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读朱自清先生日记,有几处小记录让人会心一笑。譬如喝醉了酒,一向拘谨的朱先生会慷慨陈词,对熟悉的朋友大说英语,这是地道的酒后“胡说”和出“洋相”。事后听别人说起,朱先生非常震惊,也非常羞愧。我们都知道朱先生是个认真严肃的人,酒后失态本不足为奇,发生在他身上却多少有些意外,仿佛做鬼脸,如果是学童倒也罢了,没想到私塾先生也变得调皮捣蛋起来。
上世纪30年代初,朱先生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去欧洲做访问学者,为此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传阅一时。不过我更喜欢他的日记,因为这类文字不为发表而作,可以读到更真实的东西。1933年12月5日的日记上有这么一段:“早大一有人示我“文侯之命”,问文侯是指重耳否,余竟不知所对,惶恐之至。”
即使最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惶恐之至”充分说明朱先生做人的态度。在英国期间,因为英文程度不够,朱先生屡屡遭人白眼。不由得想起闻一多和郁达夫国外留学时的情景,都说中国人出了国都爱国,但是留学的年龄阶段不同,思想情绪也不同。闻和郁在国外做学生时岁数还小,受人歧视,难免孩子气,因此也难免口号标语似的愤怒。朱自清已经是清华的大教授系主任,他所产生的情绪就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学外国语言产生的自卑。年龄越轻,学习语言能力越强;反过来,年龄越大,能力越弱。但是年龄大了,理解能力更强,于是弱和强的悬差,让做事认真的朱先生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