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十年，亚妮带回没眼人的歌

邓禹

“有人问我拍没眼人的真正动机，其实十年前没有，十年后也没有。我只想让更多人看一眼洒在那片生命原生态土地上的阳光，感受一些

那种尚未污染的快乐和自由。”

—《没眼人》

亚妮妮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没眼人们唱的辽州小调。

在位于太行山的左权县，粗犷的原生态旋律从红砖红墙的平房后传来。她转过村舍，看到古旧的戏台上，11个穿着布衣布鞋的男人坐在打成四方的铺盖上，吹拉弹奏各种乐器，仰脖向天而歌。

那是2002年，亚妮是浙江卫视的当家花旦，她到此地采风。这次见面改变了彼此的人生，也让她在今天成为媒体焦点：《浙江卫视最火女主持消失十年，卖房欠债只为这群没眼人》。

与情怀的邂逅

亚妮对乡村文化有浓郁的情怀。

父亲何守先是浙江学者，老革命，曾任宁波日报社社长、总编。他一生都眷恋着自己出生的乡土。受父亲的影响，1990年代，在负责浙江卫视的《文化时空》栏目时，她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民俗、民艺等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拍摄了许多优秀纪录片，成为业内一流的主持人、导演和制片人。

2001年，音乐家田青邀请她主持“中国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决赛，冠军被一个叫石占明的羊倌拿下。她对石占明的老家山西左权县产生兴趣，几次去那里采风。

2002年再入太行山时，亚妮听到了没眼人的歌。“这是辽州小调，最具西部生命色彩的原生态旋律，已经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陪同的人告诉亚妮。

听不懂歌词，但歌声里肆无忌惮的绵长情意湿了她的眼睛。她仿佛看到一望无垠的黄土地上无半点杂质的天高地阔。那一瞬间，亚妮懂了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听到阿炳的《二泉映月》时说的话：“这个音乐我是应该跪着听的。”

唱歌的11人都是盲人，当地人叫他们“没眼人”。不同于普通的卖唱者，这是一支有历史渊源的队伍。

1940年，为了突破日本鬼子的封锁，八路军把游唱太行的“没眼人”组织起来，以唱曲为掩护，刺探军情、宣传抗日。战争结束后，这支队伍却没有解散，虽然没有了刺探军情等军事目的，但八路军的分配行止等制度保留了下来。此后，不断有旧人故去，又有新的盲人加入进来，其中大多数都是故去者的后人，是听着那些历史和小调长大的。

后来，随着城市文化的侵蚀，会唱辽州小调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竟只有这支11人的队伍还能唱出原汁原味。

11人里，最老的是队长七天，77岁；最小的也有25岁。他们过着最简单的生活：集体生活，流浪卖唱，队伍行走在山间，盲棍戳在石头上，也戳在亚妮的心上，“哒哒”作响。

放弃和消失

不为人知的历史和即将凋亡的音乐，多好的素材。此时亚妮在浙江卫视主持《亚妮专访》，她为没眼人们做了一期节目《向天而歌》。2003年片子在浙江卫视播出，获得当年广电总局颁发的“星光奖”，亚妮本人也获得了浙江“五个一人才奖”。

但没眼人们没像过去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一样，随时间淡化。因为和没眼人的联系一直没断，那天，亚妮接到七天的电话。他的瞎娘念念去世了，问她要不要来参加葬礼。亚妮去了。她看到七天一路给瞎娘唱着歌，到棺材往土里埋时，嗓子已经哑得出不了声。可那发不出声的歌声，才最凄厉、震撼人心：那是五脏六腑被最细而利的刃刺中然后撕开的痛。

亚妮记得这首歌，《桃花红杏花白》，念念生前最喜欢的。那一天，她决定，要给这群人拍部电影，名字就叫：《桃花红杏花白》。

2006年的春节，圈子里认识亚妮的人发现：她消失了。

2006年正月十五，亚妮带着65人的豪华摄制组和150万元启动资金开进了左权县。 听说有个主持人要来村里拍电影，大家又是新奇又是期待，但更多是紧张。为了让没眼人们放下包袱，亚妮和他们开玩笑：“演了电影就有钱，有钱就能娶上女人。”

大家听了都乐呵呵的，老队长屎蛋悄悄算好了开拍的日子，2006年阴历二月二。大家盼着能尽快看到自己出演的电影，但都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缺钱的日子

拍了那么多片子，亚妮从没尝过缺钱的滋味：只要节目效果好，要多少钱，台里多半都会批准。到自己负担所有开销时，亚妮很快蒙了。

为了拍出心里要的效果，65人的摄制团队很快扩充到百余人。一天的开销要五六万元，她带去的资金一个月就烧光了。

没钱，所有工作只能暂时搁置。但电影必须得拍下去。它不仅是自己的梦想，还是别人幸福的源泉，“单看着他们脸上的美满幸福渐渐淡去，就是你一辈子的债。”

之前的150万元已经将她的积蓄掏空。回到杭州后，她很快处理了自己在三亚市值500万元的房产——但还不够。

她想到贷款。银行起初不信她会如此窘迫：浙江卫视女主持，会缺乏筹资的人脉？可在找银行以前，她已拉下脸找过许多投资人。谈了几家，人家都是表面上感兴趣，真到掏钱时，话题立刻变成“究竟能赚多少钱”。

不是人人都能理解亚妮的情怀。她写了三年的剧本，在投资人眼中也许“一文不值”。

“那几年的银行贷款利率，谁都没我清楚。”她笑着对记者说。为了省钱，她把自己变成当地人的模样，吃住行不带一丝大城市的烟火气。2010年，她在一篇报道中看到自己的样子：戴着白色鸭舌帽，围着红色棉线围巾，穿着蓝底白碎花的棉袄；风很大，但她笑得灿烂。

“有想过放弃吗？”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她。那么苦，怎么可能没想过。她想念过杭州，那里有3万元的香薰SPA卡、豪华SUV和咖啡馆里悠闲的时光。

为了省钱，也为了听到没眼人的心里话，她和11个大男人住在一起。混杂着浑浊气味、鼾声此起彼伏的黄泥土墙屋子里，她缩在堆满杂草的土炕一角，无法腾挪。强烈的孤独感是涨潮后迟迟不散的水气，弥漫在亚妮心头。

但最苦的从来不是环境与物质条件。

她拍一幕雪戏，偏那年雪化得特别快，只好买化肥做雪景。每拍完一场，当地人就来抢化肥，光这就花了三四十万元。她还不小心遇到了电影业的“草台班子”，电影拍到一半，将磁带藏起来，不加钱就不交出来。

亚妮被现实狠狠击垮。

质朴的情感

尽管总缺钱，但亚妮总能搞到点钱。不管多少，拿到就往山西跑，能拍一个镜头算一个镜头。

如此拍了十年，唯一不抱怨的只有“演员们”。相反，他们十分感激亚妮。因在她之前，从没人对他们这么好过。

亚妮带他们去了县里的澡堂洗澡。11个男人，三四人围坐在一个池子里，生平第一次享受了“城里人的生活”；他们还去了北京，眼看不见，但凭升旗仪式上的所有声响，他们想象着那样庄严肃穆的景象；最胖的肉三还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摸到手机打电话的兴奋。

没有亚妮，他们将终生拘锁在小小的太行山里。他们决定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支持亚妮。

肉三体重280斤，打鼓一绝，天生好脾气，成天一脸笑。不过他生前最忌提死，别人一说，他就翻脸。可亚妮拍电影时，有一处情节需要肉三装死，躺在炕上咽气。

“成哩。”肉三给足了亚妮面子。旁人看来，这是肉三作出的莫大“牺牲”。

2010年，肉三病重，亚妮回左权县看他，第一次见到肉三的姐姐。姐姐喜籽是寡妇，但她一人养了6个瞎男人：包括肉三在内的仨弟弟、一个舅舅、她男人带过来的小叔子和她自己的孩子。所幸，她生下的第二个儿子眼睛明亮聪颖过人。为了这个家族的希望，几个瞎男人走山卖唱，一分一分攒下钱来供孩子读书。孩子很争气，读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

亚妮问过喜籽：“为什么不给自己找个男人过日子，你难道不累吗？你不为自己想想吗？为什么坚持养这些瞎男人？”姐姐就说了一句话：“这是俺家的娃啊，这是俺家的兄弟啊。”

“所以我更坚持要把他们的故事拍出来。”亚妮说。她要让更多人看到没眼人们比明眼人更质朴的情感，以及血液里流淌着的纯净与平和。

如果再有下次

有所得，必有所失。十年拍摄期，亚妮觉得自己最对不住两个人。

拍摄期间，她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匆忙赶回宁波。为拍没眼人，她先是把女儿扔给了父母；后来差钱，又是父亲，一声不吭把自己积攒了多年的二十万元稿费全数给了她。

父亲没有挺过去。葬礼前夜，她坐在殡仪馆的灵柩前守灵。这么多年，父亲对她没有一句怨言，这更让她有种罪该万死的感觉：“如果再让我在没眼人和父亲之间做选择，我一定选择父亲！”

另一个人是女儿。2009年，她在山里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你还不回来？你女儿马上要出国了，你难道都不去机场送？”

亚妮手忙脚乱赶到机场，看见女儿背着硕大的背包却依旧潇洒的背影，眼泪瞬间流了下来。因为工作缘故，女儿从8岁起就变得特别独立。因为何守先从小就告诉外孙女：你妈妈正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作为亚妮的女儿，她不能给妈妈添乱。

女儿离开很久后，亚妮才从别人口中知道，女儿选择的是在美国都非常冷僻的天体物理学专业，因为只有这个专业才能拿全额奖学金，“她就是为了帮我省钱。”去了美国后，她在学校又当助教又去食堂兼职，从本科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回国，几乎没有花过亚妮的钱。

亲人的付出成为鞭策亚妮的动力。只有把电影好好拍下去，才对得起所有人。

这样的故事已经消失

2015年开春，在拍完500个小时的电影资料后，《没眼人》剧组彻底熄火。电影拍到最后，偌大的摄制团队只剩下亚妮和摄影师两个人。

她回到北京，把片子交给录音师进行剪辑。两个人在机房里待到深夜十点，录音师一边剪一边哭了好几次，“我从没看过这样的电影。”

这是部什么片子？从她决定拍电影的那天起，圈里的人就一直好奇。

你会看到一个天堂，“人人都那么纯净，推开任何一家门，都有你的饭吃，你可以大大方方地将瓜子皮吐在地上。”亚妮向制片人介绍。

可是光有这样的故事，有什么用？一名制片人问她：“你是怎么打算的？”亚妮没有听懂这句标准的试探性话语，她说没什么打算。对方很奇怪：你难道没想过如何发行，如何赢利？亚妮摇摇头，她确实没想过。

制片人的反问很经典：那么，你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亚妮的打算一直很简单，她就想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看到比她的文字更感人的那些故事。何况，现在你再去左权，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故事了。她对记者说。

十年时间，没眼人已从卖唱的流浪者变成了左权县的文化名片。

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拉布拉多导盲犬，用上了电子产品，住着县城的楼房，政府提供了低保……

亚妮实现了电影开拍前的“戏言”。但她也为这种变化矛盾，甚至痛苦。

农民们的日子越来越富裕了，没有人再愿意跟没眼人学唱辽州小调。现代化正在改变这里的一切，包括纯净的心灵。

世世代代的向天而歌，渐渐成了“文化馆民俗”，没眼人们正悄悄退出历史舞台，仿佛从没来过。

“还好，当他们盛开时，我留下了他们的故事。”她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