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曲　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28)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曲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28)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与出口程度具有正相关性，但到达“刘易斯转折点”(2004年左右)后，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方面的表现逐渐受到削弱。采用2000—2008年我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分阶段、分类型测算其出口份额和资本密度的变化，结果表明，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份额显著下降，其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越高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同时，制造业企业也逐渐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根据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东部地区应逐步发展高端产业，中西部地区应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

劳动力成本；出口份额；资本深化；资本密度；劳动密度；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升级；刘易斯转折点

一、引言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和源于二元经济阶段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带来的配置效率，这样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足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产业有很强的外向型特点，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带来了大量的出口并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2000—2005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份额年均增长率高达16.41%(姚洋 等，2008)。这些传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人口红利。然而，随着低生育率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放缓，传统的人口红利日渐式微，2004以年来沿海甚至内陆地区不断出现“用工荒”现象(蔡昉，2007，2010；Zhang et al，2011)；同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持续上涨，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相关研究表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殆尽，由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份额已由改革开放前20年的每年20%～25%(蔡昉 等，1999)下降到2007—2012年的每年约10%(都阳，2014)。从对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的测算来看，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开始提高(都阳 等，2012)。

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和人口态势发生重大转变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如何实现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和政策要点。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其出口行为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最终能否顺应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也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中国要完成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变，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必须实现比较优势的“突变”。一个国家如果进入产业转型和比较优势突变期，往往面临较大的比较优势“断档”风险(张其仔，2008)。此外，有证据表明，在反映企业特征的多项指标方面，有出口行为的企业都强于没有出口行为的企业(张杰 等，2009)。因此，面对成本冲击，探悉我国传统的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应通过怎样的结构调整来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态势，进而获取新的竞争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基本描述

本文采用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即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这套数据包含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所有的国有企业和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我们摘取其中的制造业企业部分。这套数据也是我国当前可用的最为权威的工业领域的企业层面的数据*关于此套数据的特点和介绍，可参见聂辉华(2012)以及Brandt等(2012)的研究。，指标十分丰富，且可得的样本数据年份为1998—2008年，刚好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制造业快速成长的时期，在这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产业发展日益成熟，更为重要的是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一般所认为是在2004年前后)，因此非常有利于我们考察工业企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劳动力成本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对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

1.劳动密集度与出口程度：基于相关系数的描述

一般认为，在劳动力充裕、劳动力成本低的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具备成本方面的优势以及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更加倾向于出口方面。这里，我们首先计算了体现企业劳动密集程度的资本劳动比与企业出口程度(即产品中用于出口部分的份额)的相关关系(见图1)，结果显示两者具有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负)。即在我们所观测的2000—2008年期间，越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其产品中用于出口的比重越大。同时，这一相关关系呈现出“U”型的变化，即在2003年之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方面趋于增强(资本密集度与出口份额负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增大)，而在2005年之后(也即通常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方面的表现开始弱化。其给我们的启示是，观察和比较不同类型的企业在2003年之前与2005年之后在生产技术选择(如资本深化)和出口等方面的不同表现，将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图1　资本密集度与出口份额的相关系数注：资本密集度单位为“千元/人”，出口份额为该企业当年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2004年缺少出口方面的数据；下图、表同。

2.出口企业是什么样的企业:基于OLS分析的描述

前面我们了解到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那么出口型企业在其他方面还具备怎样的具体特征？接下来用分年的企业样本采用OLS方法来对出口企业的基本特征进行简单的描述。以每年该企业出口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作为代表出口程度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则为企业的基本特征，包括企业资本劳动比、以企业所在2位数行业资本劳动比反映的行业特征、企业年龄、企业控股类型、所在地区(东、中、西部)，具体模型如下：

ageit+i.gq+i.emw

其中，export为出口额，sale为销售额，k为固定资产净值，l为就业人数，age为企业年龄，i.gq为控股情况的虚拟变量，i.emw为地区虚拟变量，下标i为企业、hy为2位数行业、t为年份。

表1　出口企业特征描述(因变量为企业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以东部地区和国有企业作为参照组；下表同。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出口企业多为东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劳动比的系数显著为负，东部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特别是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对应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资本密集度与出口份额的负相关关系，该相关系数(绝对值)同样也表现出在2005年前提高到最高之后逐渐下降的趋势。可见，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后，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方面的表现逐渐受到削弱。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表现

进一步根据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将30个2位数制造业行业分为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和18个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曲玥 等，2013)*具体行业参见图3和表2。，并观察其出口份额的变化情况。根据前面的观测，2003—2005年是我国制造业在出口方面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段，因此，分别计算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00—2003年和2005—2009年出口份额的变化率。

首先，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在1998—2008年各自的出口份额(见图2)。可以明显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份额显著高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与我们前面的测算吻合。此外我们注意到，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两个时段出口份额都是减少的，但在2003年前减少的并不显著，而2005年之后才开始大幅下降，具体表现为在2005年—2009年间下降的幅度达到30%。而对于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出口情况更是在2004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表现为其出口份额在2004年前还是在提高的，在2005年之后则反转为下降。总体而言，在2004年前后，我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那之后企业的出口份额开始逐年下降。

图2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重注：主坐标轴为出口份额，次坐标轴为出口份额变动。

进一步分析每一个两位数行业在2000—2003年和2005—2009年出口情况的变化(见下页图3)。可以看到，2000—2003年还有很多行业出口程度有所提高(深色的柱在横轴之上的行业)，而在2005—2009年几乎所有的行业出口程度都有大幅的下降。可见，制造业几乎全部2位数行业在2005年后的出口份额都表现出下滑趋势。

四、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深化情况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企业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根据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调整不同生产要素的使用数量。假定企业采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那么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即工资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会转变技术结构，采用更多的资本和更少的劳动来适应这种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发现了这样的变化，即面对劳动力价格的快速提高，在2004年之后，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其资本深化的速度都开始加快(见图4)。

图3　分时段各制造业行业(2位数)出口份额变化情况注：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内部各行业按2005年(出口程度较高年份)的出口份额排序。

图4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和资本深化程度注：资本深化速度为资本密集度的增长率。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们的计算，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职工工资水平并无明显差异，增长的情况也基本一致，那么，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用了更多的劳动力，同样的工资上涨对其影响会相对更大。然而，我们看到，虽然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深化的速度始终远低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因为对于业已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潜力相对是有限的(产业内的升级始终有限)。

从30个2位数行业的具体情况上可以看到同样的表现(见表2)。总体上而言，2004年以后各行业的资本深化较之前有所加快。我们依据资本劳动比将各行业排序，即表中靠上的行业偏向劳动密集型，靠下的行业偏向资本密集型。可以看到，在2005年后两类产业的资本深化均更为显著(第二列数值更大)。

表2　分时段各制造业行业(2位数)资本深化情况

五、面对工资上涨的出口反应

前文分析表明，在2004年前后我国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在资本深化和出口方面的表现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即资本深化的加快和出口程度的下降。下面进一步分析企业面对工资上涨在出口方面的反应，基于企业层面的分年混合截面数据和4位数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分别采用OLS方法和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不同类型企业在2004年前后两个不同时段对工资上涨的不同反应。

1.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OLS测算

将企业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分别观察在2004年前和2004年后两个时段企业出口程度对员工工资变化的反应。模型的具体设定为：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出口程度，即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主要解释变量为职工上年的年均工资的对数，同时控制了企业年龄、控股情况和所在地区等企业特征变量。

我们旨在了解工资上涨对于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而主要观察劳动密集型型企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资项系数在2004年前后的变化。分析发现(见表3)，工资的上涨会使出口会受到削弱，这一点对于两种类型的企业都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后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工资上涨的反应显著提高，模型系数(绝对值)从0.247提高到0.280。可见，同样的工资上涨幅度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的削弱程度相对更大。

表3　不同类型企业在2004年前后的出口对工资反应变化

注：**、*分别表示在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为t值；下表同。

2.基于4位数行业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

鉴于同一个细分行业(4位数行业)具有很相似的产品生产和企业基本特征，进一步把企业层面的数据合并到4位数行业层面，这样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平衡的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而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4位数行业的固定效应)考察企业对于工资变动的反应。同时，考虑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更大而可能对工资上涨的反应更敏感，专门加入工资与行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份额的交互项，来观察劳动力成本占比不同的行业对于工资上涨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别。模型设定如下：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出口程度，主要解释变量为职工上年的年均工资的对数和上年工资与劳动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交互项，同时控制企业年龄、控股情况和所在地区等企业特征变量。

从表4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在第一个模型中(只包含上年工资变量)，工资的系数是不显著的；在第二个模型中(加入工资和劳动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交互项)，工资和劳动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劳动成本占企业总成本比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工资上涨的反应更加敏感，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其出口份额下降幅度更大；在加入其它企业特征变量后的模型3和模型4中也有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工资)的上升对传统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冲击程度更大。

表4　细分行业出口程度对工资上涨的反应(固定效应模型)

六、结论与启示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人口红利，制造业(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聚集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出口方面的绝对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形成了出口拉动型经济。在此过程中，也通过“出口中学习”效应促进了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效应仅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3年内发挥作用，之后这种促进效应不再显著(张杰 等，2009)。此外，随着我国人口态势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放缓，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那么为适应这样的变化，主要依靠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转型要求？

本文的测算表明，在到达通常认定的“刘易斯转折点”后，即2004年后我国制造业的出口份额开始下降，其中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更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反应更为明显；同时，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开始逐步地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总体产业升级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区域的发展差异和产业特点。我国区域禀赋以及区域间的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工资高、资本劳动比低、出口份额大，而中西部内陆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工资低、资本劳动比高、出口份额小(见表5)。

表5　区域差异和出口情况

应该说，多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始终是和区域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即不同区域有自身的产业经济发展特点，因此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具有突出的地区发展特点。其中，东部沿海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聚集并成熟起来，在很长时间里，我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的。与此同时，在政府区域发展政策的帮扶下，中西部地区也逐渐加快了赶超的速度，后起地区以蛙跳式的发展直接进入更高一级的产业结构。然而中西部地区工业的后起发展带有一定程度的政府投资驱动性质，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等给中西部带来了大量的投资，而这样的投资形成的产业仍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间(蔡昉 等，2009)。有关研究表明(曲玥，2015)，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东部地区仍然丰富(从表4中也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的年人均工资更低，而劳动生产率更高，因而具有更低的对外劳动力成本)，可以实现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应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开启高端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升级。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过去一段时间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形成一定的资本和资源优势，具有更高的资本劳动比，也可以充分地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更高级的产业：一方面利用自身尚存的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利用已有的资本优势逐步形成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这样的区域产业升级布局，可以更好地实现各区域的相对优势，逐渐转变依靠低成本和要素禀赋获得低端产业比较优势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平稳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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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德东)

The Impact of Rising Labor Cost on Export-oriented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QU Yu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28, China)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bor extensive degree and export degre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or a long time, after reaching Lewis turning point (around 2004), however, with the rising of general workers wages, the performance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aspect of export is weakened.Based on the 2000-2008 China’s above-scale manufacturing firm data, we calculate the periodic change of the export quota and capital-intensive degree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2004’s Lewis turning point, the export quota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specially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declining, among which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higher labor cost are more shocked.Meanwhile, the manufacturing firms gradually use capital to replace labor to make industrial upgrade in order to respond the rising of labor cost.According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eastern region should gradually develop high-end industries, middle area should further develop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while accepting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so as to real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abor cost; export quota; capital depth; capital density; labor densit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y; industrial upgrading; Lewis turning point

F264；F752.61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16)05-0090-10

10.3969/j.issn.1674-8131.2016.05.011

2016-03-04；

2016-04-1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回国人员择优资助项目“经济新常态下生产率的获取源泉”(2015)

曲玥(1982—)，女，辽宁沈阳人；副研究员，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研究；Tel：010-59868182，E-mail：quyue@cass.org.cn。

F264；F7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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