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祥 周玉玲
生活实践与早期北大荒文艺的超越性实践
○董永祥周玉玲
北大荒文艺一般指“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黑龙江北部三江平原一带崛起的垦区文艺”①。因其作者和服务对象皆为转业军人(农业工人),北大荒文艺成为“十七年”时期“工农兵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对于“工农兵文艺”,论者多从其服务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文艺”生产是一种在政治意识形态设计、导演下的文艺运动,作家的创作几无主体性可言,文艺完全沦为图解政治的工具。这种片面性的认识在北大荒文艺研究中长时期处于支配地位,直到今天仍为一些研究者所支持。②然而,正如董之林在分析“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时指出的:“压抑与禁忌无处不在,但文学实践活动从来没有屈从于这个限制的过程。对‘十七年’小说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正如知识生产是一个不断增殖的过程,小说的具体描写往往‘服从于一个煽动不断增大的机制’,各种作用于作品的‘权力技术没有屈从于一个严格挑选的原则,而是服从于一个多元形式的撒播和移植的原则’。”③从这个视角来观照北大荒文艺生产,我们不难看出,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北大荒文艺虽然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规约,但在建构的同时又有所超越,其文艺文本和文艺活动都明显表现出某种超越性。虽然北大荒文艺并不是因此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确是通过对超越性的获得使自己脱离了“图解政治的工具”的命运,从而具备了重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