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视角下对继母题材影视剧的解读
——以《继母后妈》和《幸福来敲门》为例

邬欣言　王　梅　任　婧

（湘潭大学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文化艺术视野】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对继母题材影视剧的解读
——以《继母后妈》和《幸福来敲门》为例

邬欣言王梅任婧

（湘潭大学哲学系，湖南湘潭411105；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在《继母后妈》和《幸福来敲门》中，来自青春期继女的挑战，来自生母的阻碍，社会支持的缺乏等，都使继母的角色十分尴尬。鉴于此，笔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电视剧《继母后妈》与《幸福来敲门》中所描绘的继母与重组家庭、传递的文化观念进行解读，认为两部作品在继母形象的“去妖魔化”以及传递现实的再婚预期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继母后妈》；《幸福来敲门》；继母；重组家庭；社会心理学

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逐年升高，与此相伴随的是再婚群体的扩大与重组家庭的增加，因此，再婚、重组家庭题材的影视作品也越来越多。媒体在家庭观念的塑造和传播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电视剧中塑造的形象、叙事和传递的文化信念可能会影响个体的行为、认知和对婚姻家庭的期望。［2］因此，有必要去了解再婚、重组家庭在当代影视作品中是如何被描绘的。美国学者更是就是否传递了现实的再婚预期，是否适合在再婚教育中使用的问题，对美国从1990－2003年再婚题材电影进行过内容分析。［3］在中国，这样的研究非常少，大部分研究是从文化分析、文学戏剧批评的角度；有少数研究者从大众传媒的角度考察了继母形象的呈现方式［4］，但关注的也只是继母形象的设定，缺乏对影视剧叙事中呈现出来的重组家庭、继母角色的发展阻力与动力等因素进行动态和深入的解读。本文挑选了两部塑造了成功继母形象的电视剧——《继母后妈》与《幸福来敲门》，尝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一、继母面对的压力与挑战

在重组家庭中，继母家庭比继父家庭有着更难处理的家庭关系和更高的冲突风险。相比于继父，继母想要成功地发展出与继子女积极的关系难度要大得多。［5］在《继母后妈》和《幸福来敲门》这两部影视作品中，这两个继母家庭具备一般重组家庭的复杂性，同时还存在许多增加家庭关系处理难度的因素，这些因素成为继母们的巨大压力源。

（一）来自青春期继女的挑战

《继母后妈》中，主人公苏小艾有一个正处在青春期性格叛逆的继女凡凡。《幸福来敲门》中主人公江路的丈夫则有两个孩子：姐姐宋征和弟弟宋隽。姐姐处于青春期，弟弟是一名小学生。从继母进家门那一刻开始，继女便带着仇视的心理开始了对继母的各种抵触和对抗。实际上，不仅在中国，西方亦是如此。西方的相关研究发现，继母和继女的关系是一种最复杂的家庭关系。［6］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继母与继女的关系是最难处理好的，常被描述为缺乏感情、尊重和接纳，以及高水平的冲突和压力。［7］

（二）来自生母的阻碍

Hart认为，继母不仅容易遭遇来自继子女的怀疑、仇视和对抗，也经常需要面对孩子生母的敌意，因此需要耗费更多的心理能量，也会经历更多、更强的心理冲突。［8］《继母后妈》和《幸福来敲门》中继母们在这方面的境遇相比略好，两个家庭中的生母角色都被设定为缺席状态。在《继母后妈》中，凡凡的生母因吸毒犯罪正在监狱服刑。在《幸福来敲门》中，生母已经去世，但姥姥一直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姥姥从继母进入这个家庭前，就开始给孩子们讲述“继母家庭威胁论”，这一人物的设置加深了继母和继子女至今的矛盾。

（三）社会支持的缺乏

相对于初婚家庭，重组家庭更容易遭受外界的负面议论，也不太容易获得家族成员和朋友的支持，同时还缺乏相应的社会政策和法律的承认与保障。［9］继母则更容易被误解，难以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在《继母后妈》中，苏小艾在进入家庭的过程中，不仅有来自继女的阻挠，更有来自婆婆和小姑子的巨大障碍。在重组家庭中，难以接受继母的家人不仅是子女，还有其他家庭成员，社会舆论几乎都倒向子女，容易孤立继母。

（四）继母角色的尴尬与矛盾

继母的角色被认为缺乏清晰明确的社会和心理的界定。［10］情绪的矛盾性和角色的模糊性被认为是在重组家庭建立初期继父母的标志性特征。［11］不同于生母和养母，继母与孩子不存在主动性的生养或收养的关系，孩子是因为她选择的男人附带而来、被动接受的，这成为她们焦虑和矛盾情绪的来源。一方面，由于和孩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继母很容易对孩子的不良行为和态度产生怨恨和愤怒；另一方面，不仅在继母的自我定位与继子女心目中继母角色是模糊的，在整个社会文化体制中，都没有赋予继母与生母同等的地位与权威。在《继母后妈》中，苏小艾去参加凡凡的家长会，却被指责是冒充母亲的骗子；省吃俭用给凡凡买了电脑作为生日礼物，凡凡却毫不领情。在《幸福来敲门》中，宋征也一度排斥继母管教自己“早恋”，甚至认为继母对弟弟的关爱是诡计和阴谋。继母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尴尬的，其在重组家庭中的适应、与继子女关系的构建是一个漫长、艰难、充满了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过程。

二、继母的心理资源与发展动力

（一）良好的夫妻关系

使婚姻关系优先，建立具有优势的夫妻关系，在重组家庭中显得尤为关键。［12］在《继母后妈》和《幸福来敲门》中，两位伟大、善良和成功的继母形象，几乎都是由其丈夫的信任、支持、陪伴作为支撑的。继母因为选择了丈夫而不得不选择他的孩子，因此也只有丈夫给予她足够的情感和行动上的支持，才会让处境复杂而困难的她们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

（二）继母的生活经历与处世能力

继母过去的生活经历和应对冲突的经验会形成她们在应对再婚生活时的能力。［13］《继母后妈》中，主人公苏小艾是一名农村妇女，在前一段婚姻中饱受屈辱和不幸，因此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应对再婚之后的各种问题。同时，苏小艾在处理新的家庭关系时，主要依靠的是传统女性的品质——隐忍、委曲求全、甘愿付出。《幸福来敲门》中的江路则是一个个性独立的都市女性，她大胆、主动、爱憎分明。她的新潮、时尚和特立独行非常接近处在青春期、热爱新事物的孩子，她以这样的方式去接近她的继子女。因为她有着自己的成长经历与个性，所以她也特别爱惜孩子的自尊、自信，善于理解他们，很懂得青少年的心理。

（三）“父母立场”的心态

Hart认为，如果继母不有意识地培养出一种内在的“父母立场”（internal parental stance）的心态，是不可能处理好与继子女的关系的。［14］这种心态包括：持续理解继子女的能力，特别是当对方自然本能地释放负面情绪和情感时，也要尽可能地站在孩子的立场，理解孩子的感受；同时，要意识到自己作为继母会对孩子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继母后妈》与《幸福来敲门》中的两位继母之所以能对继子女付出超常的耐心和毅力，很重要的是她们都具备这种心态，所以才能容忍和谅解孩子的不友好和敌意，始终关心孩子的成长与利益。

（四）继子女的改变带来的心理回报

重组家庭的关系虽然复杂并充满了困难，但一旦继母能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成效，继子女对他们的行为做出了良性回应和自觉的态度改变，那么对继母来说，便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回报。继子女的一个真诚、善意、有感情的回应，对提高继母的自尊有极大的作用［15］，同时也会成为她们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在《幸福来敲门》中，宋隽和取笑他的同学产生了冲突，江路第一次扮演家长角色，赶到学校教训了那帮孩子，当班主任问及她的身份时，宋隽小声说了句：“她是我妈”。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江路，激发了她作为一名母亲的责任感，也成为她继续关爱孩子的重要动力。

三、讨论与总结

（一）继母形象的“去妖魔化”

相较过去常被妖魔化的继母形象，《继母后妈》与《幸福来敲门》中塑造的继母是善良的、真诚的，也是成功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继母、继父都常被污名化。社会对其所持的偏见是阻碍重组家庭良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间文学、影视作品和新闻传媒的叙事中构建出来的恶毒继母形象，则会加剧这种偏见和污名的产生与传播。所以，积极的继母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必要的，能改变旧的文化观念，对构建更积极开放的社会心态具有一定的作用。

（二）传递关于再婚的现实性预期

《继母后妈》与《幸福来敲门》中继母们遭遇到的各种困境集中反映了继母们在重组家庭中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可以提升观众对再婚的现实性预期。研究指出，在发展得较好的再婚关系中，夫妻双方一般都对重组家庭的发展持有比较现实的预期，特别是会把新的家庭角色的构建和家庭运作模式的确立看作一项长期工程，拥有足够的耐 心。［16，17］

（三）更加复杂的现实

现实比影视剧叙事要复杂得多。在真实的生活中，继母的各种心理上的冲突与纠结也许比影视剧中的描述还要复杂和激烈，继母的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也可能会更加漫长。许多继母还要考虑如何在生母与子女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处理好各种关系。另外，很多继母在前一段婚姻中还有亲生子女，或再婚后又生育孩子，在这两种情况下，继母需要处理的关系更加复杂。

我们期待更多人物设定更丰富，叙事角度更多样，更具影响力和指导性的作品诞生。同时，也需要学者们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影视剧作品做出科学、深入的分析，将合适的相关题材的影视剧应用于再婚教育的开展中。

［1］M Morgan．Television and the family：The cultivation perspective［J］．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2001，141（1）：225－242．

［2］C Segrin，RL Nabi．Does television viewing cultivate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about marriage？［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2，（52）：247－263．

［3］K Leon，E Angst．Portrayals of Stepfamilies in Film：Using Media Images in Remarriage Education ［J］．Family Relations，2005，54（1）：3－23．

［4］晋珊珊，李燕临．影视剧中继母形象分析［J］．东南传播，2013，（12）：100－103．

［5］［6］［7］［16］EM Hetherington，J Kelly，EM Hetherington．For better or for worse：Divorce reconsid ered［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2003，46（3）：377－378．

［8］［11］［14］［15］Hart，P．On Becoming a Good Enough Stepmother［J］．Clin Soc Work J，2009，37 （2）：128－139．

［9］［12］［17］Visher，E．B．Visher，J．S．Pasley．Remarriage families and stepparenting［J］．Normal family processes（Growing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2003，（3）：153－175．

［10］AJ Cherlin，C Mcrae．Effects of parental divorce on mental health throughout the life cours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8，（63）：239－249．

［13］Waterman，B．The birth of an adoptive，foster，or stepmother［M］．New York：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2003．178．

【责任编辑：周 丹】

汉 大吉

J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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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6）08－0057－04

2016－06－05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社会转型期中国再婚市场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01211000302011）的阶段性成果。

邬欣言（1981－），女，湖南桃江人，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