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话语系统背后的大众价值观

公方彬

过去我们的话语系统包含一些明显特点和重要价值元素，比如官本位与级制度、统一思想与集中权力、全民讲政治等等。这已反映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比如经济活动中也充满了军事术语：“突击队”“排头兵”“大兵团作战”等等。作为比较，西方的话语系统也与其文化源头有关，即所谓西方文明有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在此基础上注入了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再加上价值观多元，从而形成与我们过去单一性话语系统大相径庭的话语系统。比如，我们关于南海问题原则立场的宣传片可以到纽约时代广场去播放，西方人觉得亦无不可。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方面讲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元化领导，要求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意味着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因而必然构成大众的同一种话语系统。而西方的多党制和多元价值并存，必然形成多种话语系统或主流价值观基础上的多元并存，没人要求某一种话语系统。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目标多元化，中国社会仰视政治人物的传统文化心理正在发生改变。话语系统带有根本性，因为它是价值观的外化，反过来强化价值观。看一下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中国的白话运动，这一点都不言自明。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价值观的丰富，更加注重自身独立思考的人们开始形成一种与过去政治思维和价值系统不同的新系统。这个过程和趋势投射到话语系统上时表现得不可逆转。既然如此，当下我们要认真考虑的就是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话语系统，保证有效转换而不紊乱。很重要的是顺应时代进行扬弃，比如政治范畴突出政治伦理规则和职责，避免过度单独依赖所谓高尚，尤其不能以官的大小标识高尚与否。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新话语系统中进一步注入丰富的人文精神。总而言之，新话语系统的转变是一个重大命题，也是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