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叙事的反思与重构

罗贵榕



中国革命叙事的反思与重构

罗贵榕

中国传统的革命叙事，在真实性问题、暴力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及先进性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悖反现象，其根源在于：政治合法性要求对革命叙事的过度期望；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对革命叙事的过度侵蚀；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对传统革命叙事的潜在影响。重构中国革命叙事，应当以和平统一为宗旨，重构国共关系革命叙事；应当坚持真实性原则与人性原则，摒弃任意改写历史、过度夸张等叙事手法；应当卸下革命叙事为政治合法性辩护的沉重负担，恢复其传承优秀传统、塑造现代文明、开创时代精神的叙事宗旨。

革命叙事悖反现象政治合法性国共关系真实性原则

近年来，学界已经注意到中国革命叙事的变化，已就革命叙事的主体、内容及叙事范式等问题做了探讨，但不足的是，尚没有对此变化的根源进行充分的论述，也没有对传统中国革命叙事中的不合理性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即没有充分说明当下革命叙事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源并提出推进方向。中国革命叙事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承担着论证政权合法性的重任，又承载着传承优秀革命传统的功能。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革命叙事不再受到欢迎，难以完成它的既定使命。虽然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都倍加重视革命传统的传承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现实中，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各种文化宣传工作中，正统的革命故事都不再吸引眼球，甚至于某些传统叙事一再遭遇质疑与争议，另一方面，异化的革命故事，如披着革命叙事外衣的爱情片、过度娱乐化的抗日神剧却充斥着主流媒体及各类新媒体。因此，必须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叙事的意义、功能何在？有必要继续进行革命叙事吗？在全球化、新媒体等新的时代背景下，革命叙事如何才能有效地展开？

一、中国革命叙事中的悖反现象

中国传统的革命叙事在现时代之所以缺乏吸引力、遭受质疑或被全面解构，其原因不仅在于时代变迁导致人的思想观念、兴趣与追求完全改变，还在于传统的革命叙事中存在着深刻的互悖现象。

(一)传统革命叙事的夸张性与真实性问题

革命需要启蒙与动员，需要教育与宣传工作的充分展开，其方式方法众多，其中比较直接而有效的方式是文艺宣传。毛泽东指出，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1〕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他尤其重视对农村的宣传工作，因为他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中国，谁赢得了农民，谁就可以赢得中国。”〔2〕只有深入宣传、教育和引导农民起来革命，才能实现打倒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建设新中国的目标。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后，文艺工作者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并产生了积极的动员作用。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与传世之作，然而，由于创作者过于注重宣传效果，过度运用创作中的夸张或典型示范原则，忽视真实性原则与人性原则，这就造成对现实的严重背离。以“半夜鸡叫”这一广为流传的革命叙事为例，可看到其中沉重的代价。

“半夜鸡叫”讲述了一个财主与长工对抗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恶霸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从床上爬起来，钻到自己的鸡笼里模仿鸡叫，引发家里公鸡的报晓啼鸣，以此催促家里的长工早起干活。此故事出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 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内用7 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 20 种外文印行，其中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 多万册，成为解放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半夜鸡叫”的故事被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至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还将此故事改编为木偶剧。经过强大的文宣机器的推动，“高玉宝”的故事已成为中国革命叙事中的经典著作，其中的“我要读书”“半夜鸡叫”等章节，已成为革命文学的经典段落。然而实情是，《高玉宝》这部作品最初由一位名叫高玉宝的解放军士兵提供了基本素材，这位农民出身的士兵识字不多，近乎文盲，而后由解放军的文宣人员和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专业作家加工形成长篇小说，但署名仍然为高玉宝。这样的署名安排，符合当时革命文学的创作实际，凸显了工农兵文艺的创作主体对文艺领域的话语主权。〔3〕

新千年后，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与多元化，关于“半夜鸡叫”的故事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开始受到质疑。不断有人撰文指出，从动物学、农学及当时农村普遍的租佃关系史实考察，这个故事都与事实相悖，有违科学性。由于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均以现实中的真人为原型，并冠以真名真姓，真实人物的不同境遇也因此反差很大。作为原型人物的高玉宝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到过“周扒皮”家务工，也没有被其盘剥压榨，但却由于《高玉宝》一书而获得巨大荣耀。著作出版后，高玉宝开始四处做报告，1990 年代退休后开始职业性做报告。他被全国 20 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等，讲述革命故事。至 2009 年建国 60 周年，他陆续在全国做报告累计 4000 场，听众 5000 万人次。作为反面典型的“周扒皮”家的际遇迥然不同。被赐名“周扒皮”的周春富实为辽南农村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拥有土地不足200亩。1947 年土地革命运动中，两次被划成分为富农，并因其有小作坊被划为双富农，等同于“恶霸地主”，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抽打而死。他是土改中一个不幸的人物，死后却又因《高玉宝》一书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其家人也因此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其后人孟令骞就因备受嘲笑而“变得敏感、自卑甚至低人一等”，〔4〕后为洗脱其曾外祖父罪名而著《半夜鸡不叫》。无独有偶，关于四川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叙事也经历了同样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刘文彩是一个既搜刮过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大地主，但经过当时文宣机构的改造，变成了一个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喝人血、吃人奶的恶霸地主。刘文彩家的庄园被当地政府改建成为“地主庄园陈列馆”*此馆1988年已改造为川西民俗博物馆。并对外开放，产生了轰动效应，随着大型记录片《罪恶的地方庄园》、川剧《水牢仇》、泥塑《收租院》等一系列相关文艺作品的宣传，原为鸦片烟仓库的“水牢”成为阶级斗争的又一经典符号。在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刘文彩的后人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以致几名幼小孩子为此丧命。

小说作为文学体裁可进行艺术加工；文艺作品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可极大地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并带来极好的宣传教育效果，但是，如果为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剥削与压迫、追求自由与解放而创作的作品最后被证明是违背科学常识、故意扭曲甚至歪曲事实，并导致他人遭遇不幸的，那么，这样的作品其艺术地位将受到质疑，其宣传教育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并可能产生相反效果，即人们可能因认为被欺骗而不再相信同类的宣传教育，甚至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千方百计动员民众与坚持真实性与科学性之间，如何保持应有的平衡，而不是适得其反，就值得关注与反思。

(二)传统革命叙事的暴力与反暴力问题

在中国传统革命叙事中，为了说明统治者、剥削者、压迫者的残暴，就需要展示其种种残酷、恶劣的行径，并以此证明采用强制手段或暴力手段颠覆其统治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仍以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为例，为了展示刘文彩的恶毒，陈列馆在“水牢”里放置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复制了血水、血手印等，陈列展出了“买飞田”“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背磨沉水”“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谋害长工”“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最终把庄园陈列馆变成“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的人间地狱，绝大多数参观者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5〕这些充斥着历史悲剧和艺术暴力的雕塑作品及相关的影视作品，却导致了另一个真实的悲剧，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为了躲避恶霸地主的家庭出身和强大的舆论压力，逃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但最终逃不过对恶霸地主“牢记血泪仇”的宣传攻势，当地农民把他用绳索勒死，他的老婆和不足一岁龄及两岁龄的俩孩子也被斧头劈死。

革命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它是对传统秩序的颠覆，而传统秩序是由强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社会心理系统共同建构及共同支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但这恰是最艰难的环节。且不说善良懦弱、胆小怕事是中国农民的群体特征，也不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村日常生活的千万种联结，仅仅是强大的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强大的国家法律制度、传统的土地私有财产属性等制约，就使人轻易不敢去抢夺他人的合法土地及合法财产，并据为已有。这就需要从政治上、道德上去建立新观念。揭露和控诉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就是打开旧秩序缺口的最好方法。树立“恶霸地主”的典型，树立革命与反抗的具体目标，也就成为革命宣传的必然选择。从批斗地主、动员诉苦开始，发动群众、组织斗争、分配土地果实、参军支前等一系列的土改环节才能有效展开。但是，在批斗地主的过程中，群情激愤的斗争场面又往往伴随着血腥的暴力行为，觉醒后的怒火中烧状态往往不可控制，这导致对批斗对象肆无忌惮地虐待、侮辱甚至屠杀，导致民众暴力能量的集中释放。在革命名义下，革命的暴力颠覆了传统的法制及礼教，颠覆了旧秩序，并在革命叙事中获得了充分的合理性、正当性及正义性。但是，伴随着革命叙事的继续，即对革命暴力的持续肯定，它必然又对新秩序构成威胁。“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继续革命的叙事中发生及发展的，这是否带来新的问题：如果革命暴力是颠覆旧秩序的必要手段，那么，新秩序下该如何反暴力，该如何维护新秩序的合法性？

(三)传统革命叙事中的国共关系问题

国共关系是中国革命叙事中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建国后，国共关系的叙事有较大变化。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学校教材、各种宣传材料上，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部门都是执政不力、贪污腐化甚至祸国殃民的形象；在电影、文学中也基本上是反面形象，其艺术脸谱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善于打仗，更善于撤退；对敌人怯懦，对人民凶狠；狡猾；愚蠢；反动；无情而且冷酷；生活奢侈、腐化；自私自利，毫无协同作战的精神等等。〔6〕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民主革命、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国民党抗战等都成为文学艺术、影视传媒的历史叙事主题，国民党的艺术形象开始有了较大改变，呈现为更真实、更人性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形象。但是，存在于各类学校教材、各种重要文献资料等官方性质或各类门户网站介绍资料等半官方性质的叙事中，国民党及其政府仍然是道德上背信弃义，行为上罔顾民生、独裁专制、极度贪腐、不可救药的失败者。

以国共合作这一关键问题为例。各类学校教材或主流媒体对两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归因都有比较规范化的描述与总结。如第一次国共合作，通常认为这是建立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它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使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各地接连制造一系列反革命叛变事件，诸如广州四一五政变、北京四二八政变、湖北夏斗寅叛变、长沙马日事变等等，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遭到惨败。为抗日而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其发展过程与失败原因，通常被认定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两党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但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两党关系几至破裂。国共两种建国方案的尖锐对立，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日渐破裂乃至武装对抗的基本政治原因。中国共产党宣称在战后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7〕而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后，或者说它一贯谋求实现的建国方案，仍不外是建立一个对内剥夺人民民主权利、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的国家。这可从国民党对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动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压制和破坏，国民党1943年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提出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口号中得到明证。抗战胜利后，面对国内外新的形势，面对战后民主进步的世界潮流，国民党仍没有改变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建国方案的初衷。

但问题在于，如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始终坚持反民主、反人民的反动本性，一次又一次地背信弃义，公然撕毁合作协定，悍然发动武力进攻，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合作，尤其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如果不能客观认识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有意或无意忽略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国民党在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的抗争，只是简单化地强调国民党的负面形象，既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也难以解释中共革命策略转变的逻辑，寻求第三次国共合作也会因此面临着各方的重重顾虑与阻力。

(四)传统革命叙事中的先进性与全球化问题

在教科书和官方革命叙事中，都清晰地区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但传统的中国革命叙事重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界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也就说明了相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进性在于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否反对资本主义需要进一步分析。虽然这一纲领提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保护民族工商业，但在实践中，建国前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只是一个需要引导的阶层，建国后即开始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对各类资产者、企业所有者等进行彻底否定，这一历史进程反映在革命叙事中，尤其是影视作品或文学艺术作品中，民族资本家主要呈现的还是自私、冷酷、剥削的群体像，民众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视为革命对象。如《子夜》、《家》等红色经典著作对这一群体形象的塑造已深入人心。因此，从总体的革命叙事历程及其功效观察，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其先进性就在于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国门打开了，市场经济发展了，反对资本主义的传统革命叙事无情地被现实否定了：计划经济取消了；曾经的革命领导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成员开始下岗、失业，农民成为流动的打工大军，而资本家或企业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纷纷加入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土地开始承包、流转；私营企业开始繁荣壮大并走向海外，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从业人员已超过国有企业；市场日益繁荣开放，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很多外国货很受欢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叙事也遭遇同样尴尬。虽然邓小平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来解释这一历史的吊诡现象，但革命历史叙事仍然无法回避这些问题：既然走了一个大弯路之后又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既然还是承认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当初为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而流血牺牲的意义何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流血牺牲的意义又何在？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视野下，该如何解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先进性与必然性？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直面的问题。

二、中国革命叙事中的悖反现象溯原

传统革命叙事中，简单化、两极化的叙事模式是常见模式，即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权的整体形象进行矮化甚至丑化叙述，对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群体形象则进行正面宣传甚至美化叙述，这一现象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有较大改观，但尚未见到根本性的变化或重构。其中缘由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其一，政治合法性要求对革命叙事的过度期望。

政治合法性主要指建立政权、延续政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不同学者有不同解释。其中马克斯·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理论影响比较大。韦伯认为，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社会活动系统的统治，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也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韦伯进而提出合法统治的三种纯粹类型：一是根据合法授命而进行的统治，即合法型统治；二是相信传统的神圣性并根据传统授命而进行的统治，即传统型统治；三是由首创制度的神圣性或英雄气概而生成的合法性，即魅力型统治。〔8〕哈贝马斯则强调政治合法性在于被统治者的持续的同意，即强调政治合法性的内在价值，“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9〕

借鉴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学说，可以发现，中国革命叙事中对于革命领袖的完美叙事或个人崇拜，其实是对魅力型统治的无意识实践，但这只是建国后维护统治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手段。革命一方面需要颠覆旧的统治权威，否定其合理性，另一方面需要确立新的法理权威，建立新型的法理统治。唯一的路径就是提出全新的伦理、价值体系，并进而提出全新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统治模式。即倡导以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或伦理系统，以建立平等的、无剥削、无压迫的新秩序取代不平等的、充满压迫和剥削的旧秩序，以谋求建立民主、平等的共和国以取代旧式专政统治。革命叙事因此承担着论证旧社会的不合理与革命的合理性的重任。这一任务反映在革命叙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革命者与革命对象区分为立场、观念、行为方式不同的两极，呈现出难以调和的分离或对立状态。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的转型及意识形态的常态化，中国革命叙事终于部分地卸下延续统治合法性的重任，这才得以回归正常的叙事状态。

其二，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对革命叙事的过度侵蚀。

革命就是打破旧秩序并建立新秩序，即旧秩序的统治者与受益者、旧秩序的被统治者与受害者的位次应当颠覆与重建。近现代中国革命的统治者或当权者，不外是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等几大符号。旧秩序的受益者是谁？即革命的对象是谁？这就需要回到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学说。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0〕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区分敌我，就必须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行分析。因而，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及当时的有产者、富裕阶层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虽然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做了区分，也对农村有产者或有地者进行了地主、富农、中农等区分，但总体而言，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革命叙事的解读，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及各类官宦人家、有产者都被划归革命的对象；而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被赋予了革命主力军及同盟军的历史使命，即被赋予历史创造者的伟大使命。

在阶级分析的前提下，不同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人群从此被贴上固定的标签，被赋予了既定的历史命运。有权者或有产者，注定了要被革命，而无产者被赋予创造历史的崇高期望。相应的，在革命叙事中，对个别恶霸地主的揭露，就演变为对地主阶级的控诉；对某些资本剥削的批判，就变成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反抗；对某些官僚的批判，也就上升为对整个官僚阶级的抵制。对各阶级经济地位及行为的模式化解读，也就完成了革命过程的伦理道德重建。而要完成革命、颠覆拥有强大统治力量而又道德败坏的革命对象，方式当然就是暴力革命。正如有学者指出，革命叙事成功地将传统的“血亲伦理”与现代的“阶级伦理”相结合，将传统的“暴力复仇”转化为现代的“阶级叙事”，即赋予革命叙事新的内涵，“革命对象”不再是某个仇人而是仇人所在的“有产阶级”，“革命动机”不再是为了“血亲复仇”或“侠义复仇”而是为了阶级感情、民族命运，从而赋予了暴力革命以正义性及合理性。〔11〕对中国革命进行阶级分析或阶层分析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只适合于整体性分析研究，并不适合于运用到具体人物身上。即对每个社会成员都分别贴上阶级标签，并在此基础上判断其道德品质的高低，判断其财产来源的正当性与否，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革命领导人都是有产阶级出身就是明证。

其三，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对传统革命叙事的潜在影响。

晚清以降，强烈的民族危机与艰巨的现代国家重建难题，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过程中激进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国际风云变幻进一步使激进的暴力革命逐步成为解决双重任务的最佳路径。而中国半个多世纪革命所积淀的激进主义政治文化，影响到了每个人。〔12〕这种激进主义思潮及其衍生的政治、文化及心理倾向，都对革命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深刻地指出，文化激进主义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政治的工具，这就使其具有“反智论”的倾向，并具有以下特征：唯意志主义取向，极力强调和夸大人的“心力”或主观能动作用；民粹主义取向，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一些提倡“社会改造”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开始极力贬斥知识，要求知识分子接受工农的“改造”；崇拜暴力，鼓吹“直接行动”的取向；组织化倾向；权力集中化倾向，强调权力必须集中；意识形态化取向，它一方面反对“理性知识”或“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却又十分重视思想观念的作用，具有一种将理论或学术观念意识形态化的倾向。〔13〕

陈独秀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从民主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中也出现了民粹主义和暴力革命的倾向。〔14〕如在《辩护状》中，陈独秀表达了靠流血的暴力来取得革命成功的希望:“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驱保妻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15〕另一重要人物瞿秋白则认为，“文艺只是一种煽动”，“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16〕在瞿秋白眼中，文学艺术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或意识形态动员的工具，由此可见瞿秋白思想中左倾及幼稚病的苗头。虽然瞿秋白的观点在实践中被修正，但陈瞿二人都是共产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们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对中国革命叙事仍然产生了很大影响。现代化过程同时是一个启蒙的过程，但中国现代化及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使思想启蒙过程无法同步进行。虽然有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者们力图在中国推进启蒙运动，但却被“启蒙还是救亡”的急迫历史形势折断。革命叙事本应当承担启蒙的任务，即承担传播新思想、开启民智的重任，但在激进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它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于成为不当暴力的辩护工具，而开启民智、传播先进文化、培育理性精神的内在使命成为未竟的任务。

三、中国革命叙事的重构

中国革命叙事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但传统的革命叙事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种种不当的约束，存在大量不合理的悖反现象，这影响了它的现实意义，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对传统的革命叙事进行重新审视，全面疏理，确立合理的叙事目标、原则及路径。即通过重构革命叙事，大力提升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第一，卸下革命叙事为政治合法性辩护的沉重负担，恢复其传承优秀传统、塑造现代文明、开创时代精神的叙事宗旨。

革命叙事或历史叙事，向来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革命历史的叙事总是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堡垒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现代史上发生的革命，不仅是政治事件、社会事件或军事事件，同时也是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一方面，革命者通常利用边缘性或外源性的思想资源，精心构造一套系统的政治话语，对革命发挥动员、辩护、阐释和巩固的作用。另一方面，革命总是与“开端”相连，因而可能被后世“神圣化”，从而对“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发挥持久的塑造性影响。因此，任何革命史的写作不论作者的动机如何，总是难于摆脱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革命史领域也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17〕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叙事及历史叙事虽然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要求它们完全服务于为政权合法性辩护，这将导致其生命力的窒息，也将导致种种荒谬或虚无之状，对此前文已有陈述。鉴于中国新政权已建立接近70年，并已实现经济繁荣、国家昌盛，必须对革命叙事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重新疏理及界定。

纵观当下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形态，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已不再是核心问题，而且政治合法性问题的重心也不囿于革命的正当性或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问题。即民众与社会主要关注的不再是“谁是统治者”，而是“如何统治”、如何实现善治的问题。因此，革命叙事及历史叙事可就此卸下为政治合法性辩护的沉重负担，转而实现其舒张价值理性或重建价值理性的历史使命。这正是中国革命叙事能够担当、必须担当的重任，因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就是围绕着价值秩序重建的革命。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其性质都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的综合性大变革，或者说，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变迁。这一千年之大变革，本应在生产方式变更的基础上自发地实现，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在于，一方面传统农业经济及其相生的政治、文化惯性太强大，另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诱惑及战争的夹击，其结果是，西方文明兴起的过程无法在本土复制，也无法被动地等待大变革到来，只能主动地进行变革，只能通过倡导新的价值目标或价值秩序来号召民众参与革命。

中国革命倡导两个层面的价值观，一是要求现实国家独立、民族自立；二是要求实现自由的、平等的及民主的新秩序。这反映在革命目标上，即，一是国家实现完全独立自主；二是建立现代的、文明的共和制。今天，第一个目标早已实现，第二个目标需要继续努力，比如，严重的贫困问题、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保障、阶层流动问题等等诸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依然很严峻，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许诺要消灭的问题。自由、解放、平等、民主等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中国革命叙事的根本价值所在。因此，中国革命叙事的转向，应聚集于对民主、平等、自由、解放的价值追求，以及建立现代的、文明的新秩序的渴望，在此基础上，可传承近现代中国革命历程中不畏艰险、敢于开天辟地、勇于担当的优秀传统。

中国革命叙事的可贵之处在于，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英雄史观或精英叙事范式受到限制，这一特性符合现代社会大众化的时代特征。汉娜·阿伦特指出，共同生活、集体行动是权力产生的新的根源，大众成为新的创造生活的主体。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参与者或推动者的叙事模式，有利于推进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新千年以来，在文学艺术及影视作品中已开始出现中国革命叙事重心的变化，如有学者指出，当下的华语主流大片呈现出建构以国族为单位的、以普世价值为诉求的新国家形象的趋势，以苦难、仇恨为基调，以一阶级推翻另一阶级为目的的暴力革命叙事被置换，民主共和、民族利益、国家前途正取代阶级利益成为革命的中心动机。〔18〕中国革命叙事，主要有五种类型，宣传性叙事，教程性叙事、学术性叙事、民间叙事、娱乐性叙事，〔19〕其中学术性叙事、民间叙事、娱乐性叙事的叙事重心已有较大改变，虽然宣传性叙事与教程性叙事仍然固守传统的叙事范式。

第二，坚持真实性原则与人性原则，摒弃任意改写历史、过度夸张等叙事手法。

革命叙事既然承担着传承优秀革命传统、传播现代文明观念的重任，就必须坚守真实性原则与人性原则。毛泽东早已指出，文宣工作应当恪守真实性原则，不讲假话。如1959年毛泽东在《假话一定不可讲》这篇文章中指出:“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20〕同年，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宣传的时候要作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21〕真实性原则是书写历史、传承历史的首要原则，也是革命叙事获得持久生命力的根本保证。同时，革命叙事还应当遵循人性原则。尊重人性、高扬人性，重视人的需求与发展，是文学艺术作品、影视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革命叙事的精髓所在。革命就是回应人的需求、人的愿望，革命就是人民共同追求、共同行动的过程。

真实性原则还要求做到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要求尽可能地坚守独立、客观叙事方式，而不是迎合现时代消费主义或阶层意识的需要。中国革命叙事中过度娱乐化、美化暴力等问题已引起各方重视。但如何避免任意改写历史的主观主义倾向，这一问题却被忽视了。以2009年革命题材主流大片谍战片《风声》为例，它完全颠覆了毛泽东提出的阶级革命论断，即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

故事的主角顾晓梦有多重身份，一是是汪伪政府华东剿匪司令部收发专员，二是娇纵任性的大资产阶级小姐顾晓梦，一个与汪伪政府关系紧密、有雄厚经济实力给汪伪政府捐钱、捐飞机的买办资本家之女，但实为潜伏在敌方司令部的、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富有牺牲精神的地下党，并最终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在影片中，一个精致的资产阶级小姐无须与家庭决裂，也无须无产阶级的帮助，赫然成为革命的主体而非革命的对象。这一身穿旗袍、美丽时尚的新革命女性的出现，固然有对消费主义时代下的精致生活方式的崇拜与投合，而在观众无障碍的审美接受中也昭示了这样的时代信息: 当中产阶级及相类族群作为正在被形构的阶层重登时代的中心位置，他们需要在银幕上看到自己阶层历史的重新书写。”〔22〕虽然革命叙事无法摆脱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意识形态的战场，“一个社会可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的竞争，而各种意识形态自身又往往处在变化和重构之中，革命的意识形态也随之不断受到重新诠释，并以不同的形式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扮演不同的角色”，〔23〕但是，后人在重新书写革命史，重构革命叙事时，可以罔顾历史的事实任意诠释吗？如果说毛泽东关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的论断需要重新论证，那也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历史考证基础之上。同样，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队伍中，有多大比例参与革命，如何参与革命，其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重新探究，但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或民族大资产阶级中的成员，有可能同情革命或资助革命，但全力参与革命并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这确实需要认真的考证。任意书写历史，任性重构革命叙事，都是不负责任的。

第三，以和平统一为宗旨，重构国共关系革命叙事。

建构健全的国共关系叙事，不但有利于中国革命叙事走向正常化及科学化，而且有利于推动海峡两岸良性互动，并推动国家的和平统一。客观书写国民党及其历史功过，才能还原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并有助于深刻地反思中国革命历程，总结经验教训，继往开来。这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一，客观重塑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各级党政人员所构成的复杂多面的整体形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日战争，这都是国民党为建立现代国家而立下的卓越功勋，其中的艰辛、曲折及其牺牲，都应当被历史铭记并传承。当然，革命过程中的反复、分歧、失误及至人性的弱点与丑陋等，也是革命叙事中不必隐藏的部分。其二，更客观、更全面地记述国共两党的斗争，全面反思。如四一二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的绞杀、抗日胜利后国共两党内战等重大事件，应当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考察或回顾，探究其复杂内因，使之成为后世之鉴。其三，突出国共两党的革命共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革命的宗旨或前景都是建立共和国，都是改善民生，都是实现民主、自由、解放。无论其遵循三民主义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路径不尽相同，但其革命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重构国共关系革命叙事，客观正视历史，可彰显中国大陆的包容大度及和平统一愿望。

〔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C〕．新华出版社，1983.15．

〔2〕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M〕．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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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令骞．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J〕．炎黄春秋，2012,(3)．

〔5〕 陈敏．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真相调查〔J〕．上海档案，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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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选集：第3卷 〔C〕．人民出版社,1991.1056．

〔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241．

〔9〕〔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188-189．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 〔C〕．人民出版社，1991.3．

〔11〕李新．“革命叙事”——现代“革命”的正义性言说〔J〕．贵州社会科学，2014,(10)．

〔12〕王文章．试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主义〔J〕．历史学研究，2007,(8)．

〔13〕胡伟希,田薇．20世纪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刍议〔J〕．天津社会科学，2002,(1)．

〔14〕胡伟希,田薇．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6)．

〔15〕陈独秀文章选编(下) 〔C〕．北京三联书店，1984.510．

〔16〕瞿秋白文集〔C〕．人民出版社，1985.513．

〔17〕〔23〕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J〕．史学集刊，2011,(11)．

〔18〕〔22〕包燕．华语主流大片的“革命叙事”转向与当下国家形象建构〔J〕．社会科学，2014,(8)．

〔19〕罗贵榕．关于滇西抗战叙事的反思〔J〕．学术论坛，2015,(8)．

〔20〕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C〕．新华出版社，1983.213．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 〔C〕．人民出版社，1999.497．

(责任编辑：邝彩云)

2016-08-09

罗贵榕，博士，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广东湛江524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