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英日记的文学价值

○段宣娇



论阿英日记的文学价值

○段宣娇

摘 要：钱杏邨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一生涉足文艺领域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现阶段对于阿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综述、史料研究、历史剧研究及藏书家身份等方面，对阿英日记的价值论研究存在较大的不足。为了使他的各类作品、各种身份被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重视熟知，为了使他的人格在读者心中得到更清晰的确立，本文试图通过借助阿英的日记文本分四个方面谈谈该文本背后蕴含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阿英 日记 文学 价值

日记是一个人不断地发现内心世界，并发展和积累自我人格的过程，也是一种审视自我与进行内心交流的重要手段。周国平说过：“一切真正的写作都是从写日记开始的，每一个好作家都有一个相当长久的纯粹私人写作的前史，这个前史决定了他后来之成为作家不是仅仅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写作乃是他心灵的需要，至少是他的改不掉的积习。”[1]钱杏邨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在其一生的创作历程中，留下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钱杏邨的日记文学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将近90万字的日记作品不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丰富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而且展示了他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同时造就了钱杏邨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格，是中国现代作家日记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目前，作为钱杏邨创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日记文学还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我们应该看到，既然日记文学是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研究其日记的价值对于我们了解这位著名作家的思想动态和创作特点至关重要。本文将试图分四个方面对钱杏邨的日记文学进行文学价值的初步探索。

一、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阿英十分重视翻译文学研究，因为翻译文学不仅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了解近代文学生成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众所周知，近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而翻译文学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因此研究翻译文学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近代文学的文化背景、变革轨迹，以及近代文学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阿英在翻译文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是《翻译史话》。阿英在其日记中陆续记录了一些西方作家的作品和文章，并附加个人的评析，见解独到，对于繁荣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研究意义重大。读显克微支的《老仆人》《你往何处去》、托尔斯泰的《复活》、福楼拜的长篇小说《马丹波哇利》[2]等。阿英喜欢在日记中记录自己阅读的心得，如：“读《马丹波哇利》，尽第一部第八章。作者心细如发，描写入微，真不愧‘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其间，有谩骂浪漫主义作家的一节，话最刻毒，这里在形容爱玛的一节里所说。

因此，他遂让自己走入那浪漫诗人的曲径里去，听湖上的琴韵，听将死天鹅的啼声，听落叶，听如天堂的贞女，以及听山谷的天籁。她虽是讨厌这种行为，虽是不愿意照做，但从习惯上却不能不继续下去，从虚荣上也不能不继续下去，末了，自己也很惊诧，觉得感情竟平静了，只是面上做得很悲伤，而心里却毫无哀感。”[3]（P61）

从阿英关于翻译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评论的论著来看，他对俄罗斯文学用力尤多，这自然与20世纪前半期的时代因素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4]，已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阿英的研究选择也正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他写了《关于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著作中译本编目》《赫尔岑在中国》《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在中国》等著作，此外，阿英还撰有《安特列夫评传》，编有《托尔斯泰印象记》（译文集，1932）、《高尔基印象记》（译文集，1932）、《劳动的音乐》《原题为《高尔基小说撷华》，译文集，1932）、《饿罗斯文学译文卷》等，对俄罗斯文学及其翻译文学研究不仅作了中肯的评论，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阿英关于翻译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尽管还缺乏系统性，但它对于近代文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

二、古代史的考证与梳理

阿英日记中对于古代史书籍方面的记录不计其数，贯穿全本日记，但《敌后日记》尤为集中。《敌后日记》中对于古代史梳理方面的记录约占整部日记的三分之一，其中包含阅读古代书籍、重检各种古书、写作叙录等。下面具体举例予以说明。

“重读乐史《绿珠传》及《杨太真外传》上篇，觉并不见佳”[5]“灯下，阅《稗边小缀》数页，以与余所作者印证。”[6]“灯下阅鲁迅《小说史略》，又有成《神话史》与《古小说史》以连接《唐宋传奇史》之意；顾以书籍缺乏，且抗战材料待写者多，在战事终结之前，恐难以如愿也。”[7]阿英日记中关于阅读古籍、搜集资料、考证研究的例子不胜枚举，作者严谨的治学之风与有着执着文学信仰的信念相结合，便产生了一部部可靠的古代史文学史料。在动乱不堪的战争年代，作者用读书、钻研来填补原本混乱紧凑的日常生活，不仅有革命者的信仰，更有文学家的兴趣——把读书当成消遣。这是多么高尚的兴趣爱好，既提高了修养，满足了自己对于知识的渴望，又充分利用了闲散的时间，此种高雅的喜好却又真真实实发生在那一特殊的时代，其可贵之处更是不言而喻了。

三、戏剧文学的研究与创作

阿英从事近代文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孤岛时期”。1938年，阿英在成立业余的“新艺剧社”的同时，开始研究近代文学，写成了《国难小说丛话》，论述了甲午中日战争前后20余种以反对殖民主义侵略为主题的小说，阐发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旨在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阿英在《中东大战演义》评价中说：“甲午中日战争，实为日本五十年来不断侵略中国之根源，在史的意义上极为重大，然迄今竟无关于此战之优秀作品出现，实为吾人之耻。”又在《旅顺落难记》中说：“日人今番侵略中国，其凶残自不让于甲午时期。平民妇孺，被奸被杀被轰炸之惨，稍有人性者，无不奋起。日人除抵赖外，彼军事当局亦有以‘今番始堕落，须亟加更正’为言者。实则五十年前即已如此，不待今日而始如此发挥兽性也，《落难记》即其一铁证。”目的很明显，它是借近代的小说来揭露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以唤起人们的反抗精神和复仇意识。此外，这之前和之后阿英写的《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原稿已失）、编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后改称《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他编校的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1935）、吴趼人的《痛史》（1937），并出版单行本，乃至他自己创作的《碧血花》（1940）、《海国英雄》（1940）、《杨娥传》等历史剧，目的都是为了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

四、报刊杂志的出版与汇编

阿英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近代文学。他是在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赢得了近代文学研究界极大的尊敬。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二是编写书目；三是研究论著。著名论著如《晚清小说史》《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现代中国文学论》《中国年画发展史略》《中国连环图画史话》；辑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晚清文学丛钞》等。下面就其在报刊杂志的整理和出版方面的贡献做简单论述。

在《海甸六编》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杨整理书籍打埋伏，又得数种：苏中社刊《时事丛刊》一，《论红军冬季攻势》《西欧各国的反德斗争》《溃灭中的希特勒》，皆电讯稿之辑编册子。又三师政治部所刊《文化课本》第二册，彭雪枫著《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述略》小册子，一一五师刊《战士》七、八期，三师《先锋》一期及五期，四师刊《军事杂志》三十三期，一一五师所刊剧本那沙《圣战的恩惠》、仇戴天《十字街头》合册。”[8]

“读《真理》第十一期（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华中锄奸保卫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内多具体实例，对一旅处置托案表不满。又郑立三《我们对敌后的扫荡政策》一篇。

读一一五师刊《减租减息读本》《整风读本》，后者编制尤佳。

读七旅、九旅所刊《前线》、《奋斗》诸报纸。”[9]

看似凌乱的记录，却恰恰反映出阿英在报刊杂志领域涉猎范围之广，受当时战争环境的影响，报刊杂志大多记录彼时彼刻的战事社会情况，此种形式不仅能反映社会实况，更重要的是能起到良好的宣传动员作用，作者这种种看似再寻常不过的举动，不仅为后人在报刊杂志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严谨的史料，在近现代文学杂志的研究整理方面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阿英的创作弥补了解放区“大众化”思潮政治标准第一的不足，阿英一直以来重视的俗文学及曲艺资科方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既符合大众文学中对于民间文学等俗文学方面的研究，又填补了因特别强调政治化而导致的作品和研究的狭隘性问题。尤其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作者在忙于政务、兼顾生活之余还能潜心整理汇编书目，这些在太平盛世里都很难取得的成果却被钱杏邨完成得如此出色，感慨之余更多的是敬畏。

综上所述，作家日记不仅有利于理解作家，而且对于我们把握文学作品，了解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还作品以本来面目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现代报刊杂志研究、人生境界的研究、文学思潮研究等提供了独特的资源和视角。阅读阿英日记，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对近代中华民族的遭遇和困境有着切身感受的爱国者形象，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一个有着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的莘莘学子，在这部日记中，在那样的残酷年代，作者一直不忘自己文学家的身份，在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古代史的梳理、戏剧的研究与创作、报刊杂志的创办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给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文学史价值。

注释：

[1]周国平：《私人写作》，《边缘思想：<天涯>随笔精品》，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62页。

[2][法]福楼拜：《马丹波哇利》，现通译为《包法利夫人》。

[3]阿英：《阿英全集》（第十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4]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

[5]阿英：《阿英全集》（第十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

[6]阿英：《阿英全集》（第十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7]阿英：《阿英全集》（第十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8]阿英：《阿英全集》（第十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页。

[9]阿英：《阿英全集》（第十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页。

参考文献：

[1]张福萍.隐含的读者：“在黑暗中并肩行走”——从写作学角度探析日记写作的内蕴[J].阅读与写作，2002，（7）：20-21.

[2]刘向宏.达夫日记[J].鲁迅研究月刊，2004，（5）：81-82.

[3]陈红旗.论徐志摩的“未刊日记”[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1）：54-57.

[4]母忠华.宋代日记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邓渝平.五四文学家日记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段宣娇 山西大学文学院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