认同。自此，香港“自我”与内地“他者”逐渐显现，成为香港本土主义的一组疏离对象。

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个人主体不能自我确立，它只是在另一个对象化了的他人镜像关系中认同自己的”〔3〕。当小孩看到自己的面相与形体在镜子中的映像，便会产生“自我”意识。起初，这种自我意识只是对自身实在躯体统一性的认同，实质上它是伪主体在想象界中的投影，表征为一种以想象为基础的残缺不全的伪自我幻象，“只有通过被反映在另一个人身上，即只有另一个人为其提供了整体的意象，自我才能实现自我认同”〔4〕。当小孩通过镜子自画像确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他者”的视角成为自我认同的另一面镜子，“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 我才客观化”〔5〕。在“他者”向“自我”投送视角信号的过程中，小孩逐渐把镜子里以“他者”为参照面的“自我”内化为意识里完整的自我。但这种自我主体性并没有完全摆脱超现实感性直观层面，还不具有真正完整的主体属性。即是说，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以抽象形式呈现主体对于“自我”和“他者”的评价与认同，是一个尚未完成时态。只有当它置身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中，把自身与所处的文化、历史、群体、身份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主体性“社会化”的跳跃，它才能从抽象的单向度主体向具体的历史的完整主体的转化。可见，主体性意识的产生不可避免导致了“自我”与“他者”的疏离；同时，完整的主体性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与历史存在环节。

由于历史隔阂与政治因素，香港存在于东西方文化大观的夹缝之间，香港的“自我”处于双重镜像中：一个是西方文化视域下的中国香港，另一个是中国文化视角下的“西化”香港。这种空间场域的配置，在香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成为香港自我意识生成的必要条件。主体意识的确立，不仅需要本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实践的配合，而且需要主体自身的反思性、超越性与创造性。正如香港岭南大学罗永生所说，“主体性归根结底是以本土生活共通的生活经验、价值和感情为基础，自觉地和反思地探问未来，并能彰显存活在本土生活空间的人的主体性”〔6〕。由此看来，香港本土主义不单是独特殖民地历史中的文化体验的集合，更是一个对自我文化特质的建构和认同过程。本土主体意识的特质往往透过“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差异性得以彰显，即社会主体以“自我”本位的文化视角观照异于对象的标准，从而形成香港本土主义的“香港/内地/英国”三维空间视野。在香港特殊的历史时空与港人跨境经验中，从历史的推移到空间的转换，从个人旅行、放逐到族群迁徙、移民，种种历史、地理、文化与政治因素的综合交织所带来的文化移位与身份层叠，必然引起港人对“自我”与“他者”的质疑与确证。尽管港人经历的历史变动、文化冲击与社会环境纷繁复杂，但是，香港本土主义基本围绕香港“自我”与中国内地、西方世界两个“他者”之间的异同性这一主轴进行磨合与确认。不管是在香港回归前从西方臆想的东方模型与中国指涉的西方标本的双重结构中探寻和确认“自我”，还是在香港回归后转向聚焦于香港“自我”的重新建构与中国意识的想象性融合，香港本土主义建构的核心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想象、社会诉求与身份认同来区别所从属的国家主体，从而凸显香港“自我”的独特文化属性。这种文化认同逻辑表面上扩大了香港自我形象，消解了“他者”的在场，实际上挤压了本土主体的延展空间，成为“他者”所批判的狭隘本土主义。

二、香港本土主义的经济社会认同逻辑

唯物史观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包括观念形态)的理论武器，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形成唯物史观的社会基础是19世纪成熟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可见，唯物史观所剖析的对象是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标本。由于地理环境、殖民地历史、社会文化与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不同于英国和欧美资本主义的演变历程，所以，呈现在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变异的形态”〔7〕。因而，香港是一个“既是又不是”的“不完整”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切入分析香港本土主义的经济社会认同逻辑，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前提，也就是支撑香港本土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的特殊性。

在对社会观念形态的研究中，唯物史观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加以演绎，这无疑为我们认识香港本土主义的本质奠定了理论基础。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对经济基础变化的反映，香港本土主义本质上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它必然受到香港政治上层建筑的直接影响，并最终取决于香港经济基础。20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重新检讨殖民管治政策，着手调整香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20世纪80年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物流中心，位居亚洲四大新兴经济体之首。同时，香港的流行音乐、新闻专栏、商业时装、武打电影凭借成熟的商业运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占领内地市场，成为一时被追捧和模仿的对象。可见，香港经济的腾飞与社会制度、教育、文化的发展成熟，为香港本土主义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经济社会基础。“随着殖民政府进行的社会改革与移民政策，及较长时间的经济繁荣期，再加上立足本地市场的文化与媒体成长，一个渐有自我意识的群体慢慢形成。”〔8〕这种群体意识在香港通俗文化中被解读为个人努力加上机会就可以成功的“香港精神”。“香港经济的腾飞，离不开香港人的拼搏精神；而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来源于对香港这片土地的归属感。”〔9〕因而，这种流行在香港社会的主体意识并非港英政府的一种慷慨恩赐，而是大部分港人勤奋务实、不断开拓发展空间的“附加值”。从深层次来看，香港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其所衍生的社会认同意识，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释放的生产力与开放性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港人主观能动性与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的结果。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立足于香港经济社会的具体变化，我们把握住了香港本土主义存在的基础，基本解决“什么是香港本土主义”这个本质与内涵的问题。本质与现象是矛盾统一体，本质是现象得以存在的根本，现象是本质得以显现的外化。因此，要全面分析香港本土主义的样态，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宏观层面对自身本质的剖析，还要从个体心理以及群体行为模式的微观层面对其现象的纹理进行呈现，即解决“香港本土主义是什么”这个表象与外延的问题。赖希与弗洛姆都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联结的环节，假如没有这种环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际处于“分离”状态；赖希认为这种环节是“性格结构”〔10〕，而弗洛姆则认为是“社会性格”〔11〕。他们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在分析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心理结构力量作用于个体存在状态以达到社会行为的调节与控制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不妨尝试结合唯物史观、精神分析学与社会认同的理论角度，以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介，揭示香港本土主义背后的社会心理认同活动以及其行为模式的转化机理。

我们首先来分析香港本土主义所呈现的社会心理现象。在社会成功转型的背景下，香港在经济上的成功凝聚了港人对本土社会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引申为一种经济社会意识的认同。这种本土主义在萌生出一种在家国之外的独特城市文化视野之余，并没有在城市“经济人”意识之外孕育出明确的政治价值取向。换言之，这时期的本土主义所建构的经济共同体意识，基本上是一种世俗层面的小市民意识。它对港人的灵活、精明、务实、进取等市井性格与社会精神的肯定，以推崇经济人意识、功利价值、重商精神与自由主义为荣，逐渐建立了一个新的香港人自我形象，形成自信与傲慢的群体性格。“群体倾向于将他们自己积极的方面与外部群体相比较，并会寻求具有比较优势的对比角度。”〔12〕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角来看，个体生存境遇的变迁与对客体的认同形成相关联，主体通过与客体相认同，获取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同关系相互确立，必然对所属的客体萌生偏爱意向，而对异己客体产生一定的排斥或防御心理。由此，区别于“他者”的边界以象征形式显现。从社会认同理论角度进一步分析，当边界、差别、对立在社会互动中被发现，个体意识到自身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该群体在社会中创造的威信、荣誉、成绩必然会增强个体的自尊，并赋予个体一种优越感，进而提升个体的社会地位。“维持个体积极的自我认同对群体的持续存在是必要的。”〔13〕因而，个体会自觉地把自身利益与该群体捆绑成一体，在心理与行为上珍视与捍卫作为该群体一员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和价值意义。由此可见，自尊、归属与认同是建构本土主义最直接的社会心理动机，个体会优先选择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群体的成员，因而，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的香港(客体)自然成为港人(主体)的本土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认同对象。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探讨香港本土主义的社会认同意识如何向社会行为模式转化。本土社会认同意识是主体观感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积极变化，以个体为本位的理性选择与自觉归类，它在个体与社会互动层面主要表现为社会心理认同；本土主义是在社会认同意识的基础上，在面临本土经济、文化、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涵化心理压力而诉诸本土运动的一种社会思潮形态，它具有明显的实践诉求与行动倾向。那么，本土社会认同意识如何向本土主义过渡并进行行为转化？它们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联结的环节？马克思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4〕；“‘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5〕。马克思在此所提及的“某种需要”，实际就是个体的利益需求，而“思想”本质就是意识形态诸形式，他从物质基础层面指出利益对个体需求层次满足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连接本土社会认同意识与本土主义的桥梁，是现实利益机制以及人们对它的社会心理期待。当人们按照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传达的指令执行了某一个行动后，社会系统将兑现他的某种需求，他得到了他所期待的“激励”。这种激励主要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物质利益的满足与经济地位的改变等，后者包括由社会认可与道德嘉奖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获得感”与愉悦等。正是存在对这种物质与精神激励的社会心理期待，推动了本土社会认同意识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导向与动力；而现实的利益机制对个体需求的满足又反作用于本土社会意识，不仅强化了本土主义的认同对象，而且对本土社会行为的协同性、一致性、整体性等特质进一步确证，逐渐内化到主体生存结构里，构成相对稳定的本土行为模式。

由此可见，从对个体存在的价值、地位与生存状态的肯定，推演到对整个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肯定，其背后的基础是香港经济社会的巨大成就对港人利益诉求的满足，由此所衍生的一种以香港为家的归属感以及以港人为本位的心理认同模式，这就是香港本土主义的经济社会认同逻辑的基本轨迹。

三、香港本土主义的政治认同逻辑与演变

在香港本土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港人的政治主体意识一直受到港英政府的遏制。长期以经济挂帅的管治意识在香港社会得到较好的内化，大部分港人关注经济民生问题多于政治运动。这种经济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与政治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香港大学阿巴斯所言的“畸形”的政治文化意识的一种反映，即“政治上缺乏主体、经济上恶性发达”〔16〕。因而，在香港本土主义形成初期，它的内在逻辑只是局限于反映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层面变化。但这种情况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开始发生转变。

20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议题由中英两国政府正式提上日程，香港思想界呈现明显的波动，关于香港前途走向的心理焦虑与社会期许在香港不同社会阶层的激荡，推动了政治主体性从港人的“集体无意识”中释放出来。港人渐渐从一个单向的文化群体转化为双向的政治文化群体，从一个单纯的经济人角色转换为复合的政治经济人角色。香港本土主义的政治维度的显现，不仅是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博弈的结果，还是港人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政制改革诉求的增强、社会动员力量的增大以及政治参与投入增多等因素相互作用所致。实际上，港人政治主体性并非香港本土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自然”产物，而是殖民地政治力量“人为”催产的结果，然而它的出现却是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从文化、经济社会向政治层面演变的重要信号。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社会存在的变化引起社会意识的变化。香港主体性从模糊到觉醒再到反思、显现；香港本土意识的基本内涵从零散到逐步完整、完善；香港本土主义的逻辑结构从文化意识到经济社会意识再到政治意识的逐层推进、深入；这些香港社会意识层面的“点、线、面”变化正是对香港社会存在变化的集中反映。

九七回归过渡期是香港政治发展的敏感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港英政府的权力政治与身份政治强强联手，不但加快港人主体性的政治自觉，而且直接推动香港本土主义的主体性结构的裂变与内涵的延展。

一方面，在港英政府“即将到期”的权力政治主导下，西方社会思潮所认同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政治属性在香港本土主义得到较为全面的激活，民主诉求、政治焦虑、政治认同成为了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中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博弈的焦点所在。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加快香港政制发展，为港人政治主体性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表达载体与制度环境。香港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借助各个政治实体进行利益表达，无形的政治主体依附有形的政治实体，在建制系统内外相互较量、对话与磨合，试图以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捍卫本土主义的核心利益。各种制度载体、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所承载的权力政治逻辑，不仅强化了港人在香港本土主义发展过程中对自身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的认同，而且潜移默化地推动港人对西方政治秩序本土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在港英政府的身份政治主导下，港人政治主体性的亢奋性发展加快了香港本土主义的解构与重构。“港英政府通过对香港社会意识形态的倡导和对某些媒体的授意而把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对立多次转译，从而把矛盾转移，并创造出新的本地意识，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对‘他者’的创作与改造。”〔17〕这种新的本地意识的建构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主体意识的本体重置，把香港政治主体性置换成香港政治独立性，诱导港人从香港本土主义中分离出一种独立公民意识；二是主体的对象意识的建构，以政治裂痕(political cleavage)为参照，透过社群的政治想象创造异质“他者”。在香港左翼本土主义者的逻辑框架里，内地“他者”并非作为“自我”的一个借镜对象，而是视为一个政治情感抗拒的异己标的。在香港右翼本土主义者的思维模式中，“中国性”与“香港性”(Hongkongness)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他者”对“香港自我”构成政治“强权”压迫，只有解构“中国性”与颠覆“大中华主义”主导地位，才能形成自由、自主、自治的香港主体性。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本土阵营，都尝试把“香港性”从“中国性”中类分出来，将内地想象成一个强硬固化的、具有强权性质的“他者”，并且预设这个“他者”不存在流变的可能性。在这种政治文化逻辑演变中，新的本地意识在表象上呈现出的是自我建构的自由主体，但它实质上处于一种隐性压制的发展状态，受制于港英政府主导的身份政治与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然而，香港主体性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区间显露出的政治力量，推动着本土主义从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的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变过渡，衍生了一种政治文化附加值。在面对社会变迁与政治焦虑的时期，它转化为与不同的权力中心对话与议价的政治筹码，发挥着一定的群体心理平衡作用。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政治价值认同的分化与主体价值论的自觉建构进一步促进香港本土主义内在逻辑的深化与成熟。

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价值需求是伴随人的主体地位提升而产生，随着价值主体的确立，主体从理性自觉到自主定位的过程彰显主体的自在维度向超越维度的阶梯递进。从物质层面的器物、实体需要到符号层面的价值、关系需要的不断丰富，主体的需要在本土主义中的反映也随之拓展，主体渐渐认识自己的历史角色、政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价值地位。由此，建构一种可以通约各种特殊价值的本位价值观(即社会价值共识)成为主体的新需求。香港中产阶级试图把自身认同的核心价值之说与平民的普世价值接轨，把自身利益说成全体港人利益，为港人描述一个价值共同体的幻象，提出以专业主义、人权法治、言论自由、公平正义等作为香港本土政治价值核心。事实上，这套核心价值不符合历史现实，并有精英阶层自说自话的倾向。港人一直坚持的爱国、爱港、务实、重商、正义的价值取向，与香港精英所认同的政治价值并不处于同一阵线上。“一种价值观念‘是谁的，最终为了谁’，就会以谁的地位、立场、利益为依据，反映和代表谁的意志。”〔18〕因此，香港精英的本土政治诉求只是维护其所属部分阶层在旧体制内的位置与利益，并不能代表港人在新建制下的普遍社会诉求。可见，香港精英分子以虚假的价值形式尝试掩盖自身阶层真实生存境地的矛盾，他们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包含了主体想象与价值取舍，只是一套描述性的“应然”政治伦理追求，而非符合香港社会实际的“实然”政治理想目标。

香港社会的政治价值认同之争诉诸本土主义思潮进行表达，而这种综合的社会意识运动形式总是承载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法理层面对港人主体性存在的肯定，为奠定香港价值本位提供了基本前提。而香港学界对“港式”主体价值论的自觉建构，使得香港本土主义具备一定理论形态的支撑，既推动了自身内在逻辑的发展成熟，又在香港不同政党、团体和社群的本土行动中，转化为政治认同与利益诉求的重要力量。“九七”后，香港民意处于激荡状态，令政治取向不同的媒体，趋同于集体行动的主流意向，亦令整个社会或隐或现地感受到本土价值的主体表述。”〔19〕从微观政治层面来看，在“反高铁”“反水客”“保港运动”等本土运动中，香港本土主义的主体性叙事不再只是一种软性的文化情感表达方式，而是更加侧重围绕日常权力关系与具体利益的张力而展开策略的应对。从宏观政治层面来看，在香港“占中”“保普选反占中”等本土运动中，香港本土主义紧扣社会发展方向，不再只是停留在主体的情感切面与社会心理的简单对话，而是更加深入到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权力、话语、身份与价值的角逐。在政治利益矛盾相互对抗过程中，极左与极右两股极端本土主义势力的抬头，构成香港社会分化的主体，进一步加剧阶层利益整合与社会共识凝聚的难度。由此可见，随着经济建设、政制改革、文化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向前推进，香港本土主义的多重主体性在一定的理性逻辑论述、工具程序设计与价值信念导向下加速自身的解构与重构，并在具体实践层面以积极或消极的力量直接影响九七回归后的港人民主诉求与价值观认同。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香港本土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它的内在逻辑以港人为本位的主体性自觉为原点，以文化、经济社会、政治为横轴，围绕20世纪70年代以来香港社会历史的纵轴展开，投射出明显的“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序列变化，显示出当代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的整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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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莲碧)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香港社会思潮分析与有效引导的对策研究”(编号：14ZDA058)成果。

2016-06-23

冯庆想，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