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的叙事伦理与理论问题

李云雷

自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栏目后，这一新文体立刻成为当代文坛瞩目的焦点。一些被放置在“非虚构”名下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文学评论界也对这一概念展开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环境等发生了剧烈变革。这样的巨变时代要求文学重建其社会属性，走出对于叙事形式与内心隐秘世界的专注，去回应时代提出的思想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的出现及其热议，可以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重要征候之一。本期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非虚构”进行了分析，可以让我们从更开阔的视野认识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

近年来中国的“非虚构”在创作实践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探讨上也有不少进展。2015年以“非虚构”著称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回响。2016年初，《十月》杂志刊发的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世界》，在网络与微信朋友圈中热传，引起广泛的争论。这是继2015年春节期间王磊光的《博士返乡笔记：乡村越来越迷茫》之后，又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涉及中国乡村的非虚构作品。同时，《时尚先生》刊发的特稿杜强的《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也引起关注，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和复杂痛楚的人性令人深思，这是继2015年5月刊发魏灵的《大兴安岭杀人案件》之后，该杂志再次刊发“非虚构”。这也让我们看到，“非虚构”的影响已走出文学领域，在更广大的社会领域引起了关注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