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与人和　艺德双馨
——记罗德栽先生的音乐人生

胡　娉

(星海音乐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006)



·音苑名家·

乐与人和艺德双馨

——记罗德栽先生的音乐人生

胡娉

(星海音乐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006)

罗德栽(1940-)，广东大埔县人,中国笛、箫、笙、客家筝演奏家、教育家，汉乐传承的杰出代表以及广东汉乐推广传播的领军人。星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特聘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客席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首届竹笛专业委员会顾问、广东省音协笛子学会名誉会长及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顾问；原广东省汉乐研究会创会会长、广东梅州汉乐协会特邀音乐艺术顾问、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顾问；首届广东汉乐学会名誉会长、艺术顾问；曾任深圳“锦绣中华”和“中国民俗文化村”特邀艺术顾问。

罗德栽先生在汉乐界的名声早有耳闻，有幸受编辑部委托采访罗先生，在采访前收集并认真做了功课，阅读了一些罗先生的相关材料并聆听了他演奏的音响文本。他有着丰富的经历，丰硕的成果，感觉先生何止是目前社会公认的汉乐家？！他作为汉乐推广和传播的领军人、作为身兼数职且精通多种乐器的演奏家、教育家，以及作为长期在汉乐学术研究第一线的学者，笔者更加期待与他的深入交谈。第一次与这样分量级的音乐家近距离接触，采访前不免有些忐忑，与罗先生第一次约定采访的时间和地点是2016年5月9日下午在他现住的水荫路星海苑家中。初次见面罗先生格外的和蔼亲切让笔者打消了之前的顾虑，他已经76岁却依然精力充沛、体态健硕。谈及音乐、汉乐，罗先生更是精神抖擞，滔滔不绝。

一、生平述记

1940年10月，罗德栽先生出生于广东大埔县，被称为“汉乐之乡”的大埔县有着悠久的音乐传统。根据明嘉靖九年(1530)《大埔县志》记载，“埔之在潮，弦诵媲邹鲁”*明清时期大埔县均属潮州府管辖，故有“埔之在潮”之说。，当时大埔已有中军班、八音和丝弦乐的活动，并有文字古乐谱的出现，以后各时期县志同样有“埔之风俗，家诵户弦”的记载。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近百余年间，仅大埔一县境内就有近百间弦馆。当年的“和弦索”多在农闲时节和晚间进行，是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主要活动，人们聚集在一起合奏汉乐，切磋技艺、陶冶自娱。这种以家庭为主要方式的“和弦索”活动在大埔县的各个乡镇村落都极为普遍。

在采访中，罗先生回忆儿时习琴的情景时兴奋不已。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尽管并不通晓音乐，但是为了生计走南闯北去过南洋等地而见多识广，眼界较开阔，他疼爱罗德栽这个最小的儿子，希望他能学习琴棋书画，长大后才有本事立足社会。罗先生回忆在他念日新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要他练习毛笔字。为节约纸张，要他用毛笔蘸清水在草纸上练字，然后拿到太阳底下晒干再反复使用。此外，还督促他练习水墨画，并给他找来不少图画资料让他临摹。更重要的是他很敏锐地觉察到孩子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及强烈的爱好，因此鼓励并支持他争取一切机会去观看村里的各种音乐文娱体育活动，去观摩学习和模仿。他当时受到他兄长的影响，也喜欢上了竹笛和胡琴。据罗先生回忆：“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喜欢某种才艺，根本没有今天所谓的老师与学生一对一的上课的概念，能者为师，靠各自去观察模仿和揣摩。当年坐落在枫朗街的叔父罗九香的家里就是一个和弦索的热点，来拜访的、求教的、来合乐的、来欣赏叔父精湛筝艺和筝箫胡小合奏的人流不断，节目不停。”罗德栽对乐器的喜爱达到痴迷的程度，只要乡间谁家有“和弦索”就能看到他的身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家住枫林小筑的族兄汉乐名家罗协鸿先生，也就是罗德栽启蒙和学习吹拉弹乐器的师傅、良师益友。与此同时，也被叔父罗九香先生那高雅、古朴、美妙的筝乐和筝、琶、箫、胡合乐深深吸引、浸淫其中，使罗德栽专心磨练，技艺日渐长进。

从小学到初中以至高中阶段，在这种家庭式的极为浓厚的音乐氛围中，罗先生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一段时间是罗先生奠定音乐修养和基础的关键阶段。1956年考上百侯中学，离家六七公里之遥，学校规定住校生晚上不能离校，没有音乐的日子让罗德栽备受煎熬。为了能继续学习音乐，白天要上课，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罗先生回忆道：“宿舍规定十点后关灯和关门，为了掩人耳目，我故意将被褥叠厚隆起，佯装已经入睡，然后和一位同学乐友结伴，潜出宿舍，疾步赶往枫朗枫林小筑族兄罗协鸿家，观摩、欣赏、合乐、切磋，时间过得飞快，这时已是夜深人静，罗德栽又急忙赶回家歇息，独自一人行走在乡间小道上。有一个漆黑的深夜，罗德栽走到半路，冷不防一声凄厉的怪叫，吓得他魂不附体，根本来不及分辨是什么声音，三步并两步疾跑回家，仍惊魂未定！次日凌晨六点左右又立即步行十二三里路赶回学校，力争在同学早操之前到达宿舍，才不致被察觉。这种白天上课，隔三差五晚上“逃学”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三年之久。他感慨道，虽然很辛苦但是有汉乐相伴非常快乐也很享受。通过这几年的积累，凭着音乐天赋和对音乐的痴迷，加上勤奋，罗德栽对汉乐的理解和把握已经比较熟练，掌握了笛子、椰胡和一些弹拨乐器的演奏，在与前辈和乐人的合乐中成为稳定和重要的一员。

直到1959年罗德栽临近高中毕业，高考在即，他凭着丰厚扎实的功底和良好的音乐天赋，带着乐器赶赴广州音专设在汕头的考场，以笛子专业报考广州音乐专科学校民乐系。高考结束不久他就接到广州音专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百侯中学的同学为他们学校的第一个大学生欢呼雀跃。罗德栽在广州音专学习两年后，由于品行和成绩优秀，1961年被选送到天津音乐学院主修笛子和笙。在天津音乐学院学习的两年间，得到了陈重、金沙、蒋朗蟾等著名教授的悉心指导，凭着自己的睿智天资，加上勤奋努力，罗先生在音乐上有了更深的造诣。期间列席了全国第一届笛子教材会议，并亲临了众多全国一流笛子大家的演奏和授课，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大大激励了学习热情。1963年7月，罗德栽成为天津音乐学院四名首届毕业生之一，在天津音乐厅举行的天津音乐学院首届毕业生独唱独奏音乐会上，先后两次登台笛子独奏《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高原风光》《云雀》等多首著名作品，得到高度评价。毕业后，罗先生即分配到广州音专担任笛、笙两门主课的专业教师。广州音专从此便开设了笙专业课，填补了空白，罗先生成为第一位笙专业老师。在当年的学校教师中，同时教授两门专业主科的老师为数极少。1960年，客家筝名家罗九香先生，也就是罗德栽先生的叔叔，由于杰出的艺术才华和深厚的传统音乐文化而素养，从天津音乐学院调入广州音专任教，罗德栽先生于1963年回广州音专任教后便开始与罗九香先生成为同事，叔侄朝夕相处。在叔叔的影响下，罗德栽受益良多，在民乐系的安排下，协助罗九香先生、饶从举先生为首届汉乐班的教学、排练和演出等工作，得到锻炼、充实和提高。

可以说罗德栽的客家汉乐和客家筝演奏得到了罗九香大师的真传，罗九香之子罗洁中先生曾说：“父亲对他(罗德栽)厚爱有加，时时给予指点，示范和鼓励……他和家父同在广州音专任教，共事多年、交流切磋，领悟客家筝演奏的奥妙和真谛，他无愧是客家筝派一代宗师罗九香的嫡传传人。”[1]

从1963年开始，罗德栽踏上高等音乐学校专业教学的工作岗位后，开启了他新的艺术人生。首先是教书育人、一丝不苟、严谨求精，他与学生之间效法当年罗九香、罗协鸿等大师们对待学生、子弟那种亲密无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充分鼓励学生刻苦努力、磨炼技艺、勤于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努力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开阔眼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他说，想要技术上更全面，就不能单一地跟随某一位老师太长时间，流派之间的交流很有必要。文革后，罗先生成为学校首批讲师，1984年任命为学院首任科研科科长，1986年聘为民乐系副教授，1988年开始任《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同年被推举为广东省汉乐研究会会长，以及广东省高校科研管理研究会理事；1989年任命音乐研究所副所长。2001年被学院授予“岭南音乐名家”荣誉称号。2004年星海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之后，罗先生即被聘为笛子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几十年来，罗先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遵循“唯师道为己业，执德育致天下”，兢兢业业，培育音乐人才，并以其深厚的音乐修养和豁达的胸怀在教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了如陈鸿燕*陈鸿燕在罗先生的指导下学习笛子演奏，毕业后先后任香港中乐团的笛子助理首席，三十多年来他随团出访演出，足迹踏遍世界五大洲，并在国内外十几个城市举行独奏音乐会，获得极大成功，好评如潮，成为笛子界的明星。他同时兼任香港演艺学院、浸会大学、城市大学等音乐系的笛子专业导师。、杨龙华*杨龙华师从罗先生学习笙，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后来成为笙专业的副教授。、许卓明*许卓明十岁开始师从罗先生学习笛子，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和本科毕业后移居美国，继续钻研笛、箫演奏艺术，在异国他乡推广弘扬中乐，卓有成绩。、陈嘉文*陈嘉文从小学一年级起师从罗先生学习古筝，小学五年级以优秀的专业成绩考入星海音乐学院附中，罗先生应附中聘请一直担任陈嘉文的古筝专业老师，2016年陈嘉文即以古筝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演艺学院，并享受全额奖学金奖励。等一批杰出的演奏家和优秀的音乐人才。

二、客家汉乐的传承与研究述评

可以说教学和汉乐研究贯穿着罗先生的一生，除了忙碌的教学工作外，他也自觉地肩负起挖掘、传承、发扬汉乐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到教学之外的汉乐研究工作中。他说一是出于自己对汉乐发自内心的热爱，二是自己从民间走向专业音乐学院，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系统的专业学习、教学和科研工作后，深感汉乐所处的现状和窘境，散落于民间极为丰富的汉乐急需挖掘、研究、整理和抢救。

1981年，罗先生和余敦昌、罗琏、李德礼、张高徊、罗青田、林培元、黄娘德等人在大埔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支持下组成大埔县汉乐研究组，以空前的规模，开展了对广东汉乐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其中，罗德栽先生和余敦昌先生负责全部丝弦类乐曲的修订工作，把从各渠道收集的工尺谱和部分简谱进行比对和梳理，并做了规范处理和定谱。李德礼负责中军班音乐、打击乐的订谱和定稿工作。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个细节，耗时数日，一点一滴地钩沉补遗，历时数月，终于在1982年1月完成了《广东汉乐三百首》的编辑出版。

《广东汉乐三百首》在广东汉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罗德栽先生在对乐谱和演奏手法等方面的挖掘、整理、审稿、定稿等工作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是抢救保护汉乐遗产的核心人物之一，称他为汉乐传承与发展的一代功臣当之无愧。[1]此后，罗先生陆续编著了《广东汉乐曲集》《客家汉乐笛子曲集》等曲集，以及《笙基础教材》。

除了汉乐谱的挖掘整理工作以及教材的编写，罗先生深刻地认识到，广东汉乐一直是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流传下来，仅仅停留在乐谱整理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尽一切可能把汉乐艺人的演奏绝活、和弦索合乐的音响记录下来。录音技术的出现，以唱片形式收集并保存星散于民间艺人们手上宝贵的音乐迫在眉睫。1979年，文革刚结束不久，百废待兴，罗先生就开始积极地投身于国内刚刚兴起的唱片录制和出版，罗先生自觉担负起汉乐复兴的重任，主动联系中唱广州分社到梅州市录制汉乐，在梅州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以他多年从事汉乐活动的关系，从梅州大埔县民间、梅州艺校、广东汉剧院等单位聘请优秀的乐师，集中到梅州市进行排练，他自己则以笛子、洞箫、笙三种乐器参加演奏录音。1979年下半年，中国唱片社把刚从国外购进的立体声录音设备直接运到梅县，破天荒第一次为广东汉乐录制第一批立体录音带。并于1980年由香港百利唱片公司出版发行了广东汉乐有史以来的第一张立体声唱片《出水莲》。1981年4月，受中唱广州分社委托，罗先生再次主持组织汉乐录音并负责曲目拟定、乐手挑选、演奏排练等，首次在大埔县录制了四十余首乐曲编辑成《到春来》《琵琶词》《有缘千里》《百家春》四盒立体声磁带，由中唱广州分社出版发行，在客家地区受到广泛欢迎，被誉为近代汉乐最具代表性、最高水准的音响范本，时至今日，要求再版的呼声仍然很高。1982年，罗先生又应邀负责主持大埔县汉乐录音排练工作，再次录制了四盒立体声磁带(其中两盒汉乐，另两盒为汉乐小调和汉曲清唱)。1987年，罗先生应中唱之邀与广州分公司录音师徐浩然先生合作，精选乐曲重新组合，选编成《拜花堂》《迎宾客》两盒立体声磁带，作为广东汉乐精品，由中唱广州公司出版发行，推向社会。1991年，依照《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广东卷》编委会的安排，由广东民间音乐研究室副主任林凌风研究员到汕头大学联系录音场地，罗先生到大埔县、梅州市挑选十五名著名汉乐乐师，集中到汕头大学，由罗先生主持并参加了六十三首乐曲的录音，共编辑成五盒立体声录音磁带，全部送交《中国民族乐器乐曲集成·广东卷》编委会保存，并载入广东音乐历史文库。《中国民族乐器乐曲集成·广东卷》标准音响的录制，无论是参加录音的人数、录制乐曲的数量，以及录音的水平和质量，都可以说是广东汉乐史上空前的盛举。

罗先生孜孜以求，努力探索录制较高质量高水平的汉乐唱片，他先后录制了《客家汉乐》系列一、《客家筝派罗德栽独奏专辑》(一、二集)、《汉调音乐》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罗先生为广东汉乐的继承和传播、录音制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广东汉乐积累了丰富的宝贵资料，也为后来大埔广东汉乐成功“申遗”以及大埔县被命名为“广东汉乐之乡”增添了极其重要的砝码。

多年来，罗先生积极策划并参与艺术实践，多次应邀组团到国内、港台以及国外演出汉乐专场音乐会，推广传播汉乐。1999年6月罗先生与天津音乐学院胡琴演奏家居文郁先生，以及香港演艺学院古筝演奏家文伟珍女士一行三人，应邀赴台湾，在台北“国家演奏厅”成功举办了首次广东汉乐专场音乐会，并深受台湾观众喜爱。同年9月，应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狮城华乐团的邀请，罗先生组织“广东汉乐演奏组”一行五人(罗德栽、居文郁、陈安华、罗曾优、庄长江)赴新加坡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遗音古韵”汉乐专场音乐会，其中罗先生和居文郁、陈安华三位演奏家还应邀到新加坡国家电视台接受采访。罗先生认为，这两次演出的重要意义在于，广东汉乐首次以专场音乐会的形式分别在台北和新加坡演出，汉乐走出了国门，开始与海外进行互动和交流，这不仅是广东汉乐史上的盛事，更重要的是，对于汉乐在海外的传播有着积极的意义。

还是1999年11月，由香港民族音乐学会发起，罗先生应香港市政局和香港区域市政局的邀请，组织“广东省汉乐演奏团”一行十四人，在团长兼艺术总监罗德栽的率领下赴香港大会堂等地举办三场汉乐专场音乐会，并在牛池湾文娱中心展览厅举办广东汉乐学术讲座，由罗先生主讲。音乐会和学术讲座均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誉满香江。广东汉乐以专场音乐会的形式在香港举行，也属首次。2004年中秋节罗先生应邀参加了大埔举办的第一届《客风·出水莲》大型汉乐音乐会，同年又移师广东星海音乐厅与广东民族乐团的强大阵容合作，担任笛子独奏汉乐名曲《嫁好郎》等。2006年罗先生带领自己亲自任教的三十多位课余学生在广东星海音乐厅举行“古筝与笛子专场音乐会”；同年10月，由他率领出任艺术指导之一的广东汉乐晋京演出团一行五十人，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汉乐专场音乐会，担任笛、箫独奏和合奏节目，并由中央电视台音乐台全程录像向全国播放。2010年，罗先生应邀赴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举行广东客家汉乐学术讲座，同时被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聘为客座教授。2014年10月，罗先生应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竹韵小集中乐团邀请赴港参加“印象岭南”音乐会。期间还分别在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演艺学院举行题为“品中州古韵 赏岭南客风——客家汉乐略述”的学术讲座。

三、学术理论研究述评

无论是作为颇具声望的汉乐演奏家、还是作为学院笛子、箫、笙和客家筝的教育家，罗先生一直投身于学院课堂和社会舞台的第一线，教学之余的大量演出活动、唱片的录制出版发行使罗先生一直忙碌而充实。然而，在教学和实践的经验积累中，在与同行和前辈们的长期交流中，罗先生意识到很多关于广东汉乐的问题尚未清晰，有些甚至还有争议。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乐种的传承和发展也需要进行更为深层的学理研究 。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罗先生积极参加全国各种音乐学术会议，如“中国东南沿海音乐学术研讨会”“国际第三十一届中国传统音乐研讨会”“中国古筝艺术第五次学术交流会”等，就学术问题同与会的专家展开积极研讨和商榷。并先后多次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举办广东汉乐专题讲座和汉乐专场音乐会。2010年7月应邀赴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举行汉乐讲座，并带领、指导部分国乐系青年教师研习汉乐。同时，罗先生撰写了一批学术论文，如《广东汉乐“蕉窗夜雨”浅析》(1987)、《喜相逢与冯子存》、《广东汉乐与客家筝派》(2008)、《汉乐定名辨》(1990)、《客家汉乐的演化及其历史文化背景》(1991)、《出水莲花 香飘九州——纪念罗九香先生百周年诞辰》(主编之一)(2002)、《人格的魅力 思想的闪光——回忆九香叔》(2002)、《“客家筝派”的形成始于何育斋成于罗九香》(2007)、《试谈客家筝派的形成与传播》(2004)、《广东汉乐〈怀古〉与江南丝竹——一场亲身经历印证了一段历史》(2007)、《“客家筝派”本源论萃》(2008年与他人合编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等。其中《“客家筝派”的形成始于何育斋成于罗九香》一文详细梳理和归纳了自上个世纪初以来客家筝的流传和发展，首次提出“客家筝派的形成始于何玉斋成于罗九香”的学术观点。他说：“古筝在客家地区流传了几百年的漫长岁月，却长期处于分散和自流的状态。至二十世纪初起何育斋先生致力于推广广东汉乐客家筝乐，为客家筝派的形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及至五十年代客家筝进入了罗九香时代，以其出类拔萃的筝艺和卓有成效的努力实践使客家筝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广东汉乐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成为该乐种的核心。进而在全国筝界流传且占有一席之地，与其他筝艺流派鼎足而立。”[2]该文于2010年被中国教育联合会授予第四届全国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

《汉乐定名辨》是罗先生的又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发表后受到业界的极大重视。关于“汉乐”一名的由来和解释，业界一直都有争议，罗先生在该文中针对这一称谓进行系统梳理，如汉乐在历史上曾有过“国乐”“客家音乐”“外江弦”“汉调”“汉剧音乐”“儒家音乐”等名称，尽管汉乐有多种称谓，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被称为“汉调音乐”以来，直到1962年第一届“羊城音乐花会”期间定名为“广东汉乐”后，“汉乐”称谓出现了一统之势，此后这种植根于客家地区的民间音乐，则多以“汉乐”的名称在社会上流传。罗先生认为：汉乐的“汉”首先应该从客家人的历史及其多元文化特质形成的角度理解，客家人由北至南辗转迁徙，汉乐曲谱中仍有“中州古调”字样，汉乐古筝曲明显可见与河南一带的古筝板头曲一脉相承。客家人随历史的变迁逐渐散居于东南亚各国及世界各地，客家音乐文化也流传遍及中外。由此，罗先生强调：“……客家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客家人是一个庞大的人的群体。他们具有为世人所瞩目的客家精神；还有颇具特色的夹带中原遗风的民俗民风和特质文化。同时他们也具有特殊风韵的音乐艺术——汉乐。因此，‘广东汉乐’这一名称，可以免去属于地域概念的‘广东’二字，而冠以‘客家’二字，即称谓‘客家汉乐’。”[3]作为土生土长的广东汉乐艺术演奏家、教育家，罗先生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宏阔的学术视野，首次提出“广东汉乐”名称在地域上划分的局限性，实属难能可贵，这无疑也对于汉乐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社会活动和科研管理述评

在采访中，不管是罗先生的生平经历、社会活动、音乐教育，还是学术研究等，始终绕不开汉乐，当笔者问到罗先生关于汉乐以外的社会经历时，他兴奋并自豪地提起了1989年到1995年间往返于深圳和广州的极为忙碌的那几年。

1989年在被任命为音乐研究所副所长后，1990年罗先生受邀应聘为深圳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音乐艺术顾问，负责两大旅游景区的环境音乐设计、编辑和制作。罗先生甚至找出了当年由他撰写的《民俗村音乐布局的总体设想》厚厚的一沓手稿，尽管稿纸已经泛黄，但是工整的笔迹、严谨的思路，依然清晰可见。虽然还是没有绕开音乐，但是这已经不仅仅是汉乐的范畴了。锦绣中华是中国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精粹的缩影，而民俗文化村则包含了21个民族24个村寨，为这些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个性的景观配乐，可以想像其工程的巨大和工作的艰辛。罗先生回忆道：“我作为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一直以来都盼望有这样一个能充分展示我国优秀民族音乐文化的窗口，以促进民族音乐的交流和发展。当年我虽然身兼数职，忙碌不停，但是依然坚定地承接这个重要项目，频繁往返于广州和深圳长达五年时间，平时还要兼顾学校的课程和音研所以及学院科研管理工作，还要顾及家庭。上世纪90年代初的电子技术并不发达，互联网根本就没有进入生活和工作，设计方案、撰写文稿、录音、打谱、创作等大部分工作都需要手工完成，有时候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知道疲倦，现在都难以想象我当年是如何扛下来的。”笔者翻开这一沓沓厚厚的总体设想手稿，及其它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方案手稿，可见其工作的艰辛，从整体设计到局部细节，从音乐遴选到主题创作，从民俗音乐到宗教音乐、从歌舞音乐到仪仗音乐等，面面俱到。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就是环境音乐的设计、编辑和制作，但是罗先生说当年“环境音乐”这一说法并未盛行，或者说还很陌生，国内几乎没有可以借鉴，除了收集遴选，还得记谱、创作、编辑等，工作非常艰苦，但是苦中有乐。在独立完成21个民族24个村寨环境音乐设计、编辑和制作后一发不可收拾，不同场合不同景观或流动表演所需配备的音乐，如音乐喷泉配乐、锦绣中华民族服饰表演几台节目音乐配乐的设计和制作等，没完没了。同时，他还为正式出版发行的录像带《中国民俗文化村》担任音乐编辑。编辑并监制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的歌曲系列录音带《锦绣中华颂》三集、CD两款，热销于国内和港澳台、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和美国。罗先生的名字也因此被列入《锦绣中华特刊》和《中国民俗文化村特刊》的专家名录中。20世纪末，在深圳锦绣中华的成功案例影响下，各地出现了一股“锦绣中华现象”，而且锦绣中华也全部原型(包括环境音乐的表演配乐)照搬复制到美国佛罗里达州，成为著名的美国锦绣中华景区。锦绣中华和民俗村的成功与罗先生这样一大批幕后默默无闻的艺术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是分不开的。

锦绣中华音乐制作的成功让罗先生的知名度继续升温，1992年10月罗先生在争取到中国民族器乐学会、和众多民族乐器厂的支持和配合下，在“锦绣中华”景区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首届中国民族器乐节”，尔后积极引进了大型编钟及配套乐器，又组建“锦绣中华编钟乐团”，担任艺术指导和乐团团长。1993年10月锦绣中华编钟乐团应香港政府邀请，罗先生亲自率团参加了亚洲艺术节中国音乐周的演出，轰动整个香港，好评如潮。

罗先生也感慨道，在不知疲倦地频繁往返于广州和深圳的四年多中，繁重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身心疲惫，而外界的非议和误会则让他无可奈何。在外人看来，如此大的工程一定有极高的报酬，可事实上，当时就连多次去到各个民族地区采风包括路途遥远的北京、上海、广西、云南、贵州、西安等地，都没有足够的经费而需要自己补贴。他说，记得当年为了搜集民俗村环境音乐素材，一头扎进云南广播电台翻阅并聆听筛选数以千计的唱片音响，从中遴选出合适的少数民族音乐，简直不分昼夜，一待就是半个多月。尽管非议不断，但罗先生乐此不疲，其巨大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内心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深厚情感以及弘扬中国民族音乐的责任和使命。

自1989年罗先生被任命为星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开始，他就不停地在思考学科建设和音乐研究所的机构建制。关于学科建设，罗先生先后发表了《振兴民族音乐 培养优秀人才——我院重点学科“音乐学(民族音乐理论、民族乐器表演艺术)”一年来的建设情况综述》(1988)《我院一年来重点学科建设巡礼》(1989)等多篇论文。在音研所的组织机构方面，他一是从学科发展角度的需要、从市场经济的需要、从兼顾学院全局性发展的需要，对音研所形成建制、制定任务、明确目标、做出规划。二是如何合理有效地建设我院的音乐研究人员结构，如在研者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以及学缘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和部署。在1993年罗先生“关于我院音乐研究所建设的初步设想”的手稿中笔者看到了罗先生的大量富有前瞻性的设想和计划，如“音研所应面向社会、跨学科、夸系室、跨学校进行横向联合，研究社会现实的重大课题，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并提出“强化广东三大乐种研究，聘任三大乐种的专家名流为客座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使我院逐渐成为岭南音乐研究的中心”。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高等音乐院校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授和学习，也正特别强调民间艺人进入学院课堂和科研团队。而2001年我院成立的“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以及这些年来在岭南音乐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正逐步实现我院成为岭南音乐研究的中心。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罗先生早在1993年就在“关于我院音乐研究所建设的初步设想”一文中，提出了关于研究生培养课程的设计和任务的制定，这为我院后来2004年成功申请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先生早在1992年提出关于“岭南音乐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规划中，指出丛书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岭南著名音乐家评传》《广东音乐研究》《冼星海音乐研究》《广东音乐概论》《潮州音乐概论》《潮州音乐研究》《客家汉乐概论》《客家汉乐研究》，以及岭南音乐乐器技法研究、乐种学、音乐美学、比较美学研究等，并对丛书的组织机构与领导、出版计划和安排、经费来源和分配等具体的细节做出了详细的计划。

此外，2009年，罗先生在详细分析“广东汉乐”的生存现状之后，受时任卫生厅黄厅长委托，撰写了“关于拯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的提案”报送广东省政协，该提案全面分析了广东汉乐在传承和发展方面所处的窘境，并提出五项建议和设想，包括：应该在省厅级文化部门常设拯救“广东汉乐”机构的建立；为抢救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音响资料而呼吁《广东汉乐音响大全》的编辑出版；对汉乐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和建议编撰《广东汉乐典藏大全》；为使汉乐后继有人在我院恢复广东汉乐班、开设汉乐专业课程、招收汉乐专业学生和研究生；以及组建广东汉乐团，将星散于各地的演奏人才集合一起，等等。

结 语

今年已经76岁的罗先生依然没有闲下来，我们每次的约见都必须与他的演出活动和外出讲座以及学生上课时间错开。记得第一次在电话中跟罗先生提起学报做“音苑名家”栏目采访一事，他的回答是“诚惶诚恐，区区一教师，何谈名家”。罗先生为人谦虚低调、淡泊名利，一生执着于音乐。我们一共进行了四次采访，每次都轻松而愉快，笔者在最后一次采访中，曾婉言问起他当年为何没有评正教授一事，他开怀一笑，并淡然地说：“1985年从讲师晋升副教授后，我就没有再申请过正教授了，我一直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能成为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并能把这个副教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就够了，到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笔者想，也正是这种超然豁达的境界让他今天依然身体健硕，精神奕奕，频繁活跃于舞台和讲台。

在整理罗先生的材料过程中，最大的体会是罗先生一生都非常忙碌，梳理他的材料一度因为“过多”“过杂”而感到困惑。从不余遗力地进行汉乐的传播和推广，首次将汉乐带出国门，如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到积极推动汉乐音响唱片的录制和发行，推出国内首张汉乐立体声唱片，到广泛搜集、整理乐谱、成书出版，分析、研究汉乐的相关问题，发表学术论文，再到学院科研管理工作，学院音研所的机构建制，以及对岭南音乐文化研究具有前瞻性的总体设计和构想，等等。罗先生说，以前有同事曾开玩笑地调侃：“老罗，你这个家伙起码开创了有十几个第一。”罗先生也感慨，回顾一生真是很繁忙，但是有音乐相伴却依然舒心，只是非常遗憾还有很多事情不能完成。

随即笔者与罗先生谈起了广东汉乐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这个一直作为活态传承的古老乐种，其生存现状并不乐观，罗先生也感慨并痛心，他认为，汉乐与许多传统乐种一样在今天都面临同样的困境，但是并不是无计可施：“广东汉乐传统乐曲六百多首，但是真正普及、流行的大概占十分之一左右，尚有大量的宝贵资源需要抢救，需要激活和开发。抢救汉乐要有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传承发展汉乐更需要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去培养新的高素质后继人才。这些都需要政府的主导和社会的支持。要建立人才集中的实体，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抢救和继承，即把汉乐曲目最大限度地录制成高水平、高质量的音响，把汉乐的优秀传统尽可能系统地、全面地保留下来。”事实上罗先生多年来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做这件事，他随手拿出了正在整理并即将出版的《客家汉乐笛箫曲集》初稿，他认为，首先，乐谱的专业化迫在眉睫，目前在他的倡导下，汉乐主奏乐器中的古筝、提胡、椰胡、笛子已经陆续出版了演奏专业谱，还有古筝、扬琴、头弦、三弦、琵琶、笙，以及和弦索总谱等专业谱有待大家的关注与共同整理和出版。其次是录音，利用现代高科技的录音技术，将高水准的汉乐演奏家的绝活录制下来，供后学者模仿。有了专业谱、有了高水准的音响，传播的渠道基本可以畅通，虽然不可能像过去传统的口传心授学习，但有了乐谱和音响至少可以掌握七八成。罗先生尤其强调，汉乐的传承不能忘记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汉乐的最高境界，那就是“乐与人和”，汉乐所用的乐器吹、拉、弹、打，多种多样，且每件乐器个性都很强，除了需要高水平的演奏、合作默契的乐队，更重要的是合乐者的“心和”，汉乐前辈们身体力行做出表率，谆谆告诫后人：乐与人和。人要和谐，人心齐了，才能协调地奏出滋润清新、典雅优美、悦耳赏心的音乐。

罗先生的妻子林月华女士也在丈夫的影响下弹一手好古筝，另外罗先生的儿媳妇本身是钢琴专业教师，也在罗先生的影响下，爱上古筝，爱上汉乐。罗先生经常在家中，随手拿起笛子、洞箫，或椰胡、或提胡等乐器，与妻子、儿媳妇和学习钢琴古筝的小孙女一家合乐，悠然自得，享受其中，罗先生说汉乐在民间的传承向来就是从家庭开始的，和合而乐。我们衷心感谢罗先生，感谢他几十年如一日为客家汉乐所做的贡献，感谢他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也祝愿他身体健康，艺术生命长盛不衰！

[1]罗慈福.罗德栽的音乐人生[J].汉乐研究，2013(24)：23-26.

[2]“客家筝派”的形成始于何育斋成于罗九香[G]//罗伟雄，编.“客家筝派”本源论萃.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77.

[3]罗德栽.汉乐定名辨[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0(4)：7-10，6.

【责任编辑：杨正君】

2016-06-01

胡娉(1980-)，女，江西南昌人，文学硕士，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音乐史研究。

10.3969/j.issn.1008-7389.2016.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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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389(2016)03-008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