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回归

郭瀚鹏

在2016年7月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公明两党领导的执政联盟赢得选举胜利。外界普遍解读：在执政联盟获得了众参两院绝对多数的席位后，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极端右翼保守政治集团将马上开启其广为世人诟病的修宪进程。此举将为日本“自卫队变身国防军”扫清最核心的法理障碍，其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邪恶企图，可谓昭然若揭。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究竟是如何走上“恢复武装”这条“邪路”的？发展到如此危险地步的日本自卫队，究竟何人主导了它的成立，谁又是幕后推手？本文为读者做一大致的梳理和介绍。

不完全的灭亡

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以同盟国的胜利而结束。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日本军国主义被打倒；法西斯组织与政权机构被解散；曾经策划执行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份子之中，罪大恶极的一撮被作为战犯推上了军事法庭，一撮被强制开除公职。同样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日本的军队被盟军勒令解体，装备被盟军接收并处理。

随着盟军的进驻，位于东京市谷和霞关的陆军省、海军省大楼却并没有马上人去楼空。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日本的国家军队本要被完全解散，但这时在整个太平洋战场还散布有超过六百万的日本军人和侨民，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精神，这些人必须要被撤回日本本土。为此，盟军方面允许了陆军省与海军省的一部分人员继续工作，直至完成撤退工作为止。

虽然曾经的参谋机关——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虽然被解散了，但作为管理分支的军政部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反倒没有被遣散（这帮人甚至在自己原先的办公地点一直待到了46年年中）。至1945年11月，陆军省和海军省才被以更名的方式被从日本的政府序列中剔除。

更名后的陆军省成为了“第一复员省”，而海军省则“理所应当”的成了“第二复员省”。这时虽然两个单位还都挂着内阁部级单位的名头，但因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压力，大量中高层军官已经被强制开除，部门预算与编制也终于被压缩了下来。

到1946年下半年，陆海军省里负责复员工作的残余人员与业务被划归至内阁首相直属的复员厅。这个单位后在1947年10月被撤销，其第一复员局（负责前陆军人员复员管理）业务被厚生省接管，第二复员局（前海军省的一部）因还未完成海外复员人员及家属的撤回与近海扫雷任务，则又在内阁首相麾下赖到了1948年1月，之后也被撤销。

至此，日本军队的管理机关——陆军省和海军省终于算是消失了。

虽然机关已经作古，但是日本军队的个别部队在1948年依旧运行着。他们中，既有在亚太各处搜罗开拓团与复员军人、并将他们撤回国的复员船队；也有从事近海扫雷任务的“航路开启部队”，他们大部分都是原先日本海军的人员。复员船队在1949年前后基本完成了任务，他们使用的前日军军舰也被拆除或以战争赔偿的形式被赔偿到了战胜国。但航路开启部队则保留了人员与一部分装备，基本原封不动的“寄住”到了运输省。

海上保安厅的成立

1946年年中，作为对日占领主要成员的美国，其国内自开始出现了对于战后日本管理的巨大分歧。主张执行“波茨坦精神”、坚持对日本去武装化的派系（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的惠特尼准将为代表），与主张将日本作为“反共要塞”再武装的右翼保守派（杜勒斯、福莱斯特等人为代表）间的矛盾日渐凸显。

1946年上半年，针对战后时期日本近海海上公共秩序混乱、偷渡与走私现象横生的情况，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当时的日本政府下达通知，表示可以给予日本政府自行处置偷渡行为的权力。同年7月，日本政府在运输省建制内设立了“非法入境船只监视本部”。然而这个此时仅仅拥有16艘船艇、且乘员大多来自于战前警官与海军预备役人员的组织，不要说武器了，就连拥有执法经验的人员都寥寥无几。为此，运输省官僚想起了当时尚在日本近海执行扫雷任务的的第二复员局扫雷部队。然而，这一出“借海军人船”的馊主意，很快便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驳回了。

1948年1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洛伊尔和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在美国公开发表了企图重新武装日本的言论，并得到了国会与军方的响应。被称为“逆进程”的美国恢复日本军事能力政策时代，堂而皇之开始了。

同年5月1日，经过日本政府内专业官僚的扯皮与来自美国海岸警卫队顾问团的业务“指导”，作为运输省外局的海上保安厅正式成立。由于当时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与日本国内和平主义阵营尚在较为活跃的阶段，为了避免日本国内外对于这支力量性质的担忧，成立时的海上保安厅对外给出了6条能力建设的“红线”。

①职员总数不超过1万人；②船艇不超过125艘、总吨位不超过5万吨；③单艘船艇吨位不超过1500吨；④船艇航速不超过15节；⑤装备的武器仅限轻武器；⑥活动范围仅限日本近海。

此时，两年前那“吃不掉”的第二复员省早已消失，正好“寄住”在运输省屋檐下的那支“航路开启部队”，此时便顺理成章的被纳入到了新生海上保安厅旗下。

5月12日，海上保安厅正式开始办公。其办公地点就在霞关的前海军省大楼里。不过，除去当时由前日本海军大佐田村久三领衔的扫雷部队之外，海上保安厅的主要人员倒不全是前“江田岛系”的日本海军军人。这一方面是由于针对前军人的强制开除公职命令依旧有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时海上保安厅的顶头上司是运输省，这个由文职人员运行的内阁部级单位并不希望有太多前军部军人“进自己的院子”占地方。

但对运输省而言的好景不长，自己手下的这支有着明显前海军血统的部队，究竟还是不太可能如此在文官手下的政府部门扎下根。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与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海上保安厅也迅速把自己成立时的6条红线丢弃了。这支部队在后来的50年代中期走上了装备配有火炮武备的武装巡视船、甚至还重新使用起了前日本海军海防舰的“准军事化组织”建设道路。

随着海上保安厅的“开张”，一场极具日式风格的人事斗争也在霞关的前海军省大楼里进行了起来。“参战”的双方，分别是毕业于战前东京/神户高等商船学校的前预备役军官们和“科班出身”的前海军军官们。

同样是前海军军人，由于商船学校毕业生“非科班”的预备役背景，前者在战时的日本海军内经常比起正经军校出身的军官“低一等”。两拨人在升迁待遇方面的不同境遇，在战后海上保安厅初创时代，终于伴随着对战败责任的相互指责、新职位的待遇问题而“新仇旧怨”一起爆发了。但是战败后的日本，军部势力一度成为了不少人眼中的“过街老鼠”，作为海上保安厅初创时代干部构成中占比较高的“非职业军人”，终于联合运输省的文职官僚们控制了海上保安厅的主要部门。但他们毕竟对于操作指挥驱护舰、乃至指挥海上作战与组织训练管理比较“外行”。这也使这帮“非职业军人”们，在之后要与另一大拨前来“寄住”的“江田岛系”前日本海军军人间，展开一场最终决定了日后海上自卫队性质的斗争，并铁定失败。

警察预备队的成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驻日的美陆军第8军与美海军陆战队为了遏制朝鲜半岛上急转直下的战场局势，于当年7月开始大规模的前往朝鲜。出于对战场走势的估计，与日本国内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的情况，时任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在7月8号对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发出了一封旨在“希望日本组建一支人数在75000人、用于镇压政变与暴动的‘准军事部队”的信函。

随着韩军的洛东江防线被朝鲜人民军突破，从7月下旬至8月，退守至釜山防线的“联合国军”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在朝鲜战场已渐风声鹤唳的局面下，1950年8月10日基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默许，日本政府公布了名为《警察预备队令》行政命令，正式宣布成立了“警察预备队”，其英文名称为National Police Reserve。

然而此时，组织运行这支人员装备全无的“预备队”，尚需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首先，人员从何而来，身份为何，装备何种武器？其次，已经按照《波茨坦公告》精神去除军事工业的日本，如何拿出这支7万多人的部队的武器装备？最后，这支部队的干部构成和负责领导由何人担任？

随着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于1947年5月3日开始施行，宪法第九条所确立的“日本永远放弃战争；不拥有陆海空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精神，开启了和平宪法保护日本不能卷入战争至今的时代。

然而对于“警察预备队”，此时距离和平宪法开始施行仅仅一年多时间，无论是急于“使用”日本对抗东方阵营的麦克阿瑟，还是那些积虑复活日本军队的法西斯份子，他们都不敢让这支“警察预备队”的“乍现”，过快的与支持和平主义的民意相撞。为此，日本政府解决前文那些问题的方式如下：①人员比照普通警官公开招募、身份为警察；②装备轻武器，并辅以轻型装甲车辆；③全部武器装备由美国提供、不由日本生产；④继续执行《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强制开除命令，不录用那些已经被强制开除的前军官；警察预备队的管理方式采用类似双长制的“预备队本部长官”+“中央本部长”方式试行，且由前文职官员担任，警察预备队顶头上司为内阁担当大臣（部长级阁僚）。

基于这几点模糊的标准，警察预备队在1950年8月13日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招募工作。到当年10月12日，终于招满了74158人，并在美军顾问的指导下分批就不同科目开始了训练。

这期间，来自前内务省的警察官僚增原惠吉就任警察预备队本部长官，同样来自前内务省的官僚林敬三就任警察预备队中央本部长。这种认命，看似实现了与战前不同的“文官领导”，但实际上这两位高级官僚都来自于战前负责日本国内警察工作的内务省，与很多人认为的“文官治军”并不是一个概念。因此时执掌警察预备队的高级干部相当一部分都有前内务省背景，他们一度也被人们称为“内务军阀”。附带一说，内务省这个运行过“特高警察”的部门，在和平宪法施行之后也被裁撤了。而就连如此带有法西斯残余风味的“内务军阀”时代，也没坚持多久。

1951年1月，随着汉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夺取，正企图“连同中国一起收拾”的麦克阿瑟坐不住了。他对美国陆军部提出了一个有些吓人的计划，那就是要马上为日本提供包括307辆M26“潘兴”坦克在内的760辆装甲车辆，用以武装正在建设的警察预备队，并积极探索进一步将日本部队投入朝鲜的可能。这个方案显然远远的超越了和平宪法与日本政府早先的许诺所能允许的范围。虽然这个计划最后被美国方面自己否决了，但是为警察预备队装备包括火炮与坦克在内的计划，最终还是在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就任“联合国军”司令之后的1952年，得到了执行。

另一方面，原先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针对前陆海军军官的强制开除命令，也随着警察预备队在1951年下半年开始装备M24“霞飞”轻型坦克与105毫米榴弹炮等远超“警察”范畴的重装备后，变得逐渐松动。原先针对停战前最终军衔中佐以上人员的禁令，也在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政府共同的、针对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反战势力的打压中，悄然地分步被被解除。

就在警察预备队正在接受美军顾问的训练时，1950年12月29日，警察预备队本部对外发表了《警察预备队的部队编成与组织相关规程》，宣布在日本全国编成4个管区队（相当于日军的师团），每个管区队编有13000人，下辖3个普通科连队（相当于日军的步兵联队）与1至2个特科连队（相当于日军的战车联队）。随着初始招募人员训练进程的进行，这套编制大约在1951年5月基本建成。

到1951年末至次年年初，警察预备队的组建工作便在美国的全面助力下，基本完成了。是时，以其英文名称National Police Reserve反观，这支用两年不到就发展到了拥有坦克、火炮、自行高炮等重型武器装备，并实现了完全军事化编制、衔级与制服制度，甚至使用了大量参与过侵略战争的军官的所谓“警察”预备队，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相信任何一个有智商的人都不难猜出。

在《旧金山和约》与旧《日美安保条约》生效前的1952年前后，这支挂着“警察预备队”名号的队伍，在和平宪法的“规范”，与世界范围内爱好和平人民的“监督”下，其建设的过程与结果，还是开创了些许影响战后日本国防政策至今的“正面成果”。具体说起来，对于其任务范围的社会认知被含混的定义于“日本国内”，部队的名称没有使用战前的“师团”“连队”，就连其麾下的坦克也被暂时称为“特车”，而非日语汉字中的“战车”。部队的总负责人被暂时称为本部长而非参谋长，其人选也暂不是前军人。

在这些“新”与“旧”、“对内”与“对外”的相互博弈中，警察预备队的组建，实质上还是开启了战后日本恢复军事组织的危险进程。并为日后其自身发展成为陆上自卫队，乃至带动相关部门与法规的建立，起到了无法忽视的作用。

保科-伯克会谈

就在仁川登陆发生后不久，1950年10月的一天，在吉田茂举办的一场餐会上，时任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的乔伊中将特意找到了一个戴眼镜的日本老头。

这个戴着眼镜的老头就是野村吉三郎。此人正是在差不多9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那位没有按时送交开战声明的日本驻美大使。不过除了前外交官之外，此人还有个读者可能不了解的头衔：前日本海军大将。

乔伊对他表示了如下的意思：“如果日本有（操舰）能力的话，美国愿意将10艘由苏联归还的塔科马级巡逻护卫舰提供给日本。”

塔科马级巡逻护卫舰是二战中美国大规模建造的一型反潜巡逻舰只。它的标准排水量在1400吨级别，采用了类似自由轮的标准化设计施工。与因被我军击沉而为人熟知的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所属的艾瓦兹级护航驱逐舰相比，塔科马级进一步简化了工序（采用了民船的施工标准）、反而排水量有所增加。两者武备基本相同，均以敞开炮位型单联装76毫米炮为主炮，并配有刺猬弹反射器，深弹发射炮与深弹滑轨作为反潜武器。可谓是一艘彻头彻尾的“军舰”。

对于乔伊的这个表态，野村和吉田茂等人都非常重视。一方面，此时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战事正酣，世界局势也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着变化。日本作为一个尚处在接受“战后处理”阶段的国家，必须为了可能的世界局势的“再洗牌”做准备。另一方面，随着和平宪法的施行，警察预备队的成立，乃至与世界多国的和平协定谈判准备的推进，以野村为代表的一干前日本海军高官们认为，随着“战后时期”的结束，恢复日本的海军舰队，机会似乎正在成熟。毕竟连美国人都送船送上门了。

就在这次餐会结束后不久，野村便聚集了几名曾在第二复员局工作的前日本海军高官，积极密谋起了重建海军的前期准备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停战时担任海军省军务局长的前海军中将保科善四郎、停战时担任海军军令部第1部长的前海军少将富冈定俊、以及停战时担任海军省军务局第3课长的前海军大佐吉田英三。

在与保科等人讨论过后，野村与乔伊于1951年1月再次进行了会面，在会面中野村表达了愿意尽快组建队伍接收美国舰只的意愿。经过沟通，双方商定之后的交涉交由保科善四郎与时任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部参谋长的阿利·伯克少将继续进行。这位伯克就是那位在圣乔治角打掉了“东京特快”的“31节伯克”，此时他正在和自己昔日的敌人讨论如何恢复那支日本海军。

这就是被日本方面称为“保科-伯克会谈”的美日秘密会谈的历史来源。这场发生于1951年1月下旬的会谈，彻底让美国军方对日本“前军方”恢复武装的计划“有了底”。在这次秘密会谈上，日本方面拿出了那位吉田英三在1950年10月制作的一份“研究资料”。这份“资料”，实际也是如今我们所知范围内最早的一份战后日本军备重建计划。

在其中吉田指出：①未来日本的国防军，应是陆军与空海军的两军种并立的格局。②陆军应编有10个师团，96000人。③空海军应包括拥有巡洋舰、驱逐舰、海防舰共275艘舰只，编制34000人的舰队；拥有巡逻机、战斗机、轻型轰炸机共2670架，编制39000人的航空兵部队。④该计划应用约8年完成。

面对这份“雄心勃勃”的计划，与会的伯克代表美国海军表示“理解”了。另一方面这个计划也被时任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告知了吉田茂。然而，此时一来尚未与大多数战胜国签署和平条约，二来没有完成经济转型的日本，显然不可能执行得了这一计划。“保科-伯克会谈”上的“研究资料”也就在呈报首相后，再没人提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