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硕问』为中国建言献策

笃 行·决策经典·

『洋硕问』为中国建言献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外援为辅”，新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引进“洋顾问”的高潮。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七·八”谈话后，中央成立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使引进外国专家成为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从新中国成立初到现在，六十年来，“洋顾问”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心血。

如今，在中国工作的外国顾问、专家，每年都达到近50万人次。

阿尔希波夫：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急需各行各业的专家，以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决定派遣大批专家来华工作。经过遴选，斯大林“看上”了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

这位生于1907年的苏共要员，曾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3年出任苏联冶金部副部长，不仅能力突出，而且谙熟经济问题。在召见阿尔希波夫时，斯大林要求他“以生命作保证，一定要搞好苏中关系”。中国方面对此也极为重视，宣布任命阿尔希波夫为政务院经济总顾问。

1950年春节，阿尔希波夫来到北京，作为援华专家组的总负责人，开始了在中国的工作。他与5000多名苏联专家一起，援建了156个大型建设项目，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

由于工作原因，阿尔希波夫与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国政务院领导人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每逢中国政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他都会应邀参加。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大声叫阿尔希波夫坐到前面来，讨论问题时，也总是让他先讲，并说“在这方面，阿尔希波夫同志比我有发言权”。

1951年初，苏联方面决定“调阿尔希波夫回国，另有重用”。中方对此感到很突然。周恩来专门告知苏联驻华大使馆，希望苏方让阿尔希波夫继续留在中国。但口信被送到莫斯科时，苏联政府已经做出决定：阿尔希波夫出任有色冶金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为此，苏方于1月17日致函周恩来，表达歉意，表示对阿尔希波夫的任命已公布，不宜更改。

阿尔希波夫就要离开北京时，周恩来设宴送行，并亲自把一枚“中苏友谊章”戴在他的胸前。

1953年，经中苏两国政府协商，阿尔希波夫再次被派到中国，继续担任中国政府的高级外国顾问，任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具体负责援华专家组的工作，他在中国一干又是5年。

1958年，苏联政府决定调阿尔希波夫回国，出任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6月6日，周恩来第二次设宴为其送行。谈到几年来的友好合作时，与会者都掉了眼泪。阿尔希波夫也表示，他“已经很依恋中国”，舍不得走。

此时的中苏两党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分歧。周恩来预见到这种分歧必然会波及经济、贸易等方面，进而影响两国关系。他向阿尔希波夫提出，苏联方面如果决定撤回专家，应当按批次逐步撤离。

1960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同年5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一周内撤回所有援华专家。消息传出，阿尔希波夫大胆直言：“我不赞同‘火速’撤离。”此后不久，他带着担忧的心情访问中国。周恩来在与他会面时，建议苏联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回所有专家。后来，他又见到了陈云。两位老友心情沉重地谈了许久。陈云告诉他，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

结束此次访问回国后，阿尔希波夫想单独同赫鲁晓夫谈谈，转达中方的诚意。但是，他等来的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电话：“一切都清楚了，已无任何问题需要补充了解，他（赫鲁晓夫）认为没有必要谈了。”

中苏关系的恶化，让阿尔希波夫感到很痛心。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和政治风险，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提出建议，试图让中苏关系尽快得到改善。

1984年12月，阿尔希波夫克服重重阻力，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团访华。其间，他受到陈云、彭真、薄一波等老朋友的亲切会见，并同中国政府签署了新的中苏贸易协定，为改善两国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此后，阿尔希波夫又为恢复中苏两党关系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推动下，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9年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首次访问。第二天，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晤，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托宾：给通货膨胀开“药方”

1985年9月2日，重庆朝天门码头，一群神秘的外国人登上了“巴山”号游轮。走进“巴山”号船舱的，是几十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他们应中国政府之邀，在船上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为中国政府提供经济决策建议。

此次会议，就是新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巴山轮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是“巴山轮会议”的与会者之一。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经济顾问、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在会议初期的一次全体会上，托宾拿着中方提供的一张统计表，只看了一眼，就肯定地说：‘根据你们给我的这些统计数字……我断定，你们国家的经济已经过热。’当时，我非常惊奇。他只是看统计数据，就发现了问题，这很了不起！”

托宾说道：“我、在座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和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尔，我们三人分属不同的学派。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在判断各国的经济状况时，经常发生分歧。但这一次，我们的结论完全一致：中国经济过热，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希望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三紧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沉吟片刻后，他又说：“我要强调，中国甚至不能采用西方国家常用的‘松紧搭配政策’，那是面临温和通货膨胀时的办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中国人从没见过的一些“怪现象”随之出现——1984年第四季度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当年，中国全国货币发行的增加量，相当于过去5年里货币发行增加量的80%。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难以解释这些现象，中国政府决定邀请西方经济学家来华“把脉”。托宾等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

中方参加此次会议的，既有薛暮桥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也有吴敬琏等中年经济学家，还有“挤进来参会的小字辈”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等。托宾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得到了中国老中青三代经济学者的赞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一建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自《中外书摘》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