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会计相关实证研究综述

武剑锋

【摘要】本文详细回顾了环境会计涉及到的实证研究及进展，主要包括：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从主动承担责任到被动屈服于外界压力的三个认知阶段及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环境绩效纳入实证研究的视野，为环境和经济相关研究构筑了探究的桥梁；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既矛盾、又统一的历史争议；最后回到环境本身，总结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争而未果的话题，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究竟是诡辩还是申明？

【关键词】环境会计环境信息披露环境绩效

【中图分类号】F235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环境会计作为联系企业和环境的最佳载体，正在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学术界围绕环境会计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环境会计在会计学领域的历史并不长，其涉及的两大实证结果一直悬而未决，这种争议，为会计学者探究理论机理提供了机遇，也为环境会计的实践提出了挑战。

本文统计了近年来环境会计实证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围绕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绩效两个尺度展开，具体包括环境信息披露从主动承担责任到被动屈服于外界压力的三个认知阶段及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环境绩效纳入环境会计实证研究的视野、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争而未果的相关性探讨、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悬而未决的话题五个方面。

二、环境信息披露：主动担当还是被动承受

环境会计萌芽于环境信息披露，随着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越来越多，国外的环境会计研究和应用才得以渐成体系，所以，环境信息披露是环境会计最早涉及到的实证研究，打开了环境会计数据分析的大门。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认为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更多受所属行业、企业规模、资本密集程度、固定资产规模和使用年限、企业文化、社会大环境、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强调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如Christina等（2014）发现发达国家总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第二阶段关注点集中在企业内部，即公司治理、投融资策略等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该阶段仍然认为企业领导层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家族性企业也会有不同的环境表现；第三阶段的理论和实证结果则颠覆了上面的看法，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更多地是种被动表现，无论是受制于政府压力，还是被迫满足公众要求。

从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结果来讲，Peters等（2014）认为环境专业委员会的设立和董事会会议的增加能加强董事会中的彼此监督性和多样性，促进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而董事会规模则会降低环境信息披露透明度；两职合一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隐瞒不利的环境信息甚至编造虚假的环境报告欺骗政府和公众（Cong&Freedman，2011）；股权性质和国有股份比例对环境信息披露有促进作用，这与国有企业有政府做经济后盾、需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不无关系（Zeng et al.， 2010）。Ling等（2013）发现将精力更多集中在研发或品牌形象的企业，也倾向于披露更多环境信息。

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环境信息披露看似遵循自愿披露原则，实则由企业内、外部合力共同推动，外部因素为主因，所以实证研究逐渐从公司内部扩展到外部压力分析。从理论角度看，企业自愿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最本质是为其寻求组织存在合法性，企业赖以生存的环境由各个主体共同构成，这个大系统中每个成员对彼此既有约束又有推动，各方面的压力不断博弈构成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企业只有分享这种同质价值观、遵守普适的行为规范，才能维持内外部压力的相对平衡。外部压力则分为政府压力和社会压力，前者通過法律、法规或奖励实现，后者通过舆论或市场行为实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Bae（2014）的研究，民营企业将自愿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作为抢占合法性和经济效益的途径，参加温室气体资源注册计划更为主动，其消费者互动和应对市场压力的能力更强；而国有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和参与环境管理更多是出于国家强制性规则的驱动。

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越多，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数量和质量越高；英国乳制品企业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出台的政策反应敏感；美国电力企业在空气净化法案出台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高；Menguc等（2010）发现政府管制水平会刺激企业披露更多环境信息；签订京都议定书的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更具体，而且同一跨国企业在未签订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显著低于签订议定书的国家；我国资本市场对政府发布的环境法律、法规会做出积极响应，不过响应具有滞后性（毕茜等，2012）；受到更严格环境监管的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较高（王建明，2008）；肖华等（2008）发现“松花江”事件后两年，企业披露了更多的环境信息。Cherry等（2012）和Matsukawa（2012）研究发现，政府的财政拨款、贷款优惠和税收补贴等，可以明显提高政府对企业的环境管理监管效率；重污染性行业受到的环境信息披露压力更大；市场化发展水平和行业内的竞争程度也会对环境信息披露有正面影响（伊志宏等，2012）。

我国媒体有关环境报道的倾向性可以显著促进企业主动披露更多环境信息（沈洪涛等，2012）；媒体对企业环境关注度与企业披露的正面环境信息正向相关；美国和加拿大上市公司对媒体舆论非常敏感；被媒体负面报道过的企业为取得公众谅解，倾向于披露更多环境信息（Zeng et al.， 2010）；Loureiro等（2013）发现随着媒体报道的环境事故和溢油事故增加，政府要求企业披露更多环境信息以应对潜在危险，并准备足够的环境保证金；Nyilasy等（2014）通过对302家企业调查研究发现，通过媒体传播绿色广告的企业，消费者会原谅其产品的低性能，同样，环保性能高的产品经过企业的绿色广告会销量更高；全球化程度和国际化进程使更多企业“因地制宜”，在发达国家披露更翔实的环境信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的监管压力和民众环境意识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刺激。

三、环境信息披露对股权融资成本：是利是弊

就道德风险而言，企业如果不断欺瞒环境状况，环境恶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将“纸里包不住火”，届时各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会使企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另外，环境管理水平较差的企业，如果通过粉饰环境报告或财务报告诱骗投资者得到大量资本，这些资本并不会投入到环境运营中，真正的环保“良心”企业则因缺乏资金不得不限制环境投入，整个社会环境水平不断恶化，社会福利出现无法逆转的损伤，所以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和融资水平的相互关系很有意义。一种普遍的观点是环境责任强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经营意识更高，投资者对这类企业有较好的价值评估，而通过环境信息披露可以传递出企业积极的运营信号，减少彼此的信息不对称水平，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

环境信息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相互关系是从社会责任与融资关系研究中细分出来的，早期的该课题都是事件研究法，如Klassen等（1996）发现，正面环境信息会使企业市值增加0.82%，负面环境信息会使市值下跌1.5%，投资者对负面环境信息更为敏感；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预测企业的现金流，降低股票市场不对称性；逐年增加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提升股价和当期收益，股票流动性更高；重污染行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越多，企业未来现金流越充盈；积极的环境管理行为可以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Bartkoski et al.，2010）；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企业的价值评估，预测盈余和真实值更为接近；低质量的股票受环境因素影响更大（Schneider，2011）；印度1984年的氰化物毒气泄漏惨案使该类企业股价大跌，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损失小于不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Kock等（2012）认为股票投资者能够对披露的环境信息做出正确评估，但评估具有滞后性，环境报告与市场计价正相关；Latridis（2013）发现马来西亚投资者将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视作有价值的无形资产，代表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资本支出和较高的内部管理水平，这种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障碍较低，融资能力较强。我国重污染型企业融资环保核查政策的出台，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并得出以下结论：权益资本成本对财务性环境信息的敏感性显著高于非财务性环境信息；高水平的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动力更强（沈洪涛等，2010）。

四、环境绩效纳入环境会计研究视野

企业一旦有环境管理行为，就会有环境绩效，它是环境学研究的经典话题，也就是说，环境绩效这个概念实际上远早于会计学中的环境信息披露，但是环境绩效属性极其特殊，既复杂又无形，难以量化，即便环境学领域只也能以案例研究为主，所以环境会计实证研究早期并未将环境绩效作为切入点。随着美国经济优先委员会为重污染企业基于十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得出CEP指数、美国指定法要求企业定期填报《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得出TRI指数以来，这两个指标作为环境绩效的替代变量才逐渐纳入会计研究的视野。

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委托人难以观测和评估代理人的环境行为，这时公司治理的核心变成了安排各种制度和契约解决双方的代理成本，保障委托人的权益。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高管薪酬、高管长期激励、高管持股比例、独立的环境委员会、两职合一、管理层价值观、是否家族企业等因素都会影响环境绩效水平（Charl&Naiker，2011； Cong&Freedma，2011）。专业环境审计可以改善环境质量管理程序，提高环境绩效（Reed，2014）。Ramanathan等（2014）发现，内部利益相关者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经济压力、环境法规、外部利益相关者，环保法律的惩罚曾对环境绩效产生过积极和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企业对法律处罚的恐惧和担忧已降至较低水平。Testa等（2014）对比国际ISO14001标准和欧洲 EMAS体系，发现二者对短期和长期环境绩效均有正向作用，但是效果有差异。环保技术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环境绩效（Picazo et al.，2014）。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球环境意识的崛起，公司治理和环境绩效的相关性在不断加强。

值得说明的是，现行的环境绩效衡量方法只能体现环境管理的冰山一角，其他内涵型隐性数据藏在水面之下，可控性较低，这要依赖于环境学对环境绩效研究的进展，会计研究人员对此基本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无论如何，环境绩效的引入，都是对曾经狭隘的、只關注财务报表借贷关系的传统环境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突破，环境绩效真正为企业环境管理和经济效果构筑了探究的桥梁。

五、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矛盾中的统一

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实证结论相互矛盾、争议颇多，因而也成为了环境会计实证分析中最受重视、成果最丰富的话题。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Walley为代表的传统学派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环境和经济是竞争关系，企业若想提高环境绩效，势必增加更多成本，这部分成本本可以投入其他收益更高的项目，而且大部分环境投入难以诱发技术革新，所以环境成本的增加只会降低企业的边际利润，降低竞争力，Arouri等（2012）认为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完成价值链的重污染环节，也是基于本土进行环境管理会增加成本的考虑；企业环境评估会降低股票报酬率；污染越多的企业利润越高，预防或减轻环境污染会拉企业价值的“后腿”；排污量与股票收益负相关；环境尺度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资产收益率、市场回报率、股票报酬率、总资本回报率、TobinQ等负相关（Makni et al.，2009）；公司以环境为导向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Linder et al.，2014）。Le等（2014）通过对越南和柬埔寨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的三个港口调研发现，那些产生环境问题的企业，反倒是重要的经济增长体，所以政府需要平衡这些企业的环保性能和经济贡献。另外，需要特别指出，有一部分实证结果证实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无关，从侧面代表了一种观点，即环境对增加企业竞争力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以Porter为代表的修正学派则认为环境和经济可以实现“双赢”，但二者的均衡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上扬曲线，而是U型曲线，其中又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修正学派理论认为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是倒U型关系，环境业绩较糟时代表企业运营效率较低，提升环境绩效可以改善企业的低效状态，在环境管理水平和企业运营效率达到最优纳什均衡后，环境成本出现“反噬”，其带来的价值增量小于成本增量，此后环境投入都会增加企业的负担。第二种修正学派理论认为二者是正U型关系，企业刚开始进行环境管理时，占用了其他可盈利项目的资本，承担创新风险，而且短期内环境管理效果难以体现在经济指标上，环境成本投入越大，经济绩效水平越低，即正U型曲线左边的下滑部分，这与传统学派观点异曲同工，核心理念都是环境与经济相互制约；随着环境绩效的不断改善，环境成本增量逐渐小于盈利增量，环境管理熬过了艰苦的“冬日”，环境投入开始“反哺”，前期高额投入的生产工艺建设完成，后期维护成本远小于建设费用，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也远低于同类型未进行环境管理的企业，环境成为企业的模糊资源，提高了企业竞争力，有代表性的是Teng等（2014）研究的环境管理与经济绩效短期成本和长期效益的关系，结果显示，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呈U型关系，虽然短期内企业环境成本增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效益不断累积，长期来看，企业是受益于环境管理的。

二者正相关结论的文献很多，Arend（2014）通过对中小型企业的调查发现，那些注重环境责任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动机和能力，灵活性更强，这种绿色政策被视为具有竞争优势的“绿色”。环境绩效越高，权益回报率、销售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每股盈余、投资报酬率、销售额、净利润等越佳；环境等级高的企业股票市场月收益更高；环保宣传可以增加企业网站访问量，获得绿色商誉；同类型企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与销售回报率负相关；降低潜在环境风险能有效降低企业债务成本；随着空气净化法案的出台，美国电力企业整体环境绩效水平提高，环保型电力企业财务绩效优于污染型电力企业；Singh等（2014）把环境管理视作一种资源和战略，可持续的绿色生态网络不但带来声誉，还可以提高效率、减少浪费、节省额外费用；环境负债会影响固定资产的价值，债权人也更关注环境绩效，所以环境管理水平低的企业未来面临更大环境压力和财务压力；企业实施水清洁法案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生产差异化产品，提高竞争力（Rassier et al.，2011）；积极的环境战略可以使公司得到价格溢价，获得市场认可，增加销售业绩；我国学者吕峻等（2011）也发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另外，行业竞争程度和全球化水平对二者的相关性都有加强作用，为鼓励我国企业积极进行环境管理提供了依据。

六、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诡辩还是申明

环境绩效和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性研究是环境会计实证领域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类似，也分为正相关、负相关、U型和不相关四种结论，现在有两种理念来解释，本质即：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究竟是自我诡辩还是郑重申明。

自愿信息披露理论支持二者正相关，环境绩效可以避免逆向选择，企业通过环境信息披露将自己与环境绩效差的企业区别开来，得到政府政策扶持、减少可感知的环境风险，随着全球环境意识的崛起，环境敏感型投资者还会赋予环境友好型企业溢价，所以企业将环境信息披露看作真实的告白和郑重的申明。Clarkson（2008）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得出二者正相关，接着于2011年以澳大利亚为研究对象得出二者负相关，与Chapple（2011）对澳大利亚的研究结论相同。Latridis （2013）认为投资者将环境信息披露视作企业对环境管理水平的证明，这类企业意味着较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较大的产业规模、较强盈利能力和有力的资本市场竞争水平，其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是正向促进的。Albertini（2014）发现环境绩效水平随着技术创新和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有显著增加，环境信息披露精确度也有所增加，然而经济状况对二者提升路径有显著影响。Christina等（2014）以环境敏感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得出环境绩效好的企业，其“硬”披露指标比例更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更高的结论。

社会政治理论认为二者负相关，环境信息披露更多来自社会和公众的压力，环境绩效差意味着公司环境形象差，政府会为这类企业施加更多压力，公众和舆论不仅会从道德层面谴责，还会影响销售业绩和融资水平，企业倾向于通过披露更多环境信息以证明它在环保方面的努力，或者粉饰其环境管理的不作为，所以环境信息披露成为这类企业诡辩或狡辩的途径（Patten，2002；吕俊，2012）。Cho（2013）也认为自愿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实际上提高环境绩效的激励不高，这将是未来主流环境会计的研究方向之一。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二者呈U型关系，环境绩效差的企业受到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很大，倾向于披露更多环境信息以寻求存在合法性；环境绩效好的企业则希望通过披露更多环境信息显示自己在环境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并获取环境溢价（Dawkins et al.，2011）。Ling等（2013）发现，实施品牌投资偏好策略或研发投资偏好策略的企业，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都高于没有任何投资偏好的企业，然而，注重品牌形象的企业即便真实的环境绩效较低，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仍然很高；相反，注重研发投资的企业环境绩效较高时，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也较高，该U型结论与资源信息披露理论和社会政治理论是一致的。

七、讨论与展望

习近平主席在APEC欢迎宴会致辞中说，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很重要的内容，实现山青水绿的绿色发展，需要更大的力度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这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严峻的环境挑战不再遥远和抽象，企业是资源消耗和污染的主因，环境会计作为联系企业和环境的最佳载体，可以揭示出潜在成本减少和利润最大化的机会，进而鼓励企业进行环境友好型管理和决策，文章最后为环境会计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从环境会计准则来讲，需要突破会计确认和计量标准，明确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收益、环境费用、环境成本和环境利润，并要求企业发布专门的环境会计报告书。现行环境会计实证研究虽已取得较丰富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相关关系的表象计量分析上，之所以对其深层次的机理研究成果很少，原因就是数据的限制，环境报告书可以帮助企业从生产经营的微观尺度入手，探讨实证结果的背后成因，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最大的难点之一。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规范性缺失，为企业逃避环境责任提供了机会，建立专业的环境账户、健全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规范环境信息披露方式，既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环境会计实证研究得以发展的数据根基。环境信息的表达是复杂和长期的，统一的环境会计信息，增加了数据间的可比性，为大尺度观察环境管理对经济的滞后影响带来可能；不同类型的污染行业，环境管理前期投入区别巨大，一致的数据标准为行业类型和生产工艺对后续经济绩效差异性表达提供了机会。

我国国情特殊，需要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信息披露模式，用会计语言为国家相关部门的环境评价和环境监管提供有效信息，企业并没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和需求，政府部門的推动尤为重要。另外，政府身兼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三职，将国有企业和政治关联应用在环境会计实证研究中，可以给我国企业的环境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指导；而对比我国与发达国家环境会计实证结论，也能极大地丰富环境会计领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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