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多重身份及修辞策略

李有亮



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多重身份及修辞策略

李有亮

女性文学的实践历程，就是女性对自我性别加以辨析和确认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求和建构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大致经历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性别意识、历史意识、话语意识五个阶段，并因不同历史时期或显或隐的复杂语境对于作家创作的制约和影响，女性写作活动中的主体身份呈现出多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叙述主体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诸多叙事因素的设计变化上。同时，因写作身份的调整而促生的修辞策略的变化，也通过作品中或认同、或对抗、或犹疑等不同的叙事态度及话语方式充分呈显出来。

女性主体性性别建构文学语境写作身份修辞策略

在漫长的女性文学实践历程中，女性写作活动始终被各种力量聚合而成的社会语境所包围，以致常常迷失自我探寻的方向。而更多时候，女性主体都在或积极或无奈地应对这种无所不在的“无物之阵”的围困，不仅在现实意义上不断调整自我的生存姿态，更于文学创作实践中分解出或确立起多重写作身份，并由此促生出不同的主体意识，进而选择不同的修辞策略和表达方式。探究这一女性“自我命名”的文学实践过程，并辨析其间在语境的制约与反制约的张力中女性写作身份的选择、修辞策略的调整及女性话语空间的拓建，对当下社会女性发展自我、实现真正男女平等、理性开发自身潜质、达至男女和谐共建目标的现实可能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女人：自我命名的历程与迷局

女性解放自身的历史，其实就是女性对自我性别加以辨析和确认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命名的漫长历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陷入迷局又不断挣脱出来的过程。

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一直是为几千年的父权制历史文化所命定的。因此，女性从开始觉醒的那一刻起，就在与无比强大的男权传统的不断对抗中获取属于自我命名的权力。康正果在诠释女权主义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性别划分实质上是一个命名和贴标签的问题。由于命名的大权操在男性手中，所以语言是男人制造的，它传达男性的价值，妇女使用男人制造的语言难免要内化男性的价值。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的社会中，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它一直使妇女处在沉默的状态中。妇女好像哑巴一样，不管她有多么复杂的经验，到头来连一个字都说不清楚。”〔1〕所以，女性自我认知、自我命名并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构成了解放自身的基本内涵。

西方女性从18世纪启蒙运动正式开启了这一自我命名的艰难历程。玛莉·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92年所著的《女权辩护》被视作19世纪之前少数几篇可以称得上是女性主义的著作之一，她首次将女性比喻为“高贵的社会精英”，并且认为女性理所当然地应当拥有比男性更多的权利。迄今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女性主义以自由和平等为目标，以人权思想为理论纲领，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不但使西方妇女的法律地位得到大大改善，而且通过女子教育和维权组织使妇女权益得到保障，从而在实践和理论上促使女性主义思想不断发展与深化。中国女性的自我命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在至今近百年的历史中，从“我是我自己的”这样的女性独立宣言开始，造就了一大批初具自主意识的“五四女性”；之后又历经革命与战争的洗礼，在与男人完全相同的“战时语境”中，延续着“女人也是人”的思考与探求；此后，无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男女都一样”的新的平等承诺下的被动选择，还是进入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女人就是女人”的性别意识初醒，80年代中期之后女性对“性权力”的日益大胆的张扬，以及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在世俗欲望与精神超越之间的抉择，中国女性始终在自我命名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着、摸索着。

从人的主体意识确立的角度来看，女性自我命名的历程，也就是一个女性不断认知自我、女性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女性主体性不断建构的过程。什么是主体？主体问题历来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在继承康德、黑格尔等前人的主体思想的基础上，把人置于生产关系中，从而革命性地揭示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主客体之间，“作为主体的人必须是出发点”。〔2〕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主体就是自由自觉活动的人，是相对于活动的客体而言的，是在人主观能动的活动中展现的。依照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把主体解释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自我存在意识和自我与世界关系意识的人”〔3〕。什么是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种特性，“它既包括人的主观需求，也包括人通过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把握”〔4〕。什么是女性主体性？就是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那种特性，就是女性对自身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女性能够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的特性和力量，从而“自觉要求自身在地位、能力、生活方式、知识水平、人格塑造、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不断提高和完善，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的体现在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自觉能动性”〔5〕。

女性主体的生成就是一个女性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历程。自“五四”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塑造了无数的现代女性形象，描述了她们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尤其是对于女性追求个人幸福、追求自我解放的艰难历程予以了深入揭示。纵观百年现代女性文学历史，可以看到女性生存境遇的历时性变化，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发展与深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女性主体意识发展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独立意识阶段。自近代以来，妇女解放日渐成为文化思想界、政府改革、立法和政党鼓动民众的重要内容，少数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直接投身妇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自由、民主思潮，女子学校的创办，女性团体、女性刊物的出现，使妇女群体力量迅速壮大。在这萌发初期的女权思想中，追求个性自由与自我独立是当时女性的主导性诉求。因为对于正在努力从几千年父权体制下挣脱出来的中国女性而言，能够拥有个性自由、婚恋自主权利，能够初次独立主宰自己的命运，已不啻于梦想的实现。所以，子君敢于冲脱封建礼教束缚毅然与涓生走到一起，初次实现了自己的独立梦想，却还不曾意识到，男女平等在当时无论是社会现实、文化传统还是男性思想意识，均还不具备构建的基础。

二是平等意识阶段。如果说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出现以女性独立为主导诉求的女权运动的话，那么到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妇女解放运动的走向开始被纳入到阶级和民族解放的总目标之中。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男女性别关系一直是难以协调的一对矛盾，大革命时期的向警予与蔡和森、萧红与萧军的夫妻冲突，延安整风时期丁玲等女性知识分子对自己处境的不满，自诩是“回到家庭的娜拉”，正是对男女不平等关系的反抗，对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批判。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虽然通过立法来确立男女平等的地位，但是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性别观依然在相当程度地阻碍着女性地位真正的提高。于是，“女人也是人”就成为长时期以来中国女性对抗男权、实现男女平等的一种目标追求。对此，无论是50年代草明的《姑娘的心事》、韦君宜的《女人》、《访旧》，还是新时期初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等，均可视为女性对男女平等问题不断深入的思考。

三是性别意识阶段。这是一个女性自我生命特质进一步觉醒的阶段，也是女人对自己性别进行自我辨析与确认的过程。此间女性开始更多关注的是自己不同于男性的自然属性基础上的生命价值问题。“女人就是女人”成为这一过程中主导性的女性主体意识。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铁凝、王安忆、刘西鸿等的女性写作中，就不断强化着这种性别对峙中的女人与男人的差异性，而母性情怀曾一度成为女性写作中的价值取向。进入90年代以后，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则进一步通过凸显女性经验的个人性与神秘性，通过镜像对身体的辨认与抚摸，大大拓宽了女性感知的生命空间，并因此促使女性自我反省意识明显深化。而90年代中后期卫慧、棉棉等对女性身体的反叛性刻画，在性别意识的体认方面走得更远，也更多了一些对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偏离。

四是历史意识阶段。这是一次女性寻找自己传统的艰难旅程，是一次女性发动的寻根运动。女性试图重新发现和构建自己的历史记忆，怎样借助文学的方式来构建女性的历史，这成为女性作家们一度的目标。自90年代以后，王安忆的《长恨歌》以上海为背景所铺展的“弄堂记忆”， 须兰《纪念乐师良宵》中女性对于历史灾变的个人化的、独特的记忆，迟子建的《秧歌》等一系列作品对被传统叙事掩盖着的女性历史真相的揭示，以及陈染《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嘴唇里的阳光》、《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中关于女性成长史的自我回望，均可视为被女性记忆激活并加以构建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

五是话语意识阶段。戴锦华在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时指出：“事实上，正是男性文化的语言、话语的规范，构造了女性所必然遭遇的镜城。于是，此间女性写作的趋向之一，便是自觉而有力的对经典的男性叙述女性之话语的越界。”〔6〕毫无疑问，“话语的越界”成为了90年代女性写作主体性自觉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无论是以王安忆、铁凝等为代表的“50代”，还是以陈染、徐坤等为代表的“60代”，抑或是以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70代”，可以说，女性话语的自觉意识汇聚成了一股逾越男权话语成规的强劲力量。铁凝的短篇小说《遭遇礼拜八》、徐坤的《游行》、蒋子丹的《桑烟为谁而升起》等借助戏仿、反讽等现代叙事的策略性手段加以表达的“戏语”，陈染《无处告别》、《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 等“心灵在无人观赏时的独舞和独白”(郭春林语)的“私语”，均是女性写作在确立女性话语权力、体现女性独特语言风格、创建女性美学空间努力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当然，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并没有一个既定的历史逻辑和清晰的认知边界，也没有一个先验的本质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这一历程与女性主体当时所处的历史境遇、社会制度、文化规范、认知能力等紧密相关，是女性个体生命面对多维复杂的生存语境，在无数次的犹疑、对抗、认同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多数时候，女性主体意识处于一种相互交织、相互缠绕、此消彼长、纷繁多变的“非线性状态”。对于女性文学创作而言，这种“状态”就是女性作家作为现代女性群体的代表，不断陷入多重复杂的文学语境所构成的“迷局”之中。这些迷局，涉及爱情、婚姻、家庭、事业、友谊、身体、心灵、记忆、话语等方方面面；这些语境，既牵涉到作家所容身的宏观外在的社会历史语境，也包括创作主体艺术地掌握与表达世界的独特的创作语境，同时还兼及读者阅读女性作品所构成的阅读语境，以及女性文学作品自身特殊的文本语境。这些文学语境构成的迷局，既是精神性的生存困境，又与外部现实环境和条件等紧密相关；既吸引着女性奋不顾身投入其中，又常常受困于中难以自拔。而更为复杂的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体性的体现也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其中既主要通过隐含作者的女性主体性加以体现，也会一定程度上借助叙述者的主体性予以传达，还会通过对女性生活场景的描述、对女性主人公充满困顿的内心世界的刻画、精神体验的挖掘及独特性格的塑造，建构起一种具有多重交互性特征的主体间性，由此加剧了女性主体性建构与多重文学语境之间的复杂状态，需要我们做出细致深入的梳理与剖析。

二、女性主体的多重身份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着由各种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汇聚而成的或显或隐的话语形态所构成的特殊语境，这种语境对于作家创作的制约和影响是广在而弥散的。有学者将这种宏观意义上的语境称之为“无处不在的‘巨型文本’”，“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说什么和怎么说，决定了我们以什么身份说话。”〔7〕人是一种懂得适应环境的高级生物，并在适应中对环境施加影响。作家面对语境的囿限同样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在与语境的限制与文学的反限制的张力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又不会被语境之网过滤掉的语言表达”。〔8〕这种寻找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作家对自己“言说身份”的设定或选择。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作家对自己写作身份的选设很少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更多时候是重叠的、复合交叉的，其中当然有主次、轻重、显隐之分，但却不可能单纯选择其中一端而无涉另一端。这也正是女性文学中写作身份的纠结之处。

由于我们是在文学理论范畴中讨论女性主体性问题，所以对于女性文学写作身份的区辨，重心不在女性创作主体于现实情境中的角色担当与身份体现，而是进入文学活动之后的身份设置。而叙事学理论中，有着对于叙述主体及相关因素的深刻论述。其中与叙述主体有密切关联的几个概念，如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等，均可视为主体面对特定语境时在文学作品中的多重写作身份的体现。

作者。作者作为现实中的个体存在，因其不能够直接进入文本而常常被剔除在现代形式批评分析之外，似与主体性构建、言说身份拟设、创作策略选择均无关联。然而，当我们将叙事学与语境理论两厢结合起来时，就会觉得真实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作家并非文学研究过程中可有可无的因素，相反，他/她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参考。作者的现实经验、历史记忆、审美特点、世俗趣味等都会成为文本分析的参考因素，而传统的社会历史学分析也并非完全过时。即，现实中的作者的社会化身份特征，既然是派生文学写作中其他身份存在的出发点，那就自然也会成为其他身份存在的最后停泊地。比如，一个进城打工女性的现实身份，无疑会使其文学文本中的隐含作者多有与现代城市的精神疏离倾向。其设置的叙述者的视角也必然具有外来人、旁观者、游离者的特征。至于其中的女性人物身份，也自会在或独自打拼、或依傍权势、或堕落自毁等外来者的常态现实境遇中予以选设。而若将这些文学文本中的身份体现或演变轨迹整合起来，又可成为现实中作者的处境变化与身份调整的认定依据。

隐含作者。隐含作者是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概念，布斯把它解释为“一个置于场景之后的作者的隐含的化身”，“这个隐含的作者始终与‘真实的人’不同——不管我们把他当成什么——当他创造自己的作品时，他就创造了一种自己的优越的替身，一个‘第二自我’”。〔9〕之所以使用“优越的替身”这样的概念，表明布斯的修辞理论还是十分注重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承继过来的道德理想，“隐含作者”亦即一个理想化的作者。对于隐含作者的理解，当代研究者比较注意从创作编码和阅读解码两个方面来解读，“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方式写作的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写作者的形象。”〔10〕显然，隐含作者是一个重要的写作身份的体现形式，它更多显示的是作者的理想人格，也更多承担着作者所追求的女性主体性。它往往隐藏在作品的内部，“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11〕

叙述者。就是故事的讲述人。它在女性文本中的位置一般总是为创作者所精心设置的，这种设置既是服从于现实作者的写作策略需要，也是顺应隐含作者的价值理想指向。叙述者的设置，本身就表明作家对特定语境下写作身份与叙述视角的一种选择，也是作家主体性建构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叙述类型的划分，则更加剧了这种写作身份选择与变换的复杂性，同样也会使女性主体性建构变得扑朔迷离。过去西方一般把叙述类型分为三类，即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和全知全能。而布斯创造性地将之划为两类：戏剧化的叙述与非戏剧化的叙述。前者是指一种未经特殊设定的、似乎无所不在的叙述者，作品中诸多人物的言行举止似乎都被赋予了叙述功能，担当着叙述者的角色，“其变化范围几乎与其他小说人物的变化范围一样广”〔12〕。后者则是指小说中明确承当叙述功能，并直接以叙述者面目出现的人。二者相较，非戏剧化的叙述因为有叙述中介的存在，会使写作身份及主体性诉求相对明晰一些，而戏剧化的叙述则因为多重叙述视点的建立，致使写作身份更加模糊，主体性诉求更为曲折和隐蔽。依此理论对应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可以让我们对女性写作的多重身份特征加深认知。

人物。女性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女性写作身份的关系十分密切。与隐含作者、叙述者的文本位置相比，隐含作者虽然是真实作者的“优化替身”，但却在作品中只能“隐含”地存在；叙述者虽然获得浮出地表的权力，却要么被众人瓜分(主要指戏剧化叙述)，要么因其“中介性”而造成与故事之间的间离效果(主要指非戏剧化叙述)。而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则被赋予了于故事“前台”独立活动的更大权限与更多机会，因而也必然更能够映射出作者在写作身份方面的选设特点，以及在主体性思考与追求方面的主观意向。当然，人物设置有着多种情形，从是否给予人物主体性品质这一角度看，起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有主体性人物，二是无主体性人物，三是反主体性人物。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可以刻画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人物，也可以刻画无主体性的女性人物或反女性主体性的男性人物或倒置性承袭男性霸权的女性人物。”〔13〕不同人物的设置，可能正代表着作者的多重写作身份，反映着其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意向和复杂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人物的主体性不是作者任意强加的。叙述学中强调尊重人物主体性，就是反对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对人物的是非做权威评判，而应以对话的姿态尊重作品中人物的价值立场。同理，隐含作者、叙述者的主体性也不应是作者一手包办、全权代理的，也需要一种“剔除了霸权的、经过现代修正的主体性”〔14〕，而这种主体性，就是一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并非抹杀主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它更强调的是“对主体性的现代修正，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主体性。……即不是反主体性，而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15〕结合叙述学而言，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都会借助文本体现各自的主体性存在，而非简单意义上的从作者始到人物终的逐级领导、依次驾驭的逻辑秩序。尤其是人物，无论其是否主要角色，是否有主体性，都应对他/她的价值取向保持尊重，以此与其他叙述因素之间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对话关系，并带来多元价值立场的碰撞和交融。当然，尊重并不等于放任，给人物主体性放权并不等于丧失是非辨认能力。特别是对于隐含作者而言，在理解和体谅人物的人性弱点的同时，“仍然应该以视之为弱点为前提。这样文学作品对人性之弱点的体谅、悲悯就不至于堕落为纵容乃至于同谋的立场上。”〔16〕这其间的尺度拿捏，也许恰是衡量创作者叙事能力与结构水平的关键所在。

三、女性写作的修辞策略

女性主体的多重身份均是源于对多重文学语境制约力量的适应，而这种适应又并非完全被动的。作家对语境的反应，主要会集中于对话语权力趋势变化的敏感体察和判断上，从中找到自己的话语空间和表达方式。这就是一种修辞策略。

修辞，在叙述学中已经不同于我们以往所说的遣词用语或句法结构等语言学基本知识，而是与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含义一致，着重研究作者叙事技巧的选择与文学阅读效果之间的联系。而修辞与语境联系起来看，它就主要表现为一种话语的组织和调整策略。按照王一川的解释，修辞“就是指组织并调整话语以适应特定语境中的表达要求。换言之，是指为造成特定语境中的表达效果而组织并调整语言”。〔17〕回顾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历程，女性写作主体在面对新中国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市场化消费时代、新媒体文化产业等各种大的文化语境变迁，始终显示出对女性话语权力的积极争取，以及在制约与反制约的张力中对话语策略的不断调整。

对不同的修辞策略的选择，取决于言说者对不同写作身份的确立。写作身份的确立主要表现在叙述主体对语境的不同价值反应，以及对叙述视角与位置的不同设立上。简言之，修辞策略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作品叙事态度及话语方式的不同。归结起来，女性叙事中这种态度与方式不外乎下面三种基本情形：

一是认同式，即作品中的叙述主体对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保持了一种价值认同。体现在叙事态度上，就是对当时语境中的主导性意识形态采取顺应与服从。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丁玲为例。在“五四”启蒙思想落潮、国共两党反目之后，革命式话语就构成了对个性解放遭受强力抑制、精神于极度苦闷中彷徨、具有左翼倾向的一代文学青年的新启蒙。丁玲作为“五四”后期崛起的有着鲜明女性自主意识的代表作家，在整个时代趋势的变化、个人的惨痛经历以及其独特的性格等几重力量驱使下，告别了自己的“莎菲时代”，进入一个左翼女作家的创作轨道。当然，丁玲的小说与时代语境之间并不是一直简单的迎合、顺从，其中也有着一定的犹疑、迷惑，如30年代的《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一、二)、《水》等，其中的女性主人公多是一些受“五四”新文化思想影响，有着与昨日的孟珂、莎菲相似的情感诉求，在受到革命者启蒙之后逐渐“觉悟”的新女性。所谓“恋爱+革命”的叙述模式也正说明，在任何语境的制约之下，女性主体性都会显露出其自我建构的曲折轨迹。而到40年代初，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则明显强化了对于解放区革命语境的质疑和反抗意识，其中的叙述主体在身份设置与价值取向上与以往作品相比形成很大反差，并由此创造了20世纪前半页中国现代女性叙事的一个精神高地。但是，在此后革命文学不断加强的语境控制力量面前，丁玲终究是采取了对之归顺的态度，直至自己文学生涯的终点。而对一种政治思想主导下文学语境的长期顺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女性自我意识的被动与退化，甚至陷入某种为主流意识形态深度异化的文学境遇之中。

二是对抗式，即叙述主体的价值立场与当时社会语境及历史语境是明显对峙的。其中无论隐含作者还是叙述人的言说身份及叙述位置的选择与设立，均能见出与对某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语境的有意疏离。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张爱玲了。从20世纪40年代初始，她的叙事基点一直定位于写“人生安稳的一面”。这里面所蕴含的叙事态度即价值意向，显然主要并非革命主导思想所期待的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揭示，抑非对进步青年趋向革命斗争的曲折心路历程的描写，自然也不是像20世纪初为迎合市民消费趣味而出现的“鸳鸯蝴蝶派”那样充斥着世俗脂粉气，而更多则是对处于新旧交织的现实夹缝中艰难挣扎、欲求独立的时代女性生活困境、精神困境的刻画。其叙述视点既立足女性命运的现实地表，又分明超越于现实之上，在揭示女性当下命运的同时，将思想锋芒直指千百年来的男权历史和传统礼教。比如《倾城之恋》，作品通过冷静、清醒的叙述者及透视性的叙述位置的建立，不仅解构掉了关于“倾城”的传统式阅读期待，而且使文本旨归完全逸出了自近代以来具有强大涵盖力的“现代性”语境(无论启蒙主义还是消费主义)，显示出独属于张爱玲的卓尔不群、独自面对的创作个性。这种个性在文学语境逐步趋于一统化的形势下愈发得以彰显，面对日益逼近的所谓现代生活新秩序，当她连讲述旧式家庭故事的权利都将失去时，她宁肯选择转过身去，给世人留下自己永不俯就与妥协的孤傲而苍凉的背影。

三是犹疑式，即叙述主体的价值立场和叙事态度在同一文本或不同文本(包括互文关系)中显示出犹疑、彷徨、自相矛盾、自我解构等创作特征。这些特征的体现无不与其所置身的文学语境有复杂而隐秘的内在关联。同样以现代女性作家为例，这样的矛盾性叙事在萧红的小说中表现明显。作者悲苦的、缺乏温暖与爱的童年记忆，使其一生对获取一种真爱倾心向往，并投入了太多感情。在与鲁迅先生接触之后，萧红原本生命经验中朴实、坚韧的北国女儿的思想情愫和精神气质得到了更为明确和正确的指引，更进一步地向着左翼文学主潮靠近，革命的意识和大众的立场日趋鲜明，这从其成名作《生死场》以及20世纪30年代末写的《朦胧的期待》、《黄河》、《旷野的呼喊》等作品中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但是，萧红对于革命这一宏大事业，无论是理性认知程度，还是天然感兴趣的程度，都与丁玲不可同日而语。她对革命的亲近更多是迫于生计，抑或还有借助参加革命获得人间挚爱的期冀。但是，努力融入革命并未让她得到一个女人所希望的幸福，反倒使其对爱情、对男人、对男权文化传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对现实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失望。40年代初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已经显现出与革命的“游离”状态。小说中并未设置中心人物，也无主要故事情节，整个叙述风格笔调也更近似散文或诗歌，叙述者似乎站得很远的位置上，一切只是对一种自然中掺着无奈、温情中带着悲凉的往事的“回望”。小团圆媳妇的惨死、王大姐的先是争取自主婚姻后又因难产而死，通过这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不幸女性的命运，是否一定程度地折射出作者即使面对革命事业也依然难以掩饰的悲哀与失望情绪？而在其生命将逝之际写下《小城三月》，写下这样一段凄绝无望的爱情故事，谁能说这不是她未能真正寻得爱情而死不瞑目的心迹写照，而作品中的翠姨，那个敏感、矜持、内心对爱充满渴望，却与爱情尽在咫尺又远隔天涯的可悲女子，谁又能说不是萧红生命中深藏着的另一个自我呢？

概括而言，没有哪一个作家是超越语境而创作的；反过来，也没有哪一种语境是天然适合文学活动的。作家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面对所置身的不同语境或认同、或对抗、或犹疑不决，并不断修正写作身份、调整修辞策略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女性不断加强自我认知、自我命名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起女性自身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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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邝彩云)

2016-08-16

李有亮，上海政法学院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女性文学批评。

上海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