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王化桥
(王化桥:作家,媒体人,成都弘道书院院长。《育儿周刊》顾问。)
我们现在会做父亲了吗?
文_王化桥
(王化桥:作家,媒体人,成都弘道书院院长。《育儿周刊》顾问。)

1919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雄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基于进化论思想的文字,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鲁迅审视着中国近代家庭教育的现状,他认为大多数孩子仍封锁在桎梏之中,精神萎靡不振,所以鲁迅要“救救孩子”。并提出:健康的产生,完全的解放。
“完全的解放”其实很难落实,在中国的家庭伦理关系,父亲的位份是一个绝对,像数学的点,就算不占有面积,即使父亲长年不在家中,在科举赶考或在经商的途中,父亲的形象在无声无形之中,也会对孩子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因父子天性使然,邻里亲属之间常常会说“这是谁谁的儿子呀”“有其父必有其子”“怎么跟父亲一个德行”等等,不一而足。
真的要完全的解放,那就是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神经兮兮的空军上尉尤索林思考战争的时候认为:“战争的唯一好处,在于让孩子们摆脱父母的恶劣影响。”
只有战争的疯狂,让孩子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那才能真正做到“完全的解放”。除此之外,无论鹰爸、兔爸,对孩子的影响是一样的,都可能有好的引导,也可能是坏的引导。
回到鲁迅当年的这篇文章,文中引用了中西方两个著名的典故以支持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一个是孔融的“寄物瓶中”,以批判中国孝道对于下一代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