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敲响“富贵危机”的警钟

2016-09-25 07:48谢孝明
清风 2016年3期
关键词:危机

文_谢孝明

再次敲响“富贵危机”的警钟

文_谢孝明

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是充满种种危机的。国家有安全危机、战争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甚至还有文化危机等等。人的个体生命在现实中也时常会遭遇一些不可预料的危机,如家庭危机、生存危机、信任危机、信仰危机等等。对于如上所列举的国家与个人的种种危机,当事者知其危害的后果,都会想方设法去化解。而独有一种危机,不仅常人难以警觉,不知规避,而且很多聪明睿智之士,明知其危险,还仍然深陷其中,最终不是自己因此招祸、由之毁灭,便是殃及后人、贻祸子孙。这种危机就是富贵危机。

什么是“富贵危机”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金钱、家业、田产,贵是权力、地位和名声。富贵者,富裕而显贵,犹言有财有势有名,其反者,贫贱默默无闻也。 一般而言,富贵是令人向往的,追求富贵几乎是人们的共同愿望。朱熹在《近思录》卷七引张载语:“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画耳。若稍动得,恐未肯安之。须知识义理之乐于利欲 ,乃能。”这句话揭示了崇势利轻贫贱是一种革而不去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然而,富贵又果有危机,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国历史上,生活于春秋时代的老子,对富贵危机已做出了冷静而智慧的评判。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又云:“多藏后必亡。”生活于战国时代的庄子也洞察到了富贵潜在的危机与祸患。他认为,富贵表面上看起来能带给人幸福快乐,实质上只会给自身带来祸患,高官厚禄也不过是君主的赏赐而已。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庄周尝为漆园吏……楚威王闻庄周贤,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牲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时也,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庄子以诙谐的比喻道出了富贵的危机与祸患。庄子甚至认为,追求富贵名利只会引起社会道德的败坏和人类相互倾轧,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凶器”。“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庄子·人间世》)因为看透了这一层利害关系,所以庄子就能安于物质上的贫困,而视常人趋之若鹜的富贵如粪土,在精神上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

史书记载,最早明确提到“富贵危机”的,是唐代房玄龄等人所著《晋书·诸葛长民传》。东晋末年,诸葛长民官至都督豫州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省级军事长官),权倾一时。他贪婪奢侈,多聚珍宝美女,大建府第住宅。但显赫的富贵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安乐,相反,由于时时担心遭到杀身之祸,连觉也睡不安稳。为此,他曾叹息道:“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机危。”诸葛长民后来果然难逃厄运,被当政的大军阀刘裕所杀。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在其《最高楼》词中发出了“富贵是危机”的警叹来教训不明事理的儿子。

宋朝的富贵危机

《最高楼》云:“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个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本篇约作于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当时辛弃疾55岁,时任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任,亦算是一方大吏。由于词人一心想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因而受到朝中投降派的排挤,壮志难酬。带着“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深深失落,词人打算申请退休,却遭到儿子的极力反对。词前小序数语,即交待了词人写这首词的原因:自己想辞官,但儿子却以田产未置为理由加以反对,希望父亲趁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捞一把,以便能够多置些田产。辛弃疾为此大怒,就写了这首词痛骂儿子。

辛弃疾写作这首词是有着广阔的历史背景的,反映的也不仅仅是词人对于潜在的个人富贵危机的警醒,还有对于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危机的深沉忧患。而这种危机的形成与赵宋王朝的立国之策又是紧密相关的。其中“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与“右文”政策的影响尤为重大而深远。

自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以来,土地国有制再也不占统治地位,代之以土地私有制。宋朝开国更是施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作为不动产的土地,便成为商品领域流通频繁的、最主要的大宗商品。宋朝的统治者认为,富民阶层视为国家统治的基础与依靠,希望通过“保富”来“保国”。但是,这种“兼并之法”却并没有如宋初统治者所愿。由于豪强地主利用暴力或者高利贷的经济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造成“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连阡陌”的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一由兼并所形成的富民阶层,非但没有能够成为稳固宋朝统治的基础力量,反而成为有宋一代社会动荡和变乱的根源。

影响宋代国势和国运的另一立国之策,是宋初统治者所确立的“右文”政策。“右文”者,重视文化教育之意,与“右武”,即崇尚武功相对。这一国策的确立和实施,一方面从根本上解除了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威胁朝廷的忧患,达到了稳定宋代封建政体的政治目的,而且推动了文官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也造就了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和百姓的赋税负担,同时也形成了腐化奢靡的社会风气,使整个士大夫阶层在价值观上发生了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膨胀。

官僚地主们置田产、营第宅、蓄家妓的风气极盛。而城市商业的发达,色情业的畸形繁荣,又大大刺激了纨绔子弟们的享受欲望,红烛呼卢,千金买笑,顷刻间荡尽祖产的不肖子孙比比皆是。整个赵宋一朝已经没有大唐王朝那种恢弘开拓的气魄,偏安一隅的思想大行其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成为南宋社会对于内忧外患危机麻木不仁的真实写照与辛辣讽刺。

如何正视富贵危机

权贵们的富贵梦如落花流水般破败固不足惜,但是他们在追求个人富贵梦的时候,却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损失和耻辱,甚至陷国家民族于危机之中。我们今天讨论“富贵危机”这一话题时,依然感到是如此沉重和发人深思。在清朝的历史上,出现过所谓的“康乾盛世”和“同光中兴”。但是,这种局面最终先后衰落和消亡了。而这种结局,与权臣和珅等人追求他们个人的荣华富贵,有着重要的联系。

“康乾盛世”的衰落离不开和珅的专权擅政、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所造成的吏治腐败。“同治中兴”的消亡则离不开李鸿章结党营私、以利禄驱人所造成的晚清官场的腐败。现在虽然有人为李鸿章唱赞歌,但我认为,李鸿章尤有过于和珅者:为了讨好慈禧,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富贵,竟然不顾国防安全,将巨额海军经费挪用给慈禧太后建造颐和园;又在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之时,收受俄国巨额贿赂,出卖国家利益,其内政外交,遍地皆污。

至于当下,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苏荣等等,这些巨贪国贼,在经营他们的荣华富贵之时,给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宋代名臣司马光尝言:“自古乱臣贼子,未有不出于好富贵者也。”历史与现实的教训确实揭示了这条真理。

富贵,人之所欲所向往,而富贵之中,的确潜藏着极大的危机。但是,富贵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令人谈虎色变;富贵也不是香醇的毒酒、美丽的陷阱、温柔的金刀,随时可能杀人于无形之中。富贵虽潜在危机,但在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积淀中,同样也蕴含了规避和化解富贵危机的无尚智慧。

那么,如何来规避和化解因富贵可能出现的危机呢?我们认为,树立正确的富贵观,对潜在的危机保持清醒的认识,学会规避和消解危机,防患于未然,这些都是必要的措施。而以天下苍生为念,为天下人谋福祉,以天下人的富贵为富贵,从而获得大富贵,这样的大富贵不仅不履危机,还能够青史留名,垂之久远,泽被后世,百世流芳。

树立正确的富贵观。如何树立正确的富贵观呢?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孔子的富贵观,听取孔子的教诲。孔子的富贵观念是孔子仁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富贵观。它既肯定富贵是基于自然情感的“人之所欲”,也要求人们在谋求富贵时要坚持遵“道”、循“义”、守“信”的原则。富贵不是终极的人生目标,“富贵,然后学”,这为达到完善的人格和充实的精神提供了条件。孔子的富贵观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和处理富贵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潜在的危机保持清醒的认识。在未得富贵之前,当告诫自己不要妄生非分之想,要以正当的手段谋取富贵,一开始就要避免为自己将来埋下祸患。在既得富贵之后,要有忧患意识,要小心谨慎,不要迷失于富贵而找不到方向,要不变初心,不改本色。

还要学会规避和消解危机。这可从致富贵与保富贵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致富贵重于规避危机,而保富贵则重于消解危机。如何在致富贵时规避危机呢?这又因人因职业而异。比如为官从政者,当敬畏权力,忠于职守。不要抱着“富贵险中求”的妄想和贪念,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更不要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做到清白做人,廉洁为官,这样不会触犯党纪国法,自然而然就不会发生所谓富贵危机了。又比如从商者,当诚实经营,遵纪守法,靠勤劳和智慧致富,不要搞官商勾结,偷税漏税,假冒欺诈,欺行霸市等等,只有以正当的手段挣干净的钱,才会见得阳光,才会安全,不会埋下祸根。对于普通的百姓而言,不抱非分之想,诚实工作,勤恳劳动,也会收获一份难得的平安幸福。

什么样的富贵才没有危机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楚之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唐之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韦庄“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宋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末清初之际之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之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当代之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等,这是充塞于苍茫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和民族精神的千古绝唱。在这种浩然正气和民族精神激荡下,无数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福祉、荣誉尊严,不惜奉献和牺牲,他们已与国家民族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大富贵须有大志向大胸襟大责任大担当大智勇才能获得,大富贵也须大仁爱大道德大人格大精神大奉献才足匹配。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为了蜀汉的事业,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之日,內无余帛,外无赢财,留给子弟的财产只有在成都的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然而,“诸葛大名垂宇宙”,一代名相已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永远为后世崇敬景仰。

左宗棠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为了收回被俄国霸占的伊犁,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病痛缠身,毅然抬棺出塞,要与俄国人决一死战。俄国人慑于左宗棠的意志、勇气和决心,最终被迫将伊犁归还给中国。左宗棠最后病逝于福建抗法前线,将生命完完全全贡献给了国家,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左宗棠在西北十余年,无法顾及家人,期间遭受了妻子、仲兄、长子、长媳、两位女儿、两位侄子、一位女婿近十位至亲的死亡的巨大伤痛和打击。他死时也是內无余帛,外无赢财,给子孙留下的财产也极其微薄。然而,左宗棠的英名已与他收复的新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富饶的国土紧紧连结在一起,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子孙珍重爱惜。

诸葛亮、左宗棠,他们的富贵是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富贵是受人民欢迎受人民爱戴的。这样的富贵是不存在有半点危机的。我们今天那些在上位者,难道不希望自己也能得到这样的大富贵吗?我们今天那些在下位者,难道不希望自己也有得到这样大富贵的胸怀吗?如能如此,则我国家民族之大幸!

(作者系贵州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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