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女性写作生态笔谈

陈瑞琳 荒林

摘 要：汉语文学的女性写作成就正在全球范围内突显，本文试图通过对海内外女性写作生态的全景观照，辨析当代女性文学在怎样不同的成长环境下所拥有的共同精神特征及艺术人格追求，并阐述当代汉语女性文学作品何以在市场阅读中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汉语女性写作；大中华语境；向“内”看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5-0092-05

荒林：我们看到，在国际文坛，男性写作群体一直如同他们的社会处境，呈现为强势，仅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男作家占绝对多数，女作家即使获奖，如多丽丝·莱辛、爱丽丝·门罗、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西耶维奇，她们的写作及题材内容也并非广为人知，而是相当边缘化，如女性生活的觉醒反思、异域的小城民生、秘而不宣的纪实故事等。但是，如果对比汉语文坛，从世界分布的情况看，尤其是近年来崛起的新移民女作家，汉语的女性写作却呈现出比男性强势得多的特征。更重要的是，汉语女作家写作的题材和内容正在趋向于重大及宏观历史的表述，如北美的严歌苓和施淑青、台湾的李昂和龙应台、大陆的铁凝和王安忆等，她们的写作分别涉及到移民与人类的现代演变、中国近现代变迁及国共历史演义、以及风云变幻的都市成长故事。

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华人开始向世界各地流动，由此而产生的汉语新文学写作如今正在遍及全球。通过阅读就会发现，地球村的汉语新文学写作，却以女作家为引领风潮。最近出席“莲花杯”世界华人诗歌大赛颁奖典礼，作者来自包括大陆中国的16个国家，海外的华人作者几乎是一色的女性。这并非偶然现象，正如你在《海外星星数不清》评论集中所说，当代海外新移民女作家是“长袖善舞缚苍龙”，她们能够大气磅礴反思历史，勇敢探索心灵解放。我在研究大中华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中，面对的正是包括北美华人新移民空间下的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现象，女作家人数不仅众多，而且代际相承，她们不是通过宣言，而是通过丰富多彩的文本，相互呼应，书写女性主体成长和超越的故事，共同呈现一种汉语文化生长崛起的独特风景。

陈瑞琳：是的，纵观世界文坛的发展格局，多以雄性文学引领风潮，如英雄主义、自然主义等，以及为我们塑造出悍、顽强、带有不屈精神和奋斗内质的硬汉形象。只是在近一百年来，女性作家的创作才渐渐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从1909年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到2013年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共有十二位女性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还不算《简爱》的作者夏绿蒂，《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汀，《远航》的作者维琪妮亚·吴尔芙，《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契尔等等。尽管如此，在整体的世界大文坛上，女性作家的创作还是属于支流的力量。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的华文文坛，看到的的确是另一番景象，即女性作家的创作几乎成为当代汉语文学的主力军！无论是亚洲地区还是北美洲及欧洲，华文文坛都呈现出一幅“山花烂漫”的女性风采，甚至可以说是一马当先地冲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阵地前沿。这种现象不仅令人惊讶，也令人反思，因为其中包含了移民文学所具有的某种现实特征。

如何解析当今海外华文坛的“红楼”现象？浅层地分析，首先是异国漂流，春江水暖，女人先“知”，由此，一代海外“文学女人”应运而生。很多的海外女作家都是在生命“移植”之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如当年旅居瑞士的赵淑侠，旅居美国的於梨华，旅居德国的龙应台，还有后来行走在东西方的严歌苓、张翎、虹影等。赵淑侠早年的创作是为了抵御寂寞，龙应台的创作来自于她有话要说，严歌苓是因为自己的艺术观念受到了重新洗牌。女性与文学原本就有着天然的血脉，生性中敏感多情，善于吸收又渴望倾诉，因此就更容易发现了自己的创作支点。所以说，移民生涯的动荡变换，海内海外的交相辉映，首先被激活的女性文学遂成为一脉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无论是当代海外女作家还是海内女作家，她们与男性作家在创作上的重要差别，我个人认为是体现在精神气质及情感的表达。女作家们首先是更看重“人”的本源意义，即“人”在这个世界所承担的各种角色。在她们的笔下，最善于在纷纭复杂的情感世界中，再现“人”的冲突与力量，由此形成了一道女性文学千姿百态又自成方圆的风景线。我曾经写过一篇论述陈谦小说的文章，题目叫做《向“内”看的灵魂》，其实也是对当代女作家的一个整体概括。

当然，这种向“内”看的创作特征，并非意味着女作家的创作就轻视了外部世界的表达，很多的女作家，如严歌苓，她的创作是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但演绎的却是“人性”在刀尖上的舞蹈。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铁凝、王安忆、残雪、林白、方方、陈染、迟子建等海内女作家的创作中也看到了同样的体现。

对此，你曾研究女性文学多年，你认为当代的女性创作与男性作家的作品有着怎样的区别？

荒林：是的，海内的女性作家创作的确也体现出这种向“内”看的心理特征。但同为汉语写作，我认为海外的女作家和国内的女作家，又呈现出一些各自不同的特征，就像并峙的山峰，郁郁葱葱中相连又相隔，但土壤气候还是滋养出不同的硕果。

如严歌苓，早在赴美留学之前，她已出版长篇《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和《雌性的草地》。其中《雌性的草地》严歌苓还说过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之一，这部在国内创作的作品，对于女性原始自然和永恒力量的思考，对于性爱、复仇与宽宥的激情之思，日后在严歌苓小说中不断被深化完善。如果说留美学习加强了严歌苓小说的专业技巧，增加了身份敏感意识和由此而生的中美比较视野，那么，她在大陆所奠定的女性主义思考母题，则借着合力而得到更加深化的表达。严歌苓在海外创作的代表作《人寰》和《扶桑》等，前者是反思中西方现代父权对于女性的不同控制方式，创立了情感政治策略表达模式；后者是反思中国移民史，深刻揭示西方扩张与东方创伤之间现代性的张力关系，创造了历尽屈辱沧桑而生生不息的女性/东方文化形象。这二部作品的确可说都是向“内”看而生成的精神高峰，也象征着北美新移民女性文学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高度。我记得你也在一篇评价严歌苓创作的文章中曾说过：海外华语作家的创作，在精神本质上是属于在“中国文学”的范畴。不过，我相信你说的“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是远远大于地理意义的中国，可能和我使用的“大中华语境”相近，就是指汉语文化的共同体。在全球化和网络时代，汉语文化共同体，正包括了海内外使用汉语阅读写作的人们，他们跨越国家、政治和党派族群的区分，依靠汉语语言文化维系共同体的精神归属。

如果从“汉语新文学”的视野看，女性作家走出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更有机会获得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身份。原因是，这种出走类似“娜拉出走”，有些在本土还无法看清的问题，有了时空距离，有了他者文化比照，更因为“移植”需要成长，必然开掘潜力，突破陈旧框架，获得一种审美意义的新生。

以英籍女作家虹影为例。虹影也是早在国内即出版过诗集和作品，移民后出版了小说《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和《英国情人》、《女子有行》等，诗集《伦敦，危险的幽会》、《我也叫萨朗波》等。她的写作一直是由“外”向“内”看人性，反思爱，她写的中国饥饿时代，可说是考验人性和爱的特定场景，她没有停留在控诉历史，相反是充满了人的关怀。在我看来，移民女作家置身于英语环境中的汉语写作，在其自我叙述中，均暗含着“中国”讲述，以中国“故乡”作为一个想象背景，进行叙事定位。同时也是向西方讲述中国，让西方人倾听中国，包括向全世界的汉语读者讲述自我和中国故事，以及在异国“新乡”的故事，这一切迫使了写作者必须发出“多声部”声音，或者说，使写作的情景具备“纵横交错”的目光，从而使得她们创作的文本充满了立体音响和丰满色彩。如此，个人的中国经验，通过汉语讲述，变成人类可以分享的世界经验，变成地球人的经验。应该说，在这点上，虹影和严歌苓殊途而同归，也是所有优秀移民女作家共同的努力，由最个人化的讲述，实现了宏大叙事的讲述。

尽管海内女作家并没有像移民女作家一样“娜拉出走”，但全球女性主义时代，海内女作家的写作一样是开放无界。在张洁、铁凝、王安忆、残雪、方方、池莉、张欣、林白、陈染、迟子建等女作家的创作中，也是通过向“内”而实现向“外”的叙事方式，与海外移民女作家完全相通。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所决定，女作家们在开放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写作自由。与海外移民女作家所不同的，海内女作家们更深入开采了“中国本土经验”。比如张洁长篇巨制《无字》，书写由延安革命至北京改革开放的精神历程，铁凝长篇《玫瑰门》写了革命与妇女解放的故事，王安忆《长恨歌》书写上海都市传奇，残雪集中刻画人在体制中的生存荒谬，池莉和方方把武汉的都市生存演义写得生动精彩，广州的张欣也把广州的都市故事写得风生水起，林白和陈染对知识女性在北京的命运进行了深入剖析，迟子建构造了东北的故事原型。在女性文学的大森林中，每处风景都充满了生命精彩。我本人更倾向于把全球汉语新文学的女性文学风景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不得不说，从性别对比而言，国内文坛男女作家的比例，相对而言还是男作家略强，包括各种奖项的评选，都是以男性作家为主。但是在海外的文学生态中，女作家显然占绝对优势，她们非常活跃，给读者的感觉是海外的汉语男作家相对比较低调。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陈瑞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值得探讨的问题。形成这样的文学格局显然有很多的因素和层面，先来看一下国内的文学环境；

我曾特别注意2015年中国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最后呈现的十位候选作家中只有林白一人为女性，其比例实在太少。这种结果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文学传统一直强调作品的“社会性”，于是也影响了大量的作家在创作中努力追求“社会性”，而以男性作家最为突出。关于女性创作，我们前面谈过，由于她们情感的敏感丰富，创作的重心更放在写“人”的内在世界！女性作家除了对“情感”的迷恋，还更迷恋于“语言本身”，比如残雪这样非常独特但又不被主流文坛肯定的作家。这样的局面让人不禁有些伤感，因为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最缺乏的正是这种“情感力量”和“语言力量”，而国内的一些女性作家正在不断努力，可惜一直得不到足够的肯定和重视。

反观海外的华文坛，其生态环境正好与国内不同。海外的华文作家，其创作动力主要来自于精神的慰藉和内心表达的需要，他们不是特别看重作品的社会功能，也不想以创作来承载某种人生使命，他们与名利的距离相对比较远。海外的文坛看上去是一种比较原生态的创作环境，既无理论倡导，也无组织上的扶持，甚至都缺少鼓励与掌声，作家们几乎是随心所愿地写作。

了解了海内海外的文学成长生态，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在国内的文坛上男性作家成为主流，而在海外的文坛上女性创作遍地开花。海外作家的创作首先是远离了功利心，也无法以此为生存的技能，作家们只是以汉语的坚持和依恋为根本，然后负载的是情感的表达。

由此回到海外的汉语男作家相对比较低调的问题。首先，海外作家没有国内专业作家的职业待遇，他们要养家糊口、打拼事业，所以男性作家大多都承担着相对比较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们只能在职业工作的缝隙中写作。如当年在酒店业工作到退休的刘荒田，大学里教书的朱琦、程宝林、苏炜等，还有在市府工作的沙石、陈九，图书馆工作的张宗子，从事媒体的王性初、孙博等，另有些作家是提早结束了自己的生意或职业生涯，如少君、章平、陈河、宣树增、薛忆沩、陈九、林楠、任国平等。这其中，只有哈金和北岛是一直有着大学的依托，可以比较从容地写作。在这个分析中，我们有意识地排除了台湾背景和香港背景的海外男性作家，如多年前移居北美的痖弦、洛夫、郑愁予、白先勇、刘大任、张系国、张错、刘墉等名家，因为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态又有着时代划分的不同。令人惊讶的是，与这些男性作家同期创作的女作家，其数量也是压倒性的多数！如张爱玲、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欧阳子、丛苏、施淑青、赵淑敏、简宛、喻丽清、韩秀、张凤、吴玲瑶、章缘、姚嘉为、周芬娜、蓬丹等等，其丰硕的成就也是蔚为大观。

再回到海外新移民女作家的生存环境，她们中很多人大都是先沉默了一些岁月，待身心安定了下来才开始创作，所以给人以厚积薄发的惊艳之感。正如英国女作家伍尔芙所说的必须要先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才能进入真正的写作。当然，有不少女作家是在婚姻中预备好了“一间房子”。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对于海外女作家来说，写作“房间”的准备都显然比男性作家来说容易了许多，这也是海外女作家在创作上出手比男作家快的一个现实条件。除此之外，女作家的选材也比较活泼广泛，比起男性作家的喜欢社会思考、专注历史发现来说，其作品的孕育也更缩短了周期。

在这样的文学生态考察中，我也很想知道，国内的女性作家面临的又是怎样的生态环境？在这么多年女性批评界的不懈努力下，是否真正起到了推动女性创作的作用？

荒林：的确，在国内我们有作家协会制度，即专业作家制度，这样的制度对于大陆的文学生态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利弊均有，如果发挥其优势，有助文学发展，如果任其弊病滋生，则非常不利于文学的健康。

相对于其它行政机构，在作协的体制内，其实女性更容易获得领导岗位，从国家到地方各级的作协，我们看到的是，铁凝是中国作协主席，王安忆、方方、迟子建等，分别是上海作协主席、湖北作协主席和黑龙江作协主席，刚刚出名的女诗人于秀华，是一位农村残疾妇女，写诗一夜成名，也被选为所在县的作协副主席。这也说明在文学竞争领域，性别是相对平等的，女性竞争力相对更强，女作家因文学成就而获得一种权力身份，这使她们有更多机会走出一般女性相对窄小的生活空间，更有可能体验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且也更多机会获得管理经验，于写作而言肯定有助益。换句话说，中国的作协制度并没有伤害到大陆女性文学繁荣的生态。

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专业作家的制度，也激励了写作者追求名利，同时还造成了中国作家没有生存危机。如今，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写作越来越与市场关系密切，很多年轻的写手主要通过市场获得名利。作协的体制也在改变，签约制正在取代终身制。

再谈到海外移民作家的性别处境，我在研究中注意到，联合国倡导和推动的全球女性主义普及，（如近年的《他为她》行动就是其中一例）为海外移民女作家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中国“出走的娜拉”们，移民到了海外，没有重复鲁迅曾经说过的从前女性的出走命运，那时的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现今她们不仅能够找到经济支持，更方便得到重建自我的思想武器。在某种意义上，她们都实现了伍尔夫所说的拥有“一间自己的屋”，不仅是经济独立，而且成为精神独立的创造者。从严歌苓、虹影等作品中，可以明显读到女性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使她们能够审视中国经验和移民经验，能够获得全新的立场和角度。

关于移民男作家的困境，你谈到了他们需要养家糊口的压力，我推测，也有精神转型的压力，即如何摆脱中国传统的父权观念，需要学习破解自我束缚的各种知识，相对而言，他们会比女性遭遇到更多困难。

我们看到，海内外重要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主要影响力并非来自评奖，而是来自出色的发行量。有些作品的影响，可说是市场争议出来的，比如林白的长篇《一个人的战争》，有多个版本，原因是身体的描写、性的禁忌，经过多重市场选择。在大陆汉语活跃的图书市场，民间的阅读平台，女性作家的作品似乎更加畅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看来，她们是有能力引导市场阅读的思考者和思想者，而且，事实上，都市的阅读者更多是女性，女性对知识的追求，构成了文化市场经济的主要拉动力。

例如香港畅销书作家亦舒的“言情”系列小说，曾长期是大陆书店的不衰品牌，许多书店的最醒目处，长排摆放亦舒的“言情”系列小说。必须正视的事实是，亦舒小说虽以“言情”元素为文本主线，但背景是香港现实生活，题材是职业女性的物质追求和精神领悟，或者是女性对于物质和爱情多重需求的寻觅，并不把女性引向唯情处境和情感宗教，相反，倒总指引她们走出迷津，获得智慧，她亦倡导女性情谊，将女权主义的姐妹情谊联盟观念进行形象表达，使女性在奋斗中获得精神慰藉。如她的代表作《独身女人》，生动再现了香港职业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现实，对比今日大陆中国都市白领女性现实，里面的“指点迷津”成为了白领女性的“葵花宝典”。

归纳起来，如今汉语文学圈内广为人知的女作家及其作品，都有点类似于张爱玲当年的“风景”，呈现了文学与市场的契合状态。很多女性文学作品，可说就是女性主义思想的通俗版本，我在研究中曾经将女性文学的畅销归入为女性主义思潮的表征之一。

陈瑞琳：看到当代汉语女性文学作品在市场阅读中起到如此重要的引导作用，不禁想到面对今天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性别所带来的问题不仅不会越来越淡化，而会是越来越尖锐。随着女性文学的不断觉醒和深入思考，有关性别困惑的主题不仅不是日渐减少，而是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也因为此，女性文学的前景不仅是充满挑战，而且大有可为，其作用和意义则是无以取代。

2016年2月于澳门大学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