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艺术的崇高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朱鹏飞

摘要：中华传统艺术中的崇高以“正”、“公”、“忠”、“名”为特征，其根基则是恪守“刚”、“淡”、“信”、“谦”的“君子之风”。要成为“大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君子”。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文艺界所倡导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则直接从“大人”跳跃到“小人”，“君子之风”在这些个性强烈的人物身上荡然无存。如《亮剑》中的李云龙一类的英雄，由于缺乏君子之风的内核支撑，所以崇高中夹杂着许多“小”的私货。在英雄失语、“小”人横行的当下，主流艺术作品只有以“君子之风”为内核，才能塑造出真正的崇高英雄形象。

关键词：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高；英雄；君子；中华传统艺术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大”与“君子之风”

崇高作为一种至上的美德，在中华传统艺术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论是德与天齐的尧、舜故事，还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抑或是铁面无私的包公断案、精忠报国的岳飞抗金，在中国都妇孺皆知。但在理论层面，中国古代并没有“崇高”一词，能基本与其对应的术语是“大”。

较早专门论述“大”的是孔子。孔子在评论尧的时候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意思是说，尧作为国君很崇高，其德行堪比天齐。后来庄子也使用了“大”的概念，意思接近，他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皇帝、尧、舜之所共美也”从孔子与庄子的论述来看。“大”在中国古代，指的正是当代人所言的崇高。

与“大”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君子”概念。什么样的人算得上“君子”？“君子”就是“大”的或者说是崇高的吗？关于这点，孔子有严格的界定。他认为。君子虽有德，但其德性是要低于“大人”的，也就是说，“君子”有的是“大人”，有的不是“大人”，所以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从这段话来看，“大人”与“圣人”都是德行高尚之人，因此“君子”要学习、敬畏这两种人。他还在《宪问》里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意思是讲，君子里有不仁的人，但从来没有小人成为仁者的。也就是说，仁者是品行高尚的人，但有些君子达不到f-：者即崇高的地步。如果把“君子”与“大人”进行区分，用当代人的话来说，西哲柏格森将道德区分为“封闭道德”与“开放道德”，前者指社会强加给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式道德，后者指个别榜样式人物践行的高于社会责任的抱负式道德，前者是公德，后者是美德。借用柏氏术语，“君子”践行的是责任式“封闭道德”，“大人”践行的则是抱负式“开放道德”。君子有强烈的道德感，但不一定是崇高之人。

作为一个道德范畴，“君子”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时常在学生面前，教导他们要做一个谦谦君子。从孔子及历代学者对“君子”的论述来看，“君子之风”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曰“刚”。“刚”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指“刚直”。即性格耿直；另一层意思指“阳刚”，即做事光明磊落，有话直说，不玩小阴谋。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即指的君子做事要耿直、光明、坦荡。不要像小人那样常怀戚戚的阴暗之心。传统艺术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阳刚与刚直形象。比如魏晋时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塑造出一个誓死不向权贵低头的刚烈形象，而历代众多敢于向皇上直谏甚至死谏的“迂”儒，更是史书中的亮点。

其二曰“淡”。“淡”指的是不贪、没有额外的物质欲望（无欲）、淡泊身外的名利。中国人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指的就是君子的这种无欲无贪的平“淡”之心。庄子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木》）；汉朝刘向说：“君子得时如水，小人得时如火”；诸葛亮在《诫子书》中也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这种不为外物所移的平“淡”之趣，在后代的山水诗、归隐诗中得到充分体现。陶渊明《饮酒》诗就营造了这种唯美的“淡”的意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观山海经》中，他更是欣欣然享受这种无欲无求的平淡之乐：“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其三曰“信”。“信”指的是诚信，即做人要诚实，言而有信。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论语·学而》）意思是讲，君子的威严源于自重，而白重的基础就是“忠”与“信”，可见“信”对于君子之风的重要性。中国古语云“言而无信非君子”，作为百姓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算是皇上也必须“君无戏言”。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讲，诚实守信是衡量君子的起码道德标准。艺术作品中这类故事也不胜枚举。比如为了信守诺言而被洪水淹死的尾生抱柱的故事，以及众多为了十年前的某句口头约定、而于十年后某时某刻准时赴面的君子之约的故事，都是中国人在对下一代进行启蒙教育时的必讲课目。

其四曰“谦”。“谦”指的是为人要谦虚、礼让，用道德来约束自我的膨胀。孔子很讲究以礼治国，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其中就包含礼让之意。后世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深得“谦”与“礼”的精髓，并达到境界的升华。中国传统故事中，有不少关于谦让的故事，比如孔融让梨，是每一个试图独霸家中水果盘的小孩都要聆听的必修课。

二、由“君子”而“大”：君子之风

是崇高精神的根基

虽为君子，但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品行高尚之人，所以，要想由“君子”而“大”、而崇高，还必须经过一番蜕变与升华。这种升华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由“刚”而“正”。“刚”是对君子的基本要求，当一个人具备耿直、坦荡的性格以后，就容易在身居高位时，做到一身“正”气、“正”大光明，因而广受百姓爱戴与尊重。中国自古做好官，讲究的是为人正直、不阿谀奉承、不欺上瞒下，既不欺压百姓也不惧高官皇族。经典的艺术形象如开封府的黑脸包公，他的三把铡刀铡过负心汉、铡过犯错的亲人，也铡过高高在上的皇亲显贵。包公因而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好官原型，每当受到权贵欺压，老百姓就热切期待“包青天”出现。一些传统剧目如豫剧《七品芝麻官》中的唐成、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中的徐九经，都是此类不惧权贵、一身正气的好官典型。

其二，由“淡”而“公”。“淡”者不贪、无欲、淡泊浮名俗利，所以有这种君子之风的人身居高位，必清风两袖，常念“天下为公”，为普天下百姓谋福利。中国早期的神话传说中极多这样的人物故事，比如尧舜禹的禅让、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以及为解除苍生茶毒挺身而出的后羿射日：“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禊输。”（《淮南子·本经训》）这些一心为天下百姓着想的圣人、崇高英雄形象，成为中华艺术的宝贵遗产。

其三，由“信”而“忠”。“信”即诚信、言而有信，所以“信”是一种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只有具备这种强烈责任感的人，才会由“信”而“忠”。“忠”有三层涵义：一层指对亲人的责任，由“忠”而“孝”：二层指对朋友、他人的责任，由“忠”而“义”；三层指对社会、国家的责任，由“忠”而“勇”。“忠孝”、“忠义”与“忠勇”的故事，贯穿了整个中华艺术的脉络，成为其永恒的主题：一曰“忠孝”，割股疗亲、卧冰求鲤的故事让人感叹，孟郊《游子吟》中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更是令人动容；二曰“忠义”，《三国演义》中为了兄弟情义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被人供奉为“义帝”，广有口碑的武侠小说里塑造的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更是经久流传；三日“忠勇”，精忠报国的岳飞，因忠于国家而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唐初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等更成为颂扬爱国英雄的千古名句。

其四，由“谦”而“名”。“谦”是礼让、不争人先。放弃小我名利，而这样的人，往往更重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重“美名”与口碑，甚至是身后名。文天祥在《过零丁洋》里表达了自己不惧生死的决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的《石灰吟》也表达了这种青史留名的愿望：“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大凡重美名者，必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他人特别是天下人的幸福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由上观之，崇高精神实乃中华艺术宝库中一朵最艳丽的高贵之花，它倡导世人要“正”、“公”、“忠”、“名”，而其根基则是恪守“刚”、“淡”、“信”、“谦”的“君子之风”。要成为“大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君子”，不经“君子”之途，无由成为一个“大”者。而无论是“正”、“公”、“忠”、“名”，还是“刚”、“淡”、“信”、“谦”，都浸染着浓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表达了儒、释、道三家的人生理想：“淡”是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刚”、“信”、“谦”、“忠”、“公”、“正”是儒家所恪守的道德规范，“名”（身后名，来世）则表达了释家的人生态度。因此，我们可以对中华艺术的崇高精神作一个简单总结：中国古之崇高，即建立在“君子之风”基础上，集儒家、释家、道家人生理想于一身的“大人”形象，中华艺术的崇高精神，在这些“大人”形象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三、崇高精神在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中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亮剑》为例

进入当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17年间，艺术作品中涌现出大量的崇高英雄形象，比如一心为公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公”），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江姐（“忠”），做好事不留名最终美名扬于身后的雷锋（“名”），以及很多勇敢的战斗英雄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等（“勇”）。但进入“文革”10年，大量异化的英雄形象充斥于艺术作品中，这些人物多了“高”、“大”、“全”的虚假，而缺少真实的人性气息，以致“文革”结束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高”、“大”、“全”式的神化英雄一直被人诟病。

在这股反“神”运动中，学术界、艺术界一直津津乐道于让神走下神坛，回归到人本身，创作“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形象。但这时出现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由于新中国成立17年间，着力宣传那些“正”、“公”、“忠”、“名”的“大人”形象，而忽视对以“刚”、“淡”、“信”、“谦”为特征的“君子之风”的宣传——我们回顾新中国17年艺术史就会发现，宣传新时代“大人”形象的主流艺术作品比比皆是，而很少有宣传新时代“君子之风”的主流艺术作品，口口相传的仍然是那些“孔融训：梨”、“尾生抱柱”、“卧冰求鲤”的君子故事——这导致在紧随其后的20世纪80年代的反“神”运动中，艺术界所倡导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直接从“大人”跳跃到凡人甚至是“小人”。文艺作品中，这类普通人个性强烈，“刚”、“淡”、“信”、“谦”不冉是他们的人生信条，取而代之的，是在别人家庭还没有破裂以前就勇做第三者的荣耀（《红高梁》），以及享受人生声色犬马的满足（《废都》）。难怪到1993年的时候，作家王蒙也敢于以《躲避崇高》为名，对那些失去价值判断的文学作品进行讴歌：“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出现了，而且受到热烈的欢迎。”。在这样的轻视崇高乃至躲避崇高潮流中，进入新世纪以后，以宣传“大人”形象为特色的主流艺术作品，由于缺乏“君子之风”的内核支撑，也或多或少夹杂着“小”的私货。

典型的例子是改编自作家都梁同名小说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剧中主人公李云龙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因为他有不惧生死的“亮剑”精神，李云龙说：“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的剑客，这时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倒在敌人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一个这样奋勇杀敌的战士，照理该是榜样式的的英雄，但李云龙偏偏不是这样。从本质上看，他算不上一个真英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常常背离“君子之风”，我们不妨从“刚”、“淡”、“信”、“谦”四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李云龙：从“刚”的角度看，李云龙性格耿直，做事光明，是一个刚直之人；从“信”的角度看，他重然诺。有责任感，是一个诚信、重义之人。但是，从“淡”和“谦”的角度，他就远远算不上一个君子：他并不淡泊俗利，帮国民党部队清除叛乱之后，顺势夺走其部下的所有装备，说这是跑腿费；被贬当被服厂厂长几个月，复官之后竟然私自从被服厂带回200套新衣服，说“不然这被服厂厂长白当了”。这种雁过拔毛的商人精神，李云龙还自得其乐：“我这个人不择食，多了不嫌多，少了不高兴，要是啥都弄不到我可就要骂娘了。”此外，他自我过于张扬，为人不“谦”因而从来不注重美名，他攻打平安县城，一没有经组织批准，二没有考虑兄弟部队的安全，只为了解救自己的媳妇，因此是完全置大局于不顾的个人主义作风。当副团长在战士面前为他的攻城行为开脱，说也要为赵政委及赵家峪死去的乡亲们报仇时，李云龙直着嗓子喊：“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窗子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完全一副“我的事就是全团的事”的架势。自我膨胀非君子，这样一个缺乏“君子之风”的“英雄”，即便不是伪英雄，也是一个危险的英雄——这种将自我小利凌驾于他人与组织之上、爱贪小便宜到几近秉性难移地步的人，一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期身居高位，面对巨大的物质诱惑，就难免会晚节不保。当我们把这种毫无“君子之风”的贪小便宜心理当作人之常情给予理解时，事实上已经将真正的英雄解构得体无完肤。

比较一下同样顽皮、同样暴躁、同样冲动的李云龙和孙悟空，我们就能更明显区分出何为真英雄，何为假英雄：孙悟空也有缺点，就是太顽皮，太冲动，唐僧经常骂他“泼猴”，但是，孙悟空犯的是什么错误？他不过因为受骗当了弼马温而大闹天宫，因为看不惯几个强人吓坏手无缚鸡之力的唐僧而把坏人给杀了；因为火眼金睛看出白骨精的原形不听师傅劝阻而三打白骨精。一句话，孙悟空已经是个君子——他既耿直（刚）、不贪俗利（淡）、重然诺（信），又谦守师徒之礼（谦）——他只是还没能像个圣人那样做到不杀生，做到博爱，才屡屡遭遇唐僧的“紧箍咒”。唐僧是希望孙悟空成佛的。所以怒其不争，动辄严咎。但李云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时常表现得像个斤斤计较的商人，他从来没把自己看成君子事实上也确实缺乏“君子之风”。他只是一个由“小”人向“君子”努力的普通人而已，组织上每到他犯错，就给他念“紧箍咒”——处分，降职。但是，孙悟空作为一个缺点英雄，是在从“君子”向“大人”的目标迈进，并最终成佛；而李云龙也是一个缺点英雄，却只是在从普通人（“小”人）向“君子”的目标苦苦挣扎。两相对比。立见高下。如果还有人为李云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英雄”而欢呼，那么试问，孙悟空不算“有血有肉”吗？为什么英雄恪守君子之道就被当代人认为是“没有血肉”，只有像普通人那样算计、贪婪、自我才算是“血肉丰满”？难怪有学者对李云龙这种危险的英雄颇多微词：“幽默到不顾粗俗，机智中带着狡黠，仗义的背后是黑心商人的精明，桀骜不驯到对大局不管不顾……李云龙就是那把亮剑的代言人，可是当宝剑拔出，我们看到的却是剑身上已经留下斑斑锈迹。”

四、中华传统艺术的崇高精神对当代主流艺术创作的启示

综上所述，中华艺术的崇高精神以“正”、“公”、“忠”、“名”为特征，贯穿了整个艺术史，而其根基，则是恪守“刚”、“淡”、“信”、“谦”的“君子之风”。要成为一个崇高的“大”者，首先要成为一个君子。但进入当代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冲击，随着人文精神的失落，崇高渐渐失语，艺术作品中人们有意在躲避崇高，即使是以弘扬英雄与崇高为特色的一些主流艺术作品，其中塑造的英雄也由于缺乏“君子之风”的支撑，而变成了崇高与低俗的狂欢。在当下“宏大叙事”被解构的后现代语境中，如何在主流艺术作品中重叙崇高，从中华艺术传统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因为“君子之风”是崇高的根基，所以，在神坛已然轰塌、“小”人横行的时代，着力宣传“君子之风”，而不是单纯宣传崇高英雄，更能获得实际的效果。

人的德性分为三层：“小”人、君子、“大”人。如果我们试图让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成长为“大”人，最可行的途径，是先让他成为一个正人君子。只有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君子受尊重、小人被排挤的正气，才能指望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出现真正的英雄。所以，我们的主流艺术创作者，可以多创作一些当代的“卧冰求鲤”、“孔融让梨”、“君子之约”的故事。而不要让这种受人尊重的君子，总活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语境中。

第二，真正的英雄，可以有缺点，但不应该具有凡人所有的缺点，他可以因为生理反应而恐惧、因心理阴影而偏执，但不能因为“小”而有违“君子之风”。

莱辛在《拉奥孔》中说过，真正的英雄是“有人气的英雄”：“有人气的英雄既不软弱，也不倔强，但是在服从自然的要求时显得软弱，在服从原则和职责的要求时就显得倔强。这种人是智慧所能造就的最高产品，也是艺术所能模仿的最高对象。”莱辛说得很明白，真英雄之所以有人气，是因为他像个正常人一样也有因生物性带来的弱点，但这种人在面对原则与职责的要求时，就必得倔强，必得像个君子。在当代的一些主流艺术作品中，许多创作者依然陷入英雄要“有血有肉”、因而可以像常人一样“小”得可爱的误区，以为不如此，就不是一个“真英雄”。我们一定要牢记，做英雄，先做君子。倘不是君子。一个人即使“勇”也可能只是个不分黑白的打手，即便“义”也可能只是哥们义气，即便有“名”，也可能是欺世盗名。一句话，非君子者，遑论“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