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土改“左”倾错误分析

贺晶晶

[摘要]1946年至1948年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土地改革，出现了极“左”倾向。激烈的群众运动、农民在政治和思想上彻底翻身的需求、贫农团成分复杂及干部问题等是此次土改出现“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 土改“左”倾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陕甘宁边区由此开始进行土改。但在土改进入到1947年以后，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左”倾错误。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务、乱扫地出门等。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左”的情绪开始在基层土改工作中蔓延。边区的土改为何会出现“左”倾错误？在此想试分析其原因。

一、激烈的群众运动极易出现“左”的倾向

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中共革命胜利的重要途径、推动革命进程的重要方式。从土地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处处可见。每一次社会变革，群众运动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群众运动具有易组织发动、易形成较大规模、易出现盲目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极易被各种动机不纯分子鼓动引导宣传后形成合力，而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它具有轰轰烈烈、排山倒海之势。一旦发动起来，群众运动的后期，往往因为“矫枉过正”而出现过“左”现象[1]。

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无疑是一场群众运动，因此在土改中出现“左”的情绪不难理解。农民在革命中具有两面特点：一面是具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在革命发展顺利时，容易头脑发热，急躁冒进；另一方面是具有小生产者的一贯缺点，在革命遭遇波折时，易有悲观情绪。在这次群众运动中的“矫枉过正”表现在：进入到1947年以后，特别是6、7月份以后，解放区的人民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握在共产党手中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广大农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前所未有。在这种革命顺利发展的大背景下，解放区的农民实际是带着一种急切的心情参加到土地改革大潮中来的。在革命高潮接连而至的情况下，急躁冒进情绪比以往更加强烈，从地主阶级手中获得土地的愿望更加迫切，因而产生极端的做法。

二、土改中农民对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解放和翻身的需求

应当注意到在此次土改中，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为代表，突出关于土改中不仅要实现农民对土地的解放，还要实现农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解放和翻身的需求。

1947年2月，准备去往山西路上的康生经过绥德时，作了一个土改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条指示：“要使一切无地少地的农民都要得到土地”，“要使农民认识这是自己斗争的果实”[2]。而康生着重强调了后一点，他强调的是农民“政治翻身”的问题。他指出：“要农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解放、翻身，这个翻身和农民得到土地同等重要。”康生介绍了王家塬乡土地征购经验，分为四个阶段：一、调查研究，发动群众；二、领导群众与地主直接斗争，进行诉苦清算买地；三、农民分地，丈地、拨地，地主写约；四、庆祝胜利，巩固果实，改造党、改造政权、改造群众团体。并特别提出第二阶段的重要性，“消灭地主最重要的形式是乡民大会，诉苦清算”。康生指出通过清算可以使农民自己感觉到力量，也使地主意识到农民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能使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

两天后，陕甘宁边区《土地工作通讯》上登载了土地征购经验介绍，其中提到：“领导群众与地主直接斗争，进行诉苦清算买地……这是最好的斗争形式，能使农民看到自己的力量，打垮地主的气焰对于农民的阶级教育是有重大意义的，在政治上使其觉悟提高。”“在这一阶段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严格注意纠正干部和群众对地主的妥协倾向；第二，要纠正把征购运动变成简单的行政买卖关系或边区政府的‘恩赐’，及干部的包办代替。征购的实质应是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是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使无地少地的农民普遍得到土地的一个伟大运动”[3]。这样一种对于政治地位平等、思想解放的警醒，必然会对当地农民意识层面产生影响。应当这么说，在此之前，很多农民也许都没有关于“平等”的意识，因为好多农民祖祖辈辈就是靠着为地主种地谋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并未觉得这有不妥。而经过这么一种警醒，农民不再单单只想拥有土地，更想要在思想上得到解放、政治上得到平等。在这样一种意识引导之下，农民揪斗地主时，难免因为长期受压迫，对“平等”更加渴求，而滋生出“左”的情绪。

三、由于老区的历史原因使得贫农团成分复杂，寻衅挑事滋生“左”的情绪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建立有革命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根据地，在农村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因而相比解放战争时期新解放区，地主、旧富农少，中农多，贫雇农少，贫农团中的贫雇农成分相对复杂。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在向毛泽东关于西北土改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分下降还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故这些地区组织起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无威信，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因而就出的乱子很多，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群众中也同样发生此种现象。很多地区掌握不好，这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贫农团成分的复杂，由他们领导土改，掺杂的个人主观成分会居多，势必会导致结果不公。加之此一类人向来擅长煽动情绪，寻衅挑事，滋生出“左”也就在情理之中。

这一点，在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关于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给毛泽东的复电，以及任弼时在1948年1月12日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都有涉及，可见这是此次在陕甘宁边区的土改中出现极“左”情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四、土改中干部存在的问题

负责组织领导土改的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也是造成“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干部自身带过去的“左”的情绪。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向中央汇报，信中的第三部分提到“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4]p66。

一些动机不纯的“旧干部”，尤其是真正负责基层土改具体工作的干部，对土改工作的办法有一个认识误区，即必须引导贫雇农进行彻底的革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取土地和政治地位等的平等。在这样一些干部允许甚至纵容下，出现“左”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

二是干部脱离实际，主观决定方针。

干部脱离实际，不进行实际调查，凭经验办事，盲目的发号施令，重结果，不重过程，也是导致这次土改出现“左”倾的原因。

这一点，可以在1948年1月的西北局会议上窥知一二。在这一次会议上，习仲勋传达了杨家沟会议精神并报告在绥德分区视察情况，严肃指出“通过战争和土改，暴露出不少问题，特别是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甚至部分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较低，政策策略观念差，对新鲜事物缺乏感觉，对实际运动也不分析研究，往往以感想代替政策，或只凭老经验办事，简单孤立盲目地去做工作，包办代替，尾巴主义，宁“左”毋右，急于求成，结果既脱离了实际又脱离群众，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5]。干部脱离实际，凭经验办事，经验主义导致宁“左”毋右，宁“左”毋右导致“左”的情绪昂头。

三是干部中存在着作风不过硬的“坏”干部。

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作风不过硬，甚至出现群众口中的“坏”干部，也是滋生出“左”的一个原因。这一点被很多人忽略，但笔者以为这也是当时出现“左”的很重要的原因。从当时群众中流传的“现在是打胡宗南，以后再来打干部”等说法中，不难看出，民众对干部的不满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一些基层干部平素作风就不好，更有甚者为非作歹，早已被老百姓视为新的封建代表。而在执行土改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干部滥用职权，住房窑、占好地，与民争利，窃取土改果实，从而引起群众的种种不满。因此，土改中以杨家沟为代表的地区，就有群众表示如果不解决个别“坏”干部的问题，就不积极对地主进行斗争，甚至发生打干部的情况。

对民国时期农民骚乱进行统计分析就会发现，农民的怨恨多数和地主剥削关系不是很大，都是跟国家的行为有关系，跟基层干部的腐败、敲诈勒索、贪污公款等不良行为有关，到土改时也不例外。中共发动“土改”，在农民的诉苦材料中体现出的，也是对党员干部的不满。从这些资料中不难看出，群众对干部、政府的行为更加敏感，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在土改过程中，原有利益格局的破除使得干群矛盾空前激化。同时，民主意识的觉醒，人民的革命话语权也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斗争的矛头往往指向基层的党员和干部，再加之陕甘宁边区“土地早经平分（有些地区甚至分过三四次），多数都是再加调剂问题，因此群众对民主与公平要求更加迫切”[4]p73。看到干部出现腐败等损公肥私行为，不满情绪更甚，也使得斗争形式往往很极端，出现把基层干部党员一概排斥在群众队伍之外，对军干属不加任何区别地乱斗，扫地出门，甚至出现吊打干部等极“左”的做法。

诸如以上所述干部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也是此次土改“左”倾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叶青.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运动模式的运作[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1）.

[2]康生.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47年2月8日）[Z]

[3]王家原乡征购土地主要经验介绍[G].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1992.

[4]习仲勋.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1948年1月4日）[G].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仲勋文集（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5]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