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的写作范式创新与现代性思考

摘要：《秦腔》以“阉割”隐喻，呈示了传统价值世界的失落，同时暗含着以艺术情趣来克制现代弊病的诗意想象。总体来说，在认识到现代性进程之必然性的前提下，作者虽触及到传统与现代两极间已无法化合、生殖的重大现实情势，却无法指明可行的出路，只能以“迷惘”的姿态，还原生活本身，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达到了思想内容与文本形式的高度化合。

关键词：《秦腔》；现代性；阉割；无字碑；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秦腔》呈现出贾平凹现实主义写作的另外一种范式，2005年一经发表，就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有论者称其为“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1]有人以“ 审美缺席与精神迷失” [2]论之，有人视其为“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或是再生”，[3]陈思和先生将这种新的写作范式界定为“一种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法自然的现实主义。”[4]的确，思想倾向上和写作范式上，《秦腔》都出现了新的特点，但是不是“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和意义？仍是需要深入讨论的。

贾平凹习惯于将传统的价值、意义和文化与现代进程、现代思想并举、对观，对抗性的、饱含张力的两极，形成了巨大的文学空间，他的文学叙写在这个文学空间中，可以沿着历时和共时两个向度展开。《秦腔》作为他给故乡“立碑子”的作品，依然延续了这一思路。《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所关注的精神图景是逐渐走向现代性立场的，现代意识虽为贾平凹有意识地追逐，但“现代”究竟是什么，他并没有清晰地界定，一直到《怀念狼》，他的现代性思考才上升到人类性，“猎杀狼——寻找（保护）狼——怀念狼”隐喻着人类文明进程及其深层次危机，写前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与未来对既有文明超越的可能性及必要性，从而与世界哲学形态的演进与思考完成了同构。既然从《废都》到《怀念狼》，他对现代性的思考已上升到文明进程的必然性和深层危机，《秦腔》又如何处理这“两极”间的关系？是否隐含着立场的转换？

一、“阉割”隐喻：现代进程与传统价值世界的失落

《秦腔》的叙述是从引生的自我阉割开始的，他自我“阉割”的情节，就上升为整体性的隐喻，从而显出传统的意义世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阉割”。引生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身上体现着精神与肉体的极端背离，对美的极端嗜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爱情的理想化坚守，精神的高度自由与现实桎梏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了他的疯癫。霭里士在《性心理学》中说：“人类狭义的相思病总是为了一个异性的对象生的，但广义的相思总是对于美的东西的一个不断的沉思和渴慕。”[5]73他用这种唯美超越升腾了肉欲。在他的意淫活动中，肉体的欲和精神世界里的美很不协调地共生，这种“两极反差”的强化，造成了引生的自我阉割。两极反差，一极是白雪的美﹑高贵、圣洁；另一极是引生的嗜美、丑、肉体的欲。美﹑高贵、圣洁的一极，为丑、卑下、肮脏的一极所嗜爱所仰慕，从而使其产生了否定自身、肯定他者的立场偏转、甚或毁灭抛弃自身向更理想化的另一极靠拢、趋同。至此，引生的阉割构成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整体性隐喻：丑陋的、落后的、卑下的、欠发达的一极，因为对美好的、先进的、高贵的、发达的另一极的仰慕，放弃了自我认同，抛弃了自己的根，自我阉割，希求着向另一极趋同。传统的价值、意义和文化与现代性思想及价值体系，正好构成了“阉割”的两极；从清末开始的对西方现代性的仰慕，在五四运动中被提炼为对“德先生”、“赛先生”的渴求，从彼时始，传统的价值、意义和文化的自我阉割就已经展开，向西方现代性的思想及价值体系、现代文明的趋同，就在这种否定自身、抛弃根基的基础上进行。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传统的价值、意义和文化的自我阉割的过程。问题是，抛弃根基真的能趋同吗？真的能将自身与异质的他者同化吗？更复杂的情况是，这里不仅有传统的价值、意义和文化的自我阉割，也有时代精神自我阉割，或云精神本位的缺失和异化。引生阉割后，确实能保持对白雪的纯粹的迷恋、热爱，但却失去了与深爱的异性结合的可能，无根的迷恋终归是空幻的，这是引生的悲剧，也隐喻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价值意义文化与时代精神自我阉割的悲剧。

爱情与婚姻，是《秦腔》呈示传统的价值、文化和时代精神自我阉割实况的一个维度。白雪与夏风的婚姻带有很深的世俗计虑在内，缺失了精神的认同、交流、混化，失去了婚姻的根基。《秦腔》中翠翠的爱恋指涉着文本《边城》。《边城》凸显了精神自由，轻利重情的自然情感，翠翠选择了傩送，在不定的等待中守候着这份精神上自由的恋爱；《秦腔》凸显的是肉欲和利益，翠翠最终抛弃了情感，迷失在城市繁华和金钱之间，彻底堕落为钱的奴隶。黑娥与白娥指涉的文本是《白鹿原》，田小娥的堕落和淫荡是与种种的不得已联系在一起的，也包含着对人尊严的追求；黑娥﹑白娥的淫荡，却是出于物欲和肉体的满足，人格和尊严已荡然无存。互文本之间经由联想而形成的对比和反讽，是现代情爱失去积极意义的一种阉割状态的呈现，是对现代性后果从伦理维度进行反思的一种有效途经。

《秦腔》着重叙写的，是传统的价值、伦理、文化的阉割。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规范，都失去根基、进而失去了其生命力和自身繁殖能力，最终走向没落和式微。但是其背景，却不能独独归之于现代性的推进，还包含着时代精神文化失去本位、异化的合力，甚或还有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也就是说，现代文明的推进和时代精神的自我阉割等多重作用力，加速着传统的价值、意义、文化世界的崩塌。夏天仁、夏天义、夏天礼、夏天智，作为隐喻符号有着深远的意义。他们的死亡，象征着传统伦理世界的崩坏，价值规范的失衡，文化传统濒于绝灭。

“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6]381“仁为人生而既有，先天所有的人性，而仁的特质又是不断地突破生理的限制，作无限地超越，超越自己生理欲望的限制”[7]98仁在伦理道德之中，处于本源性的地位。但《秦腔》中夏天仁的缺席，象征着“仁”在现时代的先天匮乏，这种根源之物被阉割，使义﹑礼﹑智失去根源，失去动力，流于浅薄和空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崩坏的现代命运。此时，人突出了成己的一面，更多趋于本能地利己，被生理欲望所控制；泯灭了成物的一面，不再去突破生理的限制，从而失落了“仁”的超越性质。夏天义身上，放在第一位的是社会的共同利益。他用 “义”的方式治理乡村、对待邻里，这种义利观在清风街，已不被认同。人舍弃 “义”，从“利”的立场来安身立命。不仅是夏君亭，金、玉、满、堂、瞎瞎五兄弟等人身上，更体现着这种恶俗的观念；清风街上的村民们也同样如此，他们出于利背弃土地，进城去捡破烂，务工，为了赚钱甚至去卖淫、杀人抢劫。夏天义对自己身份的确认是农民，他认为“人是土命，土地是不亏人的，只要你下了功夫肯定会回报的”，[8]259他对农民身份的理解是终生吃土，所以他坚持淤七里沟，至死不渝地热爱着土地。而夏君亭以及村民们，不再以农民确认自己的身份。“义”被阉割了，为了“利”， 农民不再土里刨食，离开了土地，开始了无根的流浪，成了身份无法确认的人群。在夏天义身上，寄寓着贾平凹对农民现代性命运的深层思考。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世界，重在礼﹑乐，礼乐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会。“使情欲与理性能得到协和统一，以建立生活行为的‘中道。更使情欲向理性开进，转变原始性的生命，以成为‘成己成物的道德生命，由此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担承自己，担承人类的命运。”[7]97《秦腔》中，夏天礼象征着“礼”在当下的沉沦，不再具有“别异”的功能，而金钱却成了区分社会地位的尺度。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人们不再重视自身人格和尊严，为了金钱可以抛弃已有的伦理美德，不尊老，不报恩，弃绝了羞恶之心，出卖肉体，甚至出卖灵魂。“礼”当下被阉割的情状，震撼人心。

夏天智作为乡村知识分子，是“智”的象征。他恪守先贤遗训，心中有比较传统的关于家庭、家族、家乡的观念，更是一位急人之困的德厚长者。他对清风街的规范和影响，不是以权力管辖的方式，而是以 “德治”的方式。他以身上展示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魅力，辐射、烛照着村民们幽暗未明的心灵世界。夏天智也是“乐”的化身，他的人生是艺术化的。“乐”是“仁”的外化， “乐”可以消解情欲和道德良知的冲突，“情欲因此得到了安顿，道德也因此得到了支持。”[9]17“乐”的精神构成了传统艺术的根源，但这种根源在当下却被消解了。当下文化已将传统文化阉割，而使自身成了无根的文化，失去了面向未来生成的可能性。

在“礼崩乐坏”的传统价值世界颓塌的境况下，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逆转， “钱”和“权”，成为人们追求的首要目标。这和以仁、义、礼、乐为核心的传统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同时它也猛力阉割着传统的人文价值理念。《秦腔》描绘的人文世界阉割图景，真实地呈现了现代化的过程中混杂的精神图景，传统的价值、意义、文化的阉割和崩塌，只是其中的比重较大的一维，时代精神向度的缺失和异化，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难题。贾平凹并没有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持有鲜明的立场，既没有对传统世界崩塌的叹惋，也没有对精神式微的愤恨，或许，在复杂的现实中，他的思想力尚不足以明辨脉流和病灶，更谈不上对症下药，他只呈现。有人评价《秦腔》是废乡，是一曲传统文化的挽歌，至少从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二、现代性弊病的克制希望：艺术化的情趣留存

《秦腔》呈示了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乱象频仍的混杂现实，描述了传统价值意义文化世界的崩塌和精神性的萎缩，展示着物欲、利益和人心的怪诞化合，种种不堪，种种无奈、种种苦难和悲剧，背叛、欺诈、伤害、绝望；但也呈示了美，呈示了善，呈示了温情与温暖，也有坚持、忠诚、关爱、友好，欢愉和希望。不仅写崩塌，也写情趣化的、诗意的留存，正是这些，烛照着苦难，温暖着人心，鼓舞着希望。

《秦腔》中塑造了一系列热爱秦腔和艺术的人物形象。鼓乐对新生而言，不仅仅使他短暂地沉醉和迷狂，还能使他的内心焦虑得以宣泄、和顺，在鼓声里，新生变成了一个“疯子”，暂时忘掉了愁苦，超脱了生活的苦难。艺术是白雪的全部生命。为了留在剧团唱秦腔，她失去了婚姻。为了唱秦腔，她宁愿为别人的红白喜事赶场。秦腔尽管已经衰落，但她仍在坚守，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她痴恋着唱秦腔，在艺境的沉醉中，忘掉了婚姻、家庭带给她的诸多磨难。上善唱《木南寺》，唱道“ ‘财神爷送元宝来了！咣哐，把酒杯往桌上一扬。君亭说：‘酒杯？酒杯？上善说：‘那不是酒杯，是扬的金元宝！”[8]349在秦腔里他超脱了现实， “上善”，能将现实和对现实的超越两种境界汇于艺境，在对艺境悠然心会中，忘掉了现实的苟且。秦腔能把夏天智从自杀的边缘挽救回来，让他看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他沉浸在秦腔的世界里，听秦腔，画脸谱。他用秦腔来言说他的喜怒哀乐，他死后用自己写的书垫棺材，用自己画的脸谱蒙面，白雪也为他唱《藏舟》祭奠他。夏天智在秦腔声中活下来，在秦腔声中活着，在秦腔声中被埋葬。引生的生活状态是“游”，他无人约束，没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也不为衣食困顿所苦，逍遥自在。“能游的人，实际即艺术精神呈现出来的人，亦即艺术化了的人”，[9]38他以丰沛艺术的想象，通达了“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物我两忘之境。他 “与物冥”、与“物化”，能与动物、植物交谈，他可以变成蜘蛛、苍蝇、螳螂。他对美有着狂热的执著，当然这种美源于他对功利的超越、源于他的精神自由，他的整个生活都浸润在这种精神的自由当中。在对白雪的爱上，他无视铁的现实，仍然用自己的方式苦苦地绝望地爱着白雪。他的“爱情”固然是没希望的，但他对精神的强调正好可以弥补世俗社会在这方面的匮乏，正好可以引导人走向一种超越物质界的“诗意”的生活。引生即“引导生活”之意。他的生活方式也昭示着，在生活世界之中，用无知解之心去面对外物，用精神的超越和自由去冲破现实的形拘，获得一种审美的人生，诗意盎然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秦腔》以诸多意象，负载“游于艺”的充满情趣的生活方式的描写，在传统的价值、意义、文化世界崩塌式微，人的精神诉求日趋疲软的现实境况中，以秦腔为代表的艺术形式仍然微细地流淌在人的情趣之中，似乎比道德和其他的文化形式呈现出更顽强的生命力。它的雅俗共赏，提供了一种诗意生存的可能性，以冲决生活的沉重和苦难。

艺术精神，作为深隐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东西，外现为生活情趣，能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朝向现代文明的转换中，作为民族文化的血脉，留存下来？作为审美结构的“情趣”，因其不像道德，靠强制来承继，而是根植于自由之心的喜乐和欢愉，故此拥有更为长久更为坚固的民族超稳定心理结构，为人主动汲取而非被动接受。比如，尽管我们早已不用毛笔书写了，但书法作为“情趣”却顽强地留存下来；我们已不作诗，甚至也不读诗，但每个人都有诗情、都有诗心，都渴望和陶醉于诗意。情趣，似乎成了最能经受现代化冲击，最能抵抗精神萎缩的堡垒。贾平凹是深信这一点的，他追求灌注现代意识的写作，却竭力在创作中发显情趣，使作品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民族气息和民族气韵。情趣也并非文化人的专利，它弥散在各种身份的人身上。清风街还有很多有艺术才华的人，如写对联的赵宏声，爱普希金的夏君亭。“情趣”的生存土壤，似乎很宽阔。民族的文化血脉，也许果真能在情趣中流淌下去，流到现代文明的最深处；而精神的浮泛和空瘪，也许果真能靠“情趣”来丰盈滋润。《秦腔》不仅描绘出一个被阉割的生活世界，同时也呈现了一个充满“情趣”的世界。

三、写作范式创新：无字碑式的还原现实主义

夏天义坟前的“无字碑”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体性的象征意象。往小里说，象征的是，夏天义不合时宜的对农民身份的固守和确认，无法评价；往大里说，这是为故乡立的碑子，这些父老乡亲，被时代风潮挟裹着走，他们的处境、选择、命运，无法评说；往再大里说，当下中国必然性的、别无选择但又乱象丛生的现代化进程，无法评说。贾平凹在后记中明言，这是写辛酸和迷惘的。辛酸是对父老乡亲，当下处境、选择、命运的深沉担忧和同情；迷惘，源于对小说中呈现的世事、人心，他们的选择、命运，无法找到评判的立场。一方面，贾平凹已经在《怀念狼》中，完成了对人类精神史、其深层危机及实质、其必然出路和方向的清理和刻画，他明了向现代文明转换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他不清楚，具体的转换步骤中，做出的选择是对还是错，遭际的苦难、沉痛是必须还是不必。无字碑的沉默，就是贾平凹的迷惘，就是贾平凹的沉默，也是《秦腔》文本的沉默。沉默中，他只是将叙写，还原到生活的原生态，自然态；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鸡零狗碎的日子，以社会纪录式的写实追求，呈现故乡清风街上的一切，作家不置入任何意义，没有倾向性，没有立场，更悬置了判断，所做的，只是叙事点的选取和视角的转换。那么，这种无字碑式的还原现实主义写作范式，有什么意义呢？

巴特在《s/z》中讨论巴尔扎克的《萨拉辛》时，用人的阉割来隐喻文本的阉割。阉者性别身份无法确定，在男女之间滑动，丧失了本然的位置，并由此也阉割了他人对其的确认和标识。巴特认为文本同样有被阉割的命运：文本中心意义的丧失，确解的模糊，意义播撒，文本成了由符码组成的声音的编织物，成了“能引人写作之文”，在此作者消隐，文本的界限被打破，由解析性的成了生产性的，开敞了广大的互文空间。《秦腔》，正是这样的文本。

在《秦腔》中，惯常的叙事模式被打破，“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模糊了叙事线索。作者不是去虚构一种有层次有中心和边缘的意义，而只是去描述，去叙写，去呈现。作者悬搁了对世界的判断，只是将人间万象编织成沉默的文本。作者消隐了，留下了一个意义的多维、难以确解，沉默而又喧哗的文本，在读者面前自在言说。文本负载着不可测的所指空间，向读者允诺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读者从而拥有了巨大的释读空间。作为阉割的文本，正好可以把原生态的生活呈现于读者跟前，以还原到事情本身、真实本身的现象，成为致思的诱因。无字碑式的还原现实主义写作范式，一方面保证了其近乎生活原生态的真实性品格，保证了读者可信的致思诱因、考察材料；另一方面，为读者留下了无穷大的阐释空间，吁请着读者，进入其想象空间，其生活世界，其思想生成。

这种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现实”的。它比以往的写实主义，更不受作家思想力的局限、主观性的浸染；比“新写实小说”，更少了对生活的剪裁和取舍、变形。作为乡土中国叙事，谈不上终结，也谈不上开启，只是悬置了判断，取消了立场而已。现象的自然和原生态，超越了“复义”的浑然，却有比复义更大的混沌；混沌也仅是“难言”，《秦腔》是“无言”，是无字碑式的沉默，是辛酸的迷惘。

四、结语

贾平凹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从《废都》至当下发表的《极花》，是贯穿始终的。在《废都》中，他持明显的向传统退守的立场；经由《高老庄》、《土门》、《白夜》的反思深化，在《怀念狼》中，已经认识到现代性进程的必然性，立场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怀念狼》中的思考，已深入到现代语境中的道德他律失效和道德自律缺失问题，从而抵达了现代性反思的最深层。但是贾平凹却无法对这一难题提出自己的救治药方，所以，《秦腔》中，虽以“阉割”隐喻呈示了一个礼崩乐坏、传统价值式微的生活世界，触及到两极间已无法化合、生殖的重大现实情势，依然只能以“迷惘”的姿态，和盘托出混沌的生活本身。虽隐含着以“情趣留存”的方式，实现生活超越的假想，但毕竟不是根治之途，而是文人独善其身目的上的诗意想象，有多大的可行性无法验证。严酷的现实情势也并未因这种诗意想象有所改观。总体上，作者悬隔了判断，从而缔造了无字碑式的文本，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可以名之为“无字碑式的还原现实主义”。这种写作范式和作者对现代性反思的“迷惘”姿态是密不可分的。因迷惘而沉默，因沉默而还原现实，达到了思想内容与文本形式的高度融合，从而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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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荣博，男，山东荷泽人，哲学硕士，商洛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与文艺批评。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莫言小说世界的生命根基”（2013JK0287）；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命书写的范式及文本策略研究”（2015J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