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
中国古代的官员,是有文化自信的。因为是学而优则仕,要熟读儒家经典,再经过科举考试,成绩突出的,才能取得做国家公务员的上岗资格。这种国家干部选拔模式,由西汉至清末,由察举制到科举制,用了大约两千年。尽管弊症也多,但至少有两个好处:因为是以读书取仕,基本保证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在全体国民的平均值以上,其中有众多官员,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专家,甚至是大家。对底层人的大门是敞开的,平头百姓只要读书有成,就有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给普通人以希望之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权亮点。
西汉进行干部体制改革,最初是无奈之举,因为新的权贵阶层出现了,建国功臣的二代和三代在地方做大做强,甚至爆发了“七国之乱”,已经危及到国家安全,迫切需要对公务员的结构进行大换血。西汉的察举制,是推荐制,被推荐者的前提,是《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五部经典读得出众的。东汉扩为“七经”,增加了《论语》和《孝经》,隋唐之后科举来了,必须经过严格规范的考试,考试范围扩大到“十二经”,在“七经”的基础上,把《礼记》《春秋》这两本书具体化,《春秋》细化为阐释研究《春秋》的“三传”,《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礼记》细化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再增加一部《尔雅》。到宋代,收入《孟子》,成为众所熟知的“十三经”。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范围缩小了,重点是“四书”,《论语》《孟子》,之外还有《大学》和《中庸》,后两部书是“三礼”中的部分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