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型合作金融需求意愿调查与分析
——以辽宁省盘锦市金融试点地区为例

于 洋（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52）

农村新型合作金融需求意愿调查与分析
——以辽宁省盘锦市金融试点地区为例

于 洋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52）

在辽宁省盘锦市农村新型合作金融试点的背景下，对合作资金互助样本村、镇的442户农民与小微企业进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并通过构建离散数据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户对合作金融的需求意愿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合作金融惠农的主要约束是对农村弱势群体与精英阶层合作的欠规范性。结合农户多元化的融资成本需求，从制定多样化的合作金融模式、完善产权制度和健全内部治理、规范外部环境层面提出现阶段我国新型合作金融的推进重点，以期为政府制定金融政策和支农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合作金融；需求意愿；Logistic模型；农村

于洋. 农村新型合作金融需求意愿调查与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6，43（8）：186-192.

在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的有效供给对分散农民经营风险、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2016年中央在政策层面上推进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引导农民新型农村合作金融需求的步伐不断加快［2］。国家在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选择部分地区进行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3］。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农户和小微企业，其自身特征、参与动机以及对融资的需求程度已成为影响我国新型合作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3］。另外，从参与主体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参与合作金融，探讨其对资金互助模式的行为意愿对提高金融支农效率至关重要。从国内现有文献看，农户和农村小企业参与农村合作金融的制约因素，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由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过高，无法满足农户的借贷需求，农民期望选择互助合作的方式进行生产融资［4］。最早提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深得农户认同的合作金融产权制度，农户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体验、家庭社会地位和对信用社的满意度都将影响农户的入股行为［5］。胡平波［6］研究表明，声誉制度能够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可以有效激励合作意愿较弱的农民参与合作。蔡则祥等［7］发现，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社抽逃资本金参与高利贷，还有的金融机构不安心服务“三农”，使农民的正规合作性金融绩效锐减。陈晓红等［8］认为对于农村小微企业而言存在一个初始资产阀值，在阀值之上，选择正规化；在阀值之下，则应该选择非正规化。综述发现，在开展信用社合作金融试点之前，以往学者均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获取农户的参与意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的有效性值得商榷。基于这一欠缺，本研究以辽宁省样本试点地区盘锦市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为研究对象，选取样本村、镇合作社社员或者非合作社社员参与试点的真实可得数据，测算农户对这种合作金融的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以弥补现有研究不足，为政府和金融机构完善合作金融的相关政策及支农战略提供切实有效的实证支持。

1　理论假说与研究方法

1.1理论假说

影响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因素很多，从宏观层面看，有国家对农村金融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的执行情况等；从微观层面看，有地方经济发展状态与有资金需求的农户主体的差异因素等。基于一个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分析，农户在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行为驱使下，是否参与农村合作金融的决策应取决于参与前后的收益对比［9］。理论上，农户家庭基本状况决定其构成借贷需求的可能性，而参与新型农民合作金融为农户将融资需求转化为现实提供一种可选择的渠道。现有研究基础表明，个体特征、声誉、交易成本及信用社满意度等对农户金融合作意愿有显著影响［10］。因此，本研究根据影响农户秉性、社会特征以及借贷行为等将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影响因素变量划分为农户家庭的禀赋特征、生产经营状况、对金融的认知程度和融资机会成本四大类，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在反映农户家庭禀赋特征的变量中，户主年龄与农户家庭是否参与合作金融有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参与合作金融的决策，农户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对参与合作金融的影响方向则不明确。

假说2：在反映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状况的变量中，农业生产规模、家庭纯收入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合作金融的意愿，非务农收入比例则负向影响农户参与合作金融的意愿。

假说3：在反映农户的金融认知度的变量中，户主的社会地位、融资需求频率、对新型合作金融的理解程度均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合作金融的意愿。

假说4：在反映农户的融资机会成本的变量中，有信贷渠道负向影响农户参与合作金融的意愿，非正规融资成本会对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意愿影响方向不确定。融资风险偏好对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1.2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逻辑，可将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意愿行为及影响因素表示为：

式中，PWTP表示被调查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意愿概率，自变量X1、X2、X3、X4分别表示以上论述的四大类影响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因素变量。

为进一步验证以上理论假说，度量这些因素变量影响农户通过新型合作金融进行资金互助的显著性，本研究选用离散数据计量方法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Logistic 模型是针对因变量为二元离散选择变量而非连续变量而言，并且样本没有服从正态分布的限制，与其他模型相比，对于本研究的农户参与意愿效用最大化的分布选择非常适用。基于本研究样本的分析，将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成员”赋值为1；将没有参与的“非成员”赋值为 0。本研究选用 SPSS16统计软件进行模型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WTP为因变量，表示农户成为新型合作金融 “成员”的概率。β0是常数项，Xi是影响农户参与合作金融行为的不同因素，βi是回归参数，表示不同影响因素对PWTP的贡献率。

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结合我国农村新型合作性金融的试点实施情况，以辽宁省试点地区盘锦市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分析。为了解该市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意愿及支付水平，笔者所在的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联合大连理工大学风险管理中心共同组建调研小组，于2015年“五一”期间进行了调研前培训和预调研，并于6～7月分别进行了两次正式调研。调研小组在盘锦市的甜水乡、吴家乡和坝墙子镇3个乡（镇）共抽取了23个自然村，在每个村随机选择了20个包含不同社会身份的农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内容主要包括以下4个部分：（1）农户家庭的禀赋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等；（2）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状况，包括农业生产规模、年家庭纯收入、非务农收入比重等；（3）农户的金融认知度，包括户主的社会地位、融资需求频率、对合作金融的理解程度；（4）农户的融资机会成本，包括信贷渠道、非正规融资成本、融资风险偏好等。正式调研共发放46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18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442份，有效率为96.09%。样本的融资行为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被调查农户融资基本情况

2.2变量测量与赋值

在本研究所引入的影响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行为意愿的主要解释变量中，除户主年龄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其余均为无法用调查数据直接进行准确测量的潜在变量。因此，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量表测量与赋值。对于反映农户家庭禀赋特征的潜在变量户主受教育程度，通过划分等级进行测量。在反映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状况的3个变量中，除家庭纯收入分别划分5个等级进行测量外，家庭生产规模变量用农户家庭生产的土地实际面积测量，非务农收入比重用家庭非务农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百分比来体现。在反映农户对金融认知度的变量中，为了避免被调查农户盲目回答对测量效果的影响，问卷设计了3个问题来考察农户家庭对金融重要性的认知程度：（1）您家庭的户主是普通农户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身份？（2）您经常通过借贷进行融资吗？（3）您认为农村合作金融对你有没有帮助，作用多大？通过3个问题的回答，将户主身份划分两个等级，将融资频率和对合作金融的认识变量分别划分为5个次序变量进行量表测量。在反映农户的融资机会成本的3个变量中，是否认识正规信贷渠道和是否存在非正规融资成本，均采用两个等级进行测量，而对于融资风险偏好这一变量，通过调查问卷的设计来近似地测量农户家庭参与合作金融或农业保险的动因。动因分为3个选项：（1）虽然不可能每年发生资金短缺或农业灾害，但期望在个别年限发生时，所得到的回报要远远超过所支付的费用；（2）只要平均几年下来能赚回投入的就行（即参与合作金融缴纳的费用等于回收的资金）；（3）只有当连续几年参与合作金融或投保后每年的平均收益超过每年平均所支付的费用时，农户才会选择合作金融。通过农户分别对这3个选项的选择，判断其风险偏好类型分别为风险喜好型、风险中性或是风险规避型。变量的测量与赋值见表2。

本次调查问卷对于因变量的测量，通过询问“如果新型合作金融资金配置合理，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您是否愿意参与融资和规避风险”来判断其参与合作金融的意愿。

3　农民参与新型合作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3.1模型运算结果

本研究选用SPSS16计量软件来进行离散数据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应用Newton-Raphson极大似然函数迭代方法得到该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表3）。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是1365.89，似然比卡方统计量为66.74，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均较好。

表2　变量的测量与赋值

表3　模型参数的统计结果

3.2影响因素分析

3.2.1农户家庭禀赋特征的影响 在反映农户家庭禀赋特征的3个变量中，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均达1%显著水平，说明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家庭选择参与新型合作金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户年轻力壮时通常选择外出打工，随着年龄增长，农户更愿意留守在家庭中，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后，收入的主要来源从外出务工转向依靠家庭生产经营，因此，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合作金融进行融资。同时，调研数据显示，在参与合作金融的调查户中，超过89%的农户具有良好的劳动能力，而年龄超过60岁的仅占10.07%，这表明当年龄增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很难改变其传统固有的保守投资观念，而绝大多数合作成员身富力强，融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他们更注重合作金融行为带来的收益增长。

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影响显著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受教育程度高，表明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较强，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比正规金融机构带给农户的融资方式更加灵活便利，其风险均担、利益共享的融资便利与收益性将逐渐受到农户的重视。其次，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往往拥有传统生产经营模式以外更广泛的金融领域的投资经营渠道，对资金的需求往往高于低学历农户，因此，更倾向于参与合作金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参与合作金融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负影响，但不显著，可能跟农户家庭中有更多成员外出打工就会有更多其他方式的融资渠道有关。

3.2.2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状况的影响 在反映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状况的3个变量中，农业生产规模和非务农收入比重均达1%显著水平，但对农户参与合作金融的影响方向不同。结果表明，被调查户的农业生产规模越大，则需要投入的生产经营资金越多，就越倾向于借助新型合作金融满足其融资需求。调研数据显示，规模在3.3 hm2以上的土地种植户中，有70%的农户选择合作金融。

农户年家庭纯收入对参与合作金融的行为影响并不显著。而非务农收入比重与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行为有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农户非务农收入越多，越不愿意参与合作金融。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如果农户家庭收入高而且收入渠道较多，意味着不需要额外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高收入农户家庭的偿还能力相对也高，较容易通过正规金融和其他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审核门槛，不需要参与合作金融就可以顺利满足其融资需求。同时，外出务工等非务农收入越高，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概率也越小。

3.2.3农户的金融认知度的影响 反映农户的金融认知度的3个变量对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方向相一致，农户的融资需求频率和对合作金融的理解程度均达1%显著水平，户主的社会地位达10%显著水平。从exp（B）的结果看出，农户融资频率每提高一个等级，其参与合作金融的意愿提高14倍。结果还显示，农户对农业生产融资需求越强烈、认为农村新型合作金融具有能有效规避生产风险、分摊风险损失的作用，合作金融可以保障农户收益这一重要性认知程度越高。那些自身遭遇过或看到村民经历过严重的农业风险损失而无力投入再生产的村镇领导，通常能深刻地认识到用合作金融来规避农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性。这与调研结果相一致，经纪人或信贷员、合作社干部等一些社会身份的农户，相对普通农户来说，对新型合作金融的认识和理解更加透彻，也更愿意通过参与合作金融来稳定生产、增加收益。

3.2.4农户的融资机会成本的影响 在反映农户的融资机会成本的3个变量中，信贷渠道没有对农户参与新型合作金融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农户是否通过信贷员谋求正规金融渠道进行融资，并不影响农户参与合作金融的决策。这可能与正规金融机构在我国农村地区提供金融产品时所涉及的信用担保和审核门槛较高有关，造成农户通过正规金融进行融资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模型显示出正规金融仍未构成农户融资的主要方式。同时，非正规金融融资的成本也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说明无论非正规金融是否存在利息支出，都不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合作金融的决策。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农户传统的亲友或家人间的借贷习惯有关，另一方面通过信贷员的正规融资方式也需要有一定成本支出。模型还显示，农户的融资风险偏好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合作金融的决策。表明风险喜好型农户更倾向于参与新型合作金融的方式进行融资。从调查数据发现，大多数被调查农户认为自己属于风险喜好型和风险中性型，而风险规避型农户所占的比重不超过30%，并且风险喜好型农户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参与合作金融。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我国农村新型合作性金融的试点背景下，以辽宁省粮食主产区盘锦市442户农民与小微企业为调查对象，采用样本地区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通过构建离散数据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户参与合作金融的行为意愿及主要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就农户层面来讲，调研数据和模型结果均反映出：首先，结合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规模的影响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的负向影响可推测，以务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纯农户和收入低下的弱势农民群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和行为习惯的障碍，虽然他们对参与合作金融有强烈愿望，但事实上非正规借贷仍是纯农户的主要融资方式。其次，近几年我国农民的融资频率和融资金额越来越大，新型合作金融的优越性在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户和小微企业中有着较好的认知度，较高收入的农民家庭和小微企业参与合作金融的目的往往是扩大生产和非农领域的投资。因此，弱势群体与农村精英阶层的合作，既是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也是现阶段我国新型合作金融运作不规范的重要约束。

（2）就新型合作金融制度建设层面来讲，目前，我国的新型合作金融多处于发展不均衡的阶段，治理结构与产权划分等内部保障制度有待于完善，相关的政策宣传、法律法规与融资渠道等外部保障制度不健全。本调查显示，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具有银监会规定的运行制度相似特征之外，其他的新型金融均不规范。因此，无论是对于正规金融还是准正规金融的新型合作金融来说，试点阶段是新时期破解我国农村金融问题的良好开端，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健全内部治理和规范外部环境将是保障我国新型合作金融创新和健全发展的重点。

（3）就国家层面来讲，目前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逐步转向由市场调节其资源配置来支持农村经济，应加快正规新型合作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数量，并尽快摒弃“一刀切”的指令性制度。随着纯农户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对融资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现阶段农民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以外的更广泛的金融投资渠道在不断拓宽。因此，应允许各市（县）级地方政府针对中央关于新型合作金融的管理制度，结合农户多元化的融资成本需求，制定多样化的实践模式，切实提高农户互助合作融资的现实需求，将我国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更全面而稳健地推进。

［1］ 谭崇台，唐道远. 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需求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2015（10）：110-113.

［2］ 周孟亮. 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模式：适应性成长—— 基于现实剖析与理论溯源的创新［J］. 金融经济学研究，2015，30（2）：75-84.

［3］ 赵新浩，赵家祯.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路径［J］. 河南农业，2014（12）：7-8.

［4］ 董晓林，张晓艳，叶天天. 农户参与农民资金互助社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江苏省3市4县（区）82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观察，2013（3）：30-53.

［5］ 李爱喜. 农户金融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1（11）：19-28.

［6］ 胡平波.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农民合作行为激励分析—— 基于正式制度与声誉制度的协同治理关系［J］. 农业经济问题，2013（10）：73-82.

［7］ 蔡则祥，刘骅. 农村新型金融机构运行绩效集成评价—— 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2）：89-96.

［8］ 陈晓红，成璐璐，易国栋. 小微企业的正规化与非正规选择——基于双重信贷市场的视角［J］. 中国管理科学，2015，23（5）：117-124.

［9］ Dirks K T，Ferrin D L. Trust in leadership：metaanalytic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2（4）：23-27.

［10］ 陈希敏，侯英. 农户金融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西部五省农户调查［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6-23.

（责任编辑 崔建勋）

Survey and analysis on demand for new
rural cooperative finance —A case study of financial pilot areas in Panjin city，Liaoning province

YU Y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52，China）

In this paper，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iaoning pilot，samples of 442 farmer households and small micro-enterprises participated in cooperative finance pilot village，town were taken as object to conduct the data via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By constructing discrete data Logistic model，the current farmer’s behavior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o participate in cooperative financial organiza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farmers’ financial investment channel was wider beyond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ode at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there was an important constraint in financial cooperation with the elite and rural social vulnerable groups. We put forward to diversify its financial model of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farmers’ diversified demand. Further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the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tandardizing would be the key to guarantee the new financial organization innovation，in order to support agricultural strategy for the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of financial policy.

cooperative finance； demand willingness； Logistic model；rural area

F323.9

A

1004-874X（2016）08-0186-07

2016-01-26

中美农业部国际合作项目（53-3151-2-00017）；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W2014284）；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博士启动基金（2013XJLXBSJJ007）

于洋（1977-），女，博士，副教授，E-mail：yuyang77072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