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澳门的火灾与官民应对

陈志月

(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晚清澳门的火灾与官民应对

陈志月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632)

晚清以降，澳门火灾频发，损失严重。其逐渐形成一套以政府管控为主、民间自发应对为辅的火灾预防、应对机制，官兵民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围绕火灾的一系列运作牵动诸多社会关系，如葡澳政府与民间社会关系、华夷关系、官兵民关系等，从中可认识晚清澳门社会的诸多面相。

晚清；澳门；火灾；华人；社会关系

澳门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气候的缘故，常常受到台风袭击。晚清以降，澳门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密度不断增大，常导致一些人为灾害，特别是火灾。 但与风灾相比，火灾大多是人为引起，可控性较强，所以政府对于火灾的预防、扑救、善后更为重视。一场火灾，牵动诸多社会关系，如官兵民关系、救火组织等。晚清澳门火灾及其应对是研究澳门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然而，学界对此关注较少，只是在澳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华人华商、慈善团体研究中略有涉及。①本文关注晚清澳门围绕火灾预防、扑救、善后等社会事务的一系列运作，着重分析澳门火灾及其应对机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关系，并将官方和民间在救火过程中的表现进行比较，藉此认识澳门社会的具体面相。

一、火灾发生之缘由

据施白蒂所著《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中澳门各类灾害的记载，19世纪的澳门发生火灾21次、风灾19次、水灾3次、地震2次、瘟疫9次，[1]可见火灾发生频率之高。该书中明确记载火灾发生原因的共有13次，其中人为不慎引起的火灾有11次，台风、雷电等自然原因引起的火灾只有3次，②可见人为因素是火灾频发的主要原因。

(一)自然因素

澳门位于亚洲大陆东南部的珠江口西侧，面向南海，深受季风影响，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冬季受大陆东北季风影响较为干燥少雨，夏季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湿热多雨且常伴有台风雷电天气。多风雷电天气往往引起火灾并扩大火灾范围，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1856年1月4日，一家华人商店起火，恰逢北风，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并不断转换方向，大火整整烧了一夜，烧毁了420家店铺和400间民房，损失达50万澳元，是澳门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2]125虽然起火原因不明，但是冬季强有力之北风和不断转换的风向无疑加速了火灾的蔓延，加大了救火难度，造成居民财产的严重损失。1874年9月的一场台风袭击了澳门，雷电又引发多处火灾，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澳门城内各房屋无一完善者。城内有数处失火，赤焰猛烈，又为怪风横吹，即相离较远之第宅亦为飞及延烧矣。转眼之间，倏忽数处。至三点钟方才风静火灭，而涨水亦已退平，然澳门惟留其名耳”[3]。

(二)人为因素

1.易燃的房屋建筑材料。晚清澳门城中的房屋店铺大都为土木建筑，离岛地区更是由茅草、棕榈叶建造的棚屋为多。澳门新埗头为水陆交通总汇，店铺渐多，楼宇相望，而原有之旧建筑都是木楼，每当风高物燥时节，常遭大灾。[4]1863年12月21日 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路环岛上由大约250间茅草棚屋组成的的居民区。[5]17581877年2月17日，“氹仔一疍家女生火时不慎将用棕榈叶建的棚屋燃着而引起一场大火”[2]207。这些房屋店铺的材料质地无疑使火成灾的几率大大提高。

2.铺屋拥挤，街道狭窄。澳门面积狭小，人流汇聚之地尤其是商业街区铺屋拥挤、街道狭窄。随着华人人口的增加和华商经济的发展，澳门不断形成新的商业街区，但是街区街道没有经过适当规划，杂物乱堆，往往加速火势蔓延。如1861年12月20日 ，商业区失火，从木船巷烧到福龙新街，此处非常狭窄，且堆满柴草、煤块和木料，大火旋即就蔓延到炮兵团，对附近街巷的民房造成巨大威胁。[2]149-150

3.生产生活中不慎于火。居民在生产生活中不慎于火，是较常见的火灾因素。从资料记载中来看，一些涉火或者易燃行业经常不慎于火，如炮竹厂、甜食店、棉花店、杂货店、褥垫店、彩票铺等。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因烹茶作炊、烧香焚纸、燃放烟花爆竹、使用火油不慎等招致火灾。③

二、官民双方的火灾预防

消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社会越发展，火灾越频繁，防治火灾的消防观念和管理也越显得重要。只有有效地做到了火灾的预防，才能减少火灾的发生。以下主要从政府、民间两方面来分析。

(一)政府的全面管制

1.对消防设施的规定和管理。晚清澳门的救火设施主要是水桶、水车、储水池、水井等。政府规定水桶、水车一般由商户自备和捐款购置。[5]1790这一做法收效颇大，这可以从1879政府公布的前去救火的12号水车分布中看出来：前3号为政府机构——救火公所和洁净街道馆的水车，其余皆为宏隆坊、下环街、三街、果栏街等居民住所和商业街区之水车。[6]19澳门民间水车数量大大超过政府机构的水车，民间社会先于政府开始形成消防网点，反映出民间社会对政府政策的积极响应。政府还对重要的消防水源——储水池和水井(尤其是水井)制定了相关监管条例，尽可能有效杜绝火灾的发生。政府对水井作出有关标识，负责水井的管理费用和水井所有者的家居安全，以便发生火灾时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水井灭火。1875年，政府“下令凡设有水井或地下储水池之民房门口均应钉上一块圆形木牌，以中葡双语标名有水源，并将该等民房列成清单”[5]1852。同年，政府晓谕华人各户：“凡各铺屋有井者，俱用板写一井字悬挂门口，其悬板之费由公家支理。凡夜间闻有火警，须燃灯挂在井字板边并敞开屋门，以便人易看见和汲水，官宪定必保护该铺屋平安，断不致受亏。”[6]44澳葡政府介入对民间社会消防设施的添置和管理，调动民间力量尤其是占澳门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力量参与到火灾预防中去，并保障其权益不受侵害，反映出华人华商在澳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的重要角色及其社会地位之提高。

2.对消防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澳门开始是由兵民担任灭火工作，后来苦力队、义务斧头队、消防队相继成立，消防队伍的组织不断完备。1851年政府规定遇有火警时，“澳门炮兵营为第一线，临时民团为第二线”[2]107，共同参与灭火。1858年每个城区均设立苦力队，凡遇火灾，各队均有义务携带水车参加救火。[5]17221868年成立了一支由20名木匠志愿组成的义务斧头队。[5]1790这些都是属于半官方性质的消防队伍。1883年，澳门开设消防训练班，由工务局管理，[7]官方消防队伍正式成立。随后，消防队伍又不断发展，如消防监督一职由公务局长兼任、消防站不断增加。其中一些消防站属于私人性质，器材非常简陋。[8]224尽管设施简陋，但政府进一步提高了消防队伍的行政层次，逐步掌握了公私性质的消防队伍组织，为消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系统管理之基础。

政府部门还对消防队伍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首先对消防队伍实行税收减免和奖惩制度。如1858成立的苦力公司的头等任务就是救火，政府对从事救火之公司给予税收减免。[2]1331866年规定火灾发生时，“首辆赶赴现场之水车，可得6元花红，第二辆赶至者可得4元”[5]1774。除了奖励，政府还对救灾不力之消防单位和个人加以惩处。1893年澳门工会针对氹仔、过路湾两乡发布救火章程：“ 氹仔、过路湾所有各铺户，遇有回禄④之事，每铺应出一人，如违，罚银半元至两元。所出之人，迅速到水车馆见头人当工，须要救至火熄乃止。如违，罚银半元到一元。所罚之银，系为该人之铺是问。”[6]123政府还不断加强对消防队伍组织的规范化管理，对于民间尤其是华人华商的消防队伍组织加以区别，以便更好地调度使用。1879年，澳门华政衙门同意华人工艺行的水车主人允肯水车头人专设各色号衣的决定。[6]20这样一来华人各行业之水车旗帜鲜明，彼此区分，办事较为公便。从中可以看出，华人华商积极参与到火灾扑救管理中，也可拥有一定的决定权和自主性。

3.对高危行业及易燃易爆物品的监管。葡澳政府对有关高危行业的建置和易燃易爆物品的存储十分重视，一再颁令严格限制，其中对于炮竹业的监管尤为严格。由于炮竹厂大量使用火药，从生产、存储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有极大风险，所以政府对华人设立炮竹厂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从开设炮竹厂的申请、受理、给照、监管到厂主违犯相关条款的处罚都有细致的规定⑤。此外，“止准在厂存贮成桶火药二十磅、或罐火药廿五磅”[6]60，如需多贮，则须另外申请。晚清澳门华商竞相设立的炮竹厂在给他们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火灾隐患，政府在源流方面的严格监管无疑起到了防范火灾、减少损失的作用。另外，澳门居民普遍作为照明之用的水火(煤油)，也可能给家居安全带来各种隐患，所以为了防范水火引起之火灾，澳门政府对水火栈设立地点、存储及惩罚措施作了限制和规定。[6]41此后，政府实行牌照制度，商民可按牌照等级存储水火，“最多不能超过十二箱”。[6]343

4.对预警报警信号的制定和完善。救火之事，扑救人员在第一时间内得到火灾信息最为关键。澳门面积小、人口稠密、海防炮台众多，所以大炮台成为澳门最主要的火灾预警报警设施，这为及时救火提供了较有力的信息保障。澳门大炮台以鸣炮作为火警信号，不仅能及时报警，对火灾方位也能及时报告。1851年，澳门制定火灾信号，信号为大炮台连续鸣炮两响。[2]1071858年政府又规定，在大炮台鸣炮两响后，白天在信号站竖起的旗杆上挂气球，晚间挂灯笼，以悬挂气球和灯笼的数量指明失火的地点，以便商业区、教堂、庙宇等地都可以看到。[5]1723政府还根据澳门城市宗教盛行、教堂遍布的特点，利用教堂钟声作为火灾预警报警信号。各教区均于其教堂钟上安装绳索，以便发出火警信号，同时以不同数目之敲钟声，指出火警发生地点。火警信号表[8]231如下：

主教堂区敲钟十二响望德堂区敲钟十三响圣安多尼堂区敲钟十四响圣老愣左堂区敲钟十五响北区市集(在高楼街与沙梨头之间)敲钟十六响市场南区(在高楼街与蓬塔达雷德之间)敲钟十七响

由此可见，政府制定的火灾预警报警信号明了、完善，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及时组织救灾，减少伤亡损失。1883年1月19日夜十点钟一刻，大炮台放火警号炮，报兰花里内第十号、十二号并向大井斜巷之十九号及廿一号烧去一角，该水龙立即前往赴救，并未闻有烧毙人命。[6]88-89又1895年5月11清晨七点余钟，大炮台声炮报警，探悉乃泗猛街时和鲜鱼栏失慎，旋焚去顶楼一座，登即扑灭。[9]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话逐渐被运用到火灾报警中去。1887年，澳门设立电话，并以其作为火警传递工具。[6]104电话预报火警和传统的炮台、教堂预警报警相结合，无疑将会大大提高信息的传递速度和精确度，有利于及时灭火和减小火灾损失。

(二)民间社会的自发应对

1.水车捐献。火灾预防事关各方利益，尤其是广大居民，所以除政府组织监管之外，还需广大民众的身体力行。澳门民间社会尤其是经济实力雄厚之华商，积极介入火灾扑救组织工作。1880年著名华商曹有自备资斧购置水车一架送给澳官，并预备后来补用之器具，以为公用。澳官认为其大公无私，欣然接受，并以总督扎谕的方式予以郑重表扬。[6]524这不仅推动了澳门消防事业之发展，还有助于促进华夷关系之改善，故澳官据此判断：“华人平日孚信于西洋官，并有心协助西洋官，以期本澳昌盛，共享太平之福也。”[6]29这不仅反映出华商经济实力的雄厚，还表明华人逐渐融入葡澳政府管制下之社会，协助政府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

2.火神信仰。鸦片战争后，澳门虽逐渐沦为葡萄牙殖民地，但华人不断增加，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火神信仰遂流传下来。澳门开埠后不久，华人就在澳门的西岸建立起来一座华光神庙，用于迎奉神“华光”神像。该神被设想掌握火，可以祷告方式来防止纵火的企图和雷劈，并保护敬神者免于火灾。[10]澳门北湾海滩火灾频发，所以居民于1860年建成康真君庙，以求借神灵弥灾。[4]由于怀有对火神的敬畏之心，居民平时对火烛更加小心，一些人为造成的火灾大大减少。正如学者所论：“澳门自从建立起康真君庙之后，果然大火甚少发生。究其原因，大抵坊人经过多次烈火后，有如惊弓之鸟，人人对于火烛均存戒心，小心翼翼，防患未然。而且经过数年救火设备亦渐次改善，因是火警亦随之鲜矣。”[4]这种火神信仰只是一种消极的预防，但是对于那些不能科学认知火灾的普通民众来说，在心理上和观念上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它不断提醒着广大百姓注意火灾。

三、火灾扑救与善后

火灾扑救首靠救火组织和队伍。救火组织和队伍素来分为官、兵、民三个系统，澳门也不例外。官方有集中防火救火的优势，而民间具有分散的灵活性，两者互为补充，警员驻兵则是组织集中的救火骨干。官兵民之间在扑救火灾时大都各司其职、通力合作。1879年11月14日，华人一闻火警，立即自发水车迅赴遇火之处救护，并得到澳官表扬。[6]19民间救火之灵活、及时尽显。1880年1月5日，沙梨头砖巷有葵寮一间偶遭回禄，救火公所水车两架、民人水车十一架、德造兵船并巡河营兵丁各一队迅即前往救护，巡捕营兵丁在灾场各街道巡逻。[6]24官民火场救火和防止趁火打劫相结合，有利于维持火场秩序、安排善后事宜、稳定灾后治安。1882年9月1日，湾仔发生大火，营造司同船政厅随带救火公司、工程公所各工役赶到，海面之巡捕兵营兵一队不即也到，所造成损失较小，官宪事后报告：“此次火烛猛捷，倘非救护甚速，必至延烧邻舍。被毁房屋无多，烧至五点钟即行扑灭。”[6]81此次火灾扑救体现了官方集中救火之优势，反映出澳门官方面对突发性灾难的处理能力。从以上可以看出官、兵、民扑救火灾各自之优势。但有时民间扑救也会有弊端，因为澳门华人之水车馆散在各坊，一坊有警，而散处各坊之车纷纷驰集，极不方便。为此，救火局通告各水车馆：“各水车各保各坊，本坊之车只准赴救本坊之火，别坊有警，不须赴援。惟康公庙水车馆一所，不在禁止之内，因其别有善法，乃有可以任赴各坊救火之权。”[6]551从此通告可以看出，一有火灾，各坊水车纷纷驰集，积极性可嘉，但可能造成道路拥挤、人员过多和混乱，反而不利于开展救灾工作，所以在无善法之前，还是各坊水车救各坊的为好。

火灾的善后处理工作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定，是火灾应对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在火灾的善后方面，葡澳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如税费免除、灾后重建、奖赏惩处等。1853年的氹仔大火毁坏大部分房屋，政府豁免了居民的物业什一税，并免收向该岛运送木材、石灰等材料的船只的抛锚费，以支持居民重建家园。[2]116-1171864年路环火灾后，政府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进行重建工作，路环所有街道得到重新平整，安装了长明灯，配备了巡捕岗，成为一处安全舒适的贸易区。氹仔、路环的社区负责人对政府在办理此事中的重视和效率表示十分感激。[2]172政府还发动政治动员能力，联合当地慈善团体，共同做好灾后重建工作。1910年为安置在沙岗火灾中流离失所的贫困居民及疍家，政府下令华政厅倾其所有在火灾地近处营建蓬寮，短缺款项由仁慈堂补齐。[2]40澳门此时还推出了一项新式业务——火险，针对火灾预防同时也有利于火灾善后。火烛保险公司应运而生，如Milishi公司(兴发洋行)的广告：“现在本澳代理晏不路城之火烛保险公司……如有贵商赐顾，欲买火烛保险，可到本行面议。其价照常，甚属相宜。”[6]48到了20世纪初，各种保险公司更呈蓬勃发展之势，火灾保险也不例外。1909年6月22日，“政府接受数家防火保险公司在澳代理人以10%优惠的保价为国家建筑投保的建议”[11]。投保火险改变了传统的应对灾害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火灾损失，减轻了城市灾后管理的负担。由此可见，晚清澳门在火灾的善后管理上，以政府主导灾后救援重建工作，联合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颇有成效。

结　语

综上所述，晚清澳门在火灾预防、扑救、善后处理各方面已形成一套应对机制。首先，在火灾预防方面，政府对消防设施、消防队伍、高危行业和易燃易爆物品、预警报警信号系统进行全面管理，民间社会采取诸如捐献、置办水车之积极应对及建立庙宇、祈福消灾之消极应对，形成上下共同行动的火灾预防机制。其次，在火灾扑救方面，官方发挥整体监管的救火优势，兵警发挥力量集中快捷优势，民间发挥灵活分散优势，官兵民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形成前后左右联动的火灾扑救机制。再次，在火灾善后处理方面，政府免除税费、重建灾区、奖赏惩处相关人员，民间慈善团体积极配合参与，商人因地制宜兴办火险公司，形成官商民结合的善后处理机制。这套应对机制虽然仍存在消防设备简陋，救灾不及时、消防观念落后等问题，但并不妨碍其有效运行。

围绕火灾的这一系列运作反映出晚清澳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构造。在火灾预防上，政府虽然全面管制，但是离不开民间社会尤其是华人华商的配合；在火灾扑救中，官兵领导带头，民人积极参与，官兵民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是其常态；在火灾善后方面，民间慈善团体也会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并发挥重要作用。再有，从政府对摊派救火夫役的强制性规定、设置苦力队所带有的蔑视意味到对华人自发捐助水车的赞扬和奖励，表明华夷之间、华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改善及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从前文所述不难看出，华人华商的力量逐渐受到重视并在澳门社会事务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晚清葡澳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华夷之间、官兵民之间，在火灾面前不是坚持对抗，而是逐步融通的局面。围绕火灾的一系列社会事务之运作，让我们认识到一幅活生生的晚清澳门社会关系之侧面影像。

注释：

① 暨南大学的几篇学位论文中涉及相关内容，如郑耀章的《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澳门城市建设研究》、马根伟的《明清时期澳门慈善机构研究(1569—1911)》、林广志的《晚清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等。关于此项研究的相关著作也比较少，只有陈伟明在其著作《管而不控：澳门城市管理研究(1840-1911)》第八章《近代澳门城市危机应急管理》中论述较详，但主要是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对政府应急管理的历史状况和特点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同于本文的社会史角度，更关注的是各方之应对及其折射的社会关系之动态。

② 据《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一书中不完全记载统计而成。

③ 据《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和《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澳门报刊资料选粹》总结。

④ 回禄为传说中的火神之名，引申为火灾。

⑤ 资料来源于《<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如1881年12月3日第49号、1882年5月6日第18号等。

[1]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法团主义体制解析[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31.

[2]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M].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

[3]详述澳门风灾[N].申报，1874-10-01.

[4]王文达.澳门掌故[M].澳门：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77-78.

[5]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1845-1911)[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6]汤开建，吴志良.《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G].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

[7]李鹏翥.澳门古今[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门：澳门星光出版社，1988:110.

[8]陈伟明.管而不控:澳门城市管理研究(1840-1911)[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9]镜海丛报[M].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14.

[10]汤开建，陈文源，叶农.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报刊澳门资料选粹[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149.

[1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M].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 34.

[责任编辑文俊]

2016-03-07

陈志月(1992—)，女，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政治与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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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513(2016)03-00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