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身份视角看金岱的文学创作

余　艳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1483)



从文化身份视角看金岱的文学创作

余艳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广东广州511483)

金岱的学院作家身份，连同个人经历、时代境遇共同赋予其作品突出的哲理沉思特征。他30多年的学术生涯致力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哲学思考，具体表现为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相互映照、文学作为生存本体论与哲学心态小说理论与实践的互文性。

学院作家；金岱；哲理沉思

金岱及其父亲胡旷，皆为我国当代的学院作家。父子学院作家，这在我国当代文坛鲜见，别有意义。胡旷(1906—1967)，早年留学日本，1958年起任教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中文系，曾为江西省作协副主席，名篇《潘虎》曾长期为全国中学语文教材课文、大专院校中文系教材选文，先后被改编为话剧《杜鹃山》和京剧《杜鹃山》。金岱，原名胡经代，1982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1991年调任广州，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从事教学、创作30余年。著有长篇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侏儒》、《晕眩》、《心界》，报告文学《成功启示录》，短篇小说集《雨夹雪》，思想随笔和学术著作《“右手”与“左手”》、《千年之门》、《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等。

在当代的学院作家中，金岱将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学者的理性探索、作家的艺术表达融于一体，其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以及思想随笔整体上呈现较强的哲学意味。突出表现在不仅对生存意义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而且着意凭借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建构完整的意义系统。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现代性建构，或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文化现代性建构，是这个系统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知识分子精神、大众文化定位以及建构的内容、方法论等问题。在对文化理论以及大众文化现象进行较深入地研究之后，多维度探索“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即文化现代性的建构问题，其中包括当下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主要矛盾，建构的指标序列，建构战略、方法论等，形成了较完整的系统。至此，金岱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建构问题，从宏观的理论至微观的生存个体观照，从文学视角到文化视野，从早期的“重建精神规则”到“文化现代化”，呈现较清晰完整的建构思路。

一、金岱的学术研究与哲学沉思

“我最关心的是文明进程问题。”[1]391我国经济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建构，一直是金岱关注的重点。具体而言，其学术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文学的生存本体论、知识分子精神营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三方面互有关联，不能截然相分。金岱对于文学的学术见解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的期许，都统一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之中。从学术成果发表出版的时间来看，新千年之前侧重文学作为生存本体论和知识分子精神的研究，是为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新千年之后，则扩展为对社会文化的文化理论研究，侧重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建构。

(一)关于文学：“意义的先锋”和“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潮涌中国，掀起方法论的热潮，关于“形式的先锋”的作品席卷文坛；90年代商业文化语境和文学的“去政治化”等众多因素使文学走向边缘，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层出不穷。文学作品或纯粹写实、或形式的先锋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意义。金岱在80年代末最早对“形式的先锋”进行反思，提出文学应作为“意义的先锋”。他认为，与通俗文学、纪实文学、审美文学、民族文学相比，表现作家独特思索的“观念的文学”缺失；与生理性文学和社会性文学需求相比，“精神性文学”缺失；与社会性情感体验的文学相比，个体性情感体验的文学缺失。在此基础上，金岱在新世纪初期明确提出“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认为“百年中国文学界的最大缺失便是对于生存本体的关切”。[2]180-197文学作为思想启蒙、政治宣传、形式实践之后，应该走向何处？文学生存本体论最终指向人的精神的营建，建构以人为本的新人文精神，也就是先锋意义所在。意义的先锋和文学生存本体论，最终都指向人本身：前者指向人的精神规则的营建，后者重视个体生存体验的抒写，两者又共同指向关于人的生存意义的探索。

文学的生存本体论给予文学哲学意味，这也是金岱作为学者的理性追求，如他所说：“文学可以不是政治的，但却不能不是思想的”[1]155，“文学是最具有真正哲学精神的言说”[2]180。

(二)关于中国文化现代性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是金岱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关注的核心问题，其早期的学术研究成果中较多表述为“重建精神规则”，包括以下几个要点：1.重建精神规则适应新的市场文明的重要性；2.肯定市场文明中以人为本的意识；3.寻求具有民族传统特征的现代性意识。新世纪前后，金岱把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全球化背景、西方后现代语境和文化研究领域，较多表述为“中国文化现代化”。首先，关于现代性研究，如《生存形态：从现代人到后期现代人》、《电视：现代性文化的终结?》、《回到现代性的起点：我思》，主要侧重人的精神营建，强调“回到现代性的起点：我思”。其次，关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如专著《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作为符号与表征——文化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广州论》，以及关于电视文化、手机文化、都市文化的批评等，承认通俗文化、严肃文化、高雅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指出大众文化满足人需求的同时具有文化工业的弊端。再次，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思考，如《千年之门：全球伦理与国人之心》、《中国眼光 世界胸怀》、《21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入列与贡献》等，认为“我们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深刻反省与批判传统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传统文明的精华成分，参与到全球伦理与整个人类道德和人文精神的熔铸中去”[2]34。

2011-2013年，金岱发表“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系列论文共7篇，多维度深层次探讨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在分析文化保守主义无法解决当下问题的前提下，结合雷蒙·威廉斯关于文化的界定，阐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涵——普世性指标及非普世性指标，以及建构的战略方法——“文化建构主义”，即超越主体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整合文化批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启蒙，建构具有中国性和现代性的文化。

(三)学者的思想随笔

金岱的思想随笔(也可称学术随笔)大多收录在《“右手”与“左手”》、《千年之门》、《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中。随笔大多并非个人生活、经历的情感抒发，或社会热点现象、事件的随想随感，而是站在现代文明发展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进行宏观理性的思考，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金岱特有的思想者气质。

就内容而言，大多为金岱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与其文学创作理念——文学作为生存的本体论和文学创作实践——哲学心态小说，相互补充和诠释，统一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这一大的哲学命题之中。从出版时间来看，《侏儒》、《晕眩》与《“右手”与“左手”》的创作几乎同步，侧重分析、思考中国文明转型时期文学、文化的状态，以及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批判当代知识分子侏儒、晕眩精神状态的同时探索理想之路。而《心界》与《千年之门》的创作时期大致同步。这一时期的金岱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即从文学的视域、知识分子视域转向全球化、文化视域和哲学视域，并从理论层面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形成《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

就形式而言，金岱的思想随笔以说理为主，逻辑性、思辨性较强，语言表达严谨，与学术论文相似，所以也称为学术随笔。如《解词“大众“》、《洒“好”不怕巷子深？》、《广东能创造新文化吗？》、《个体和集体，谁更博大？》等，从主题上即可看出作者随笔创作的思辨性特征。在《如此世界：“毁灭”还是“新生”？——面对转型阵痛的向度抉择》中，金岱把2011年轰动全国的“小悦悦”事件置于中国现代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量，当全国人民都在控诉辗压司机的无良、18个路人的冷漠时，他从“法律的出发基点：惩罚还是保障”、“道德：理想莫变专制”两个层面进行理性的分析，呼吁道德定罪的危险，进而告诉读者，“小悦悦”事件不过是转型时期必然的阵痛，不能因为一时之痛返回旧时来路——道德专制和思想定罪，而应在阵痛之后走向新生——健全现代法律机制、提高公民道德素养。

二、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互文性

金岱是将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紧密联系的一位当代学院作家，两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以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使命感，由人本文学进而提出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呼吁重建适应市场文明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规则，即“意义的先锋”；文学创作方面，他实践文学生存本体论，重视生存体验的抒写，探索知识分子的精神营建，探讨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现实可能性。

(一)哲学心态小说与文学生存本体论

金岱及其评论者将长篇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命名为哲学心态小说，“哲理心态小说的命名，是对金岱长篇小说创作关注灵魂哲理深度的界定，是对金岱小说创作注重生存心态的解读。”[3]在创作访谈中，金岱多次明确自己文学创作的哲学倾向：“我的创作的确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哲学探索的意向”，“三部曲是哲学文学，也是文学哲学”。[2]153-188

与文学生存本体论相契合，精神隧道三部曲探讨关于个体生存体验、个体主体性的哲学命题。小说主人公文仲、乔启隆、高水平，聂怀基、许白波到尚明的呈现，即是个体主体性缺失(侏儒特征、晕眩感)到主体性确立(“我世界”)的过程。小说总体上关注人的精神状态，而非行为主导的情节或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文仲代表专制下的侏儒特征，乔启隆、高水平代表失去信仰、迷失自我，聂怀基、许白波象征在集体与个人、精神与物质(包括名利、欲望)、传统与现代的失衡。

三部曲整体上的形而上意义表现在探索个体主体性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市场文明下个体存在的理想状态——“我世界”。《侏儒》主人公缺乏个体主体性，即“无我’；《晕眩》中的乔启隆经历了“无我”到“无世界的我”的思想历程，高水平处于“无世界的我”状态，他们都无一例外感到生存的困惑、茫然、绝望；《心界》中聂怀基的人生是“无我的世界”，许白波是“无世界的我”，尚明寄托了作者的理想探索——“我世界”的精神准则的建立，即肯定个体的基础上主体与客体和谐相处。

三部曲的哲学意味还表现在艺术手法方面：思想的突显，人物形象、情节的弱化。思想的突显表现之一为作者创作前的主旨预设、结构的象征意味，从《侏儒》、《晕眩》到《心界》是个体的自我觉醒——困惑和迷失——救赎的历程；二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为热衷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文中常有大段的哲学思考；三为作者对人物心理的细微描写，而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即为自我觉醒、审视、反抗，寻找自我的心理过程。

(二)知识分子的自审与自救

1.文化现代化视域中的个人本位。个人本位是金岱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核心，重建精神规则、文学作为生存的本体言说都是以人的精神为旨归。对于传统文化，金岱主张寻找其在新时代的适应性；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文化，他理性地看到了其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这一进步特征，并未一味否定其文化工业的弊端；对于建国后长达近30年的政治文化，他的《侏儒》、《晕眩》从人性角度进行了理性评判。“精神隧道三部曲”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当下经济文化的关联。《侏儒》中的文仲受传统父权的压制、《晕眩》中的乔启隆前期受“无我”政治文化的精神洗涤，《心界》中的聂怀基受传统文化“无我”的精神塑造，三个主人公的精神营养来自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最终都走向悲观或绝望。《晕眩》中的高水平在自我欲望的放逐中迷失自己，文末暗示象征爱和奋斗的“红苹果”或能拯救他，或只能自我救赎。同是欲望的自我满足，《心界》中的许白波最终仕途顺利。从主人公的不同人生境遇可以看出，金岱强烈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父权专制、政治文化的专制，所以聂怀基、乔启隆都走向自我毁灭；而对于经济文化下的个人欲求并未完全否定，高水平、许白波在世俗意义上也可算作成功人物。

2.知识分子精神的哲学营建。“精神隧道三部曲”谱写了知识分子精神的“觉醒—病征—药方”三部曲。《侏儒》中的文仲集才华美貌于一身，但内心犹豫、痛苦。思想上的自省、行为上的踟躇，使其心力交瘁甚至绝望。《晕眩》侧重探寻知识分子精神失落的原因，表现商品经济的汹涌大潮中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挑战，人们逐渐失去信仰、迷失自我而陷入晕眩的精神状态。《心界》在前两部揭示特征、探寻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知识分子理想精神的设想。金岱穿行漫长的知识分子精神隧道，在尚明身上寄托了名为“我世界”的精神理想，即在自我与世界、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中寻找坐标和平衡点。小说与思想随笔在思想上是同质的：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的知识分子精神求索对应思想随笔中“重建精神准则”的呼吁，三部曲中“我世界”的提出对应思想随笔中构建新人文精神的设想。

三、从《心界》看金岱的哲理沉思

(一)结构、人物、情节设置的哲学意蕴

当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之间、在家国观念与个体价值之间、在“大我”与“自我”之间，应如何抉择？坚守家国文化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境遇中不断碰壁，信仰现代商业文化的知识分子同样走向困境，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应该何去何从？两者是否是非彼即此的关系？《心界》对此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诠释。

从结构来看，《心界》7卷21章，外加引子、尾声。每一卷的体例一样，分别从聂怀基、许白波、尚明三个主人公的不同角度讲述他们在同一件事中的做法、想法，第1-7卷讲述了三人在毕业分配、学术研究与爱情态度、职称评审与住房、学术活动、学校创收与个人利益、退休与出书、竞选文学院长等七件大事中的不同价值取向(详见下表)。

事件 人毕业分配学术与爱情职称申报学术活动商业创收人生理想结局聂怀基公正严谨不争忠诚固穷南北村梦窝囊许白波清醒者活法你还得让我狂欢两种名片当代英雄挣扎尚明现代教堂性解放不让自由权利双向抵抗蜕壳

小说的故事层面从聂怀基作为文学院书记，学生许白波、尚明面临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以聂满怀忧愤死去，许、尚两人仕途升迁结束。象征着以传统家国文化的绝对优势开始，最终以家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殉难、当代知识分子奉迎现代商业文化的名利双收和精神困境，以及在两者之间寻找理想的价值模式结束。小说结构清晰完整，可以看出作者通过文章结构突显象征意义的匠心独运。

从内容来看，《心界》即知识分子寻找理想精神之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游走于中国“家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之间，无所适从，困惑挣扎。金岱在小说中勾勒了三种人物，分别是中国家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聂怀基、现代商业文化的代表许白波、理想精神的寻找者尚明。聂怀基成长于“南北村”——中国农耕文明的桃花源，谨遵忠诚仁义、父道尊严、恶名远利、天下为公等古训，“怀基”名字即赋予其传统文化印记，儿子大同、女儿婉然亦是如此。他认真、负责、严谨，从不争名逐利，“正如老父亲把每一分钟都献给了族里的事务，他聂怀基每分钟都得献给学院里的工作，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3]73在为“我们”无私奉献的同时，他极力压抑“自我”，对于出版学术著作、评职称、老伴的工作调动、儿子的工作安排，羞于求人以至至死未成。许白波的精神哲学是“无世界的我”。“这是一个彻头彻尾为自己活着的人，……于自己有利的就上，无利的就撤，没有别人，也没有集体啦，国家啦，人类啦那些玩意儿。”[3]98“人为自己的事奋斗，天经地义，有什么不好！”[3]150他追名逐利，游戏爱情，并认为理所当然。尚明面对家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一直在思索、探寻。最初的他更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束缚，严谨认真地学习，与静纯圣洁地相爱。他学习优秀本应留校最终却被排挤，他与静纯被传统的爱情、性爱观念束缚，在众多经历与思索之后，他的“自我”开始觉醒，“你有权，完全有权力为自己的事奋斗！”[3]152他认为，个体应该是自由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自主，能独立地思考、判断。最终，他的思索上升到哲学层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家国与个人，并不是非彼即此的一元关系，我们的观念模式应从一元转向多元。“每一个我，都是一个我世界，我宇宙，每一个存在者，都是一个存在者世界，存在者宇宙”[3]370。

从另一个角度看，聂怀基、许白波象征尚明内心深处普通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两面”，这“两面”与“自我”不断争论、博杀，互有成败，最终使尚明在困境中不断突围，找到了理想的精神哲学——“我世界”。“我世界”是基于个体生存本体论的“世界”，一个有“自我”的“世界”，它将“自我”置于“世界”，为“我”即是“为世界”。

除了在情节上展开对理想精神的哲学思索，作者还通过尚明这一人物形象传达了关于精神、世界、个体与世界关系的哲学思考，文中有较多大段的理性辩驳、冥想、哲学思辨，如“我认为，世界是个混沌，只有把握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之不同……而混沌地、联系地、趋向地、精神地，亦即艺术地、创造地把握世界的是另一种角度与方式”[3]59等等。

(二)《心界》与生存本体论

《心界》以东西大学的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东西大学坐落于一个“人”字形的、富有历史文化的城市。作者手记告诉读者小说中的“我世界”是一种生存的本体论，提示小说讲述文化人的精神领域、关注人的内心世界。

从叙述视角来看，小说的每一卷分别从三个主人公的视角进行叙述，即使面对同一件事，三人的情感体验、价值判断都各有特色。如第1卷在毕业分配工作事件中，第1章《公正》从聂怀基的视角讲述他作为学院书记面对儿子、朋友之子分配时的所思所想，以及他的公正原则。第2章《清醒者》从许白波的视角讲述他如何费尽心思甚至不惜牺牲色相、排挤同学得以留校。第3章《现代“教堂”》从尚明的视角讲述了他将大学作为现代“教堂”的精神向往，然而现实中虽成绩优异却遭小人排挤。

从人物设置来看，从三个主人公的不同命运可看出作者对个体生存论的思考。小说中聂怀基是中国传统家国文化的代表，他信仰“我们”的哲学，一切以“我们”出发，压抑个人欲望。按金岱的观点，聂的情感体验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情感体验，即忽略或抑制个人的社会整体情感。聂怀基一开始居文学院书记高位，为人严谨、认真、公正、无私、忠诚，但最终出书不成、教授未评、住房未分、儿女不敬，最终走向自我厌恶，信仰的价值观轰然崩溃，滑向相反的另一边。聂怀基的去世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家国文化在当代的殉难，即“我们”哲学的局限。对于极端宣扬“自我”的许白波，作者虽极力批判，仍让他学术仕途如鱼得水，名利双收。对于尚明，他探索了一条“自我”与“世界”平衡的“我世界”之路，最终家庭美满、学术有成、仕途顺利。

金岱用文学形式进行哲学思考，提出了“文学作为生存本体言说”的观点，并以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为内容、哲学心态小说的形式进行文学创作实践，其所致力的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本体体验、结构象征、小说与哲学随笔融为一炉等实验性写作都对当代文学具有开拓意义。按照许纪霖对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划分，金岱属于文革一代人，“我六六年小学毕业，从那一年开始，几乎整个青少年时代，完全无学可上，起初在家玩，后来去农场和工厂。”[2]162非常态的受教育模式、鲜明的意识形态，读书的年龄当红兵、下放农村、进工厂，年近30考大学读大学，是这一代人独有的人生经历。特殊时代的非常人生境遇，带来独特的人生体验，或许这是金岱提出文学作为生存本体论、主张文学抒写个人生存体验而非社会体验的一个动因。此外，困扰金岱大半生的眼疾也是他精于哲理沉思的重要原因。

[1] 金岱.“右手”与“左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2] 金岱.千年之门[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3] 刘晟.生存本体的文学言说——金岱的小说创作与他的文学观[J].广东社会科学，2003(3)：46.

[4] 金岱.心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文俊]

2016-02-26

余艳(1981—)，四川富顺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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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513(2016)03-0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