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崇高在18世纪的诞生

十八世纪是“情感的世纪”，也是“启蒙的世纪”。在这其间，诸多思想家追随着古罗马晚期修辞家朗吉弩斯的脚步，对崇高做出了属于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其中当属埃德蒙·伯克与伊曼努尔·康德的影响深远，是后人研究美与崇高范畴不可绕过的两位巨擘。

诞生的前夜往往是漫长的酝酿。朗吉弩斯首次以文学修辞的角度提出了“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这个命题，自此将崇高与人格联系在了一起，使之不再成为形容自然事象的独有。这一观点也启发了蒋孔阳关于崇高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力量的自我显现这一判断，为后来的“美在心”抑或“美在物”的主体转向提供了思想源泉。

美与崇高能够作为美学范畴，得益于美学学科的确立。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与一个德国人的名字不可分离——鲍姆嘉通，人称“美学之父”。1735年，鲍姆嘉通发表了《诗的哲学沉思录》，与十七世纪伴随着经验主义发展的“理性的年代”不同，這一“诗的哲学”侧重于感性方面，涉及“可感知的事象”，而非“可理解的事象”。这一自发观点在其十五年后发表的《美学》中，给出了确切的定义，他认为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在这一定义中，鲍姆嘉通将美学理解为不同于理性思维的集艺术观、知识论、智性学为一体的感性科学。这一定性为后来的伯克与早期的康德提供了生发理据。

1.世纪早期，文艺评论界兴起了一阵谈论趣味（taste）的风潮，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趣味在于个人感知，是不容争辩的，强调个人审美偏爱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