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优贡制度下的“辩才”

2016-11-17 02:36张蕾
现代交际 2016年7期
关键词:儒林外史

张蕾

摘要:严贡生作为乡绅地主集团中的一员,有“能言善辩”的交际能力,但以“说”亮相的严贡生,却展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优行。通过他的自我演绎,作者呈现出封建优贡制度下的丑相。

关键词:《儒林外史》;优贡制度;严贡生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7-0069-01

《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是第一个进入读者视线的优贡士子。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从开篇到结尾,丝毫不改其善辩之才。

严贡生本名叫严大位。从其字的命名看,似有“严以律己,端正致中”之意,但人不如其名,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作为一个封建没落王朝的地主乡绅,他被族中人寄以厚望是毋庸置疑的。但殊不知,他早已是在“方巾阔服粉底皂靴”的外衣下,倚仗优贡之名而勉强度日的破落乡绅了。

严贡生的出场不是应约而来,而是闻风而至。他听说,张乡绅和刚中举的范进要到高要县汤奉处“打秋风”,便先行恭候。趁知县下乡未回之机,大摆宴席(超出他平时的消费标准)款待素不相识的两个异乡客──张静斋和范进,并伺机自荐,凭空杜撰。严贡生一番自我标榜本来无懈可击,没想到他家蓬头赤足的小厮现身,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那小厮直言不讳地抖出他早晨的壮举──私自关押误闯进严府的邻家的猪。为了掩饰自己的劣迹,严贡生只能硬着头皮死撑,先强词“要猪,拿钱!”,后夺理“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此番混淆视听还真是恰到好处。庆幸锣响,回衙,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虽然严贡生的辩白演说还没来得急说清道明,但“有所不知”足已使到异地打秋风的人了解事出有因。

一场自荐的“秋风宴”还真让严贡生大显身手,虽然他因王小二讨猪案和黄梦统借约案的东窗事发而受到牵连,没做成知县身边的“要紧人”,还被汤知县视为忝列衣冠的可恶之人,但这并没有堵塞他向上爬的社交渠道,一句“有所不知”的辩白已为他进入上流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严贡生来到县城,经张乡绅的穿针引线,与做过应天巢县的周老爷一见如故,并结为儿女亲家。这不能不说是“说”惹得“获”。

大婚之日,囊中羞涩的严贡生为掩饰真相,打着节俭之旗,占官府之利。不仅让四个戴红黑帽子、手拿鞭子的衙役站轿子两侧,而且还在遮阳上明晃晃地贴着“即补县正堂”的字样。“八钱银子一班”还“叫不动”的吹手,他只给“二钱四分低银子”兼扣“二分戥头”,还叫张府里押着来。左等右盼,直到日头平西,也没个吹手,搞得新郎官前前后后急走,就连严贡生本人也按捺不住“嚷成一片”。好在客人识相,借“吉时已到”让“前去迎亲”。人生大事岂能草草了事,寒酸之极的排场又有谁能迁就呢?在“有吹打的就发轿,没吹打的不发轿”的条件下,严贡生威逼仆人寻人,四斗子不负众望找来两个吹手:一个吹箫、一个打鼓的,却总不成个腔调,这不和谐的旋律给暗淡无光的婚礼增添了“看点”,为一对新人带来“笑个不住”的喜庆之色。作者通过闹剧的场面描写,不仅形象地展现出严贡生持家之“紧”的风格,更从四斗子短小精悍的回话中生动揭示了其杀价之“狠”的特点。

吴敬梓在刻画小说人物时,也通过人物的谈吐,将各自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来。以“赖船资”之事为例,严贡生抓住船家畏惧官府的弱点,循序渐进地施展其能言善辩的伎俩:先交代病情,有个晕病。后讲清药价,值几百两银子。再点明药方,人参、黄连。最后,强调药效,治命药。船家在一口一个官的威吓之下,在一句一个打的逼迫之下,不但不敢要那十二两船钱和喜钱,反而得求严贡生开恩,让严贡生高抬贵手。要不是搬行李的脚夫一语道出真相,初来乍到来此地的船家还真得一直蒙在鼓里。脚夫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严贡生早已耳熟能详。他作为旁观者,表面上是责备船家,实则是旁敲侧击,戳穿严贡生挖空心思装病闹船家的诡计——只不过是为了赖掉十二两船钱。

从严贡生讹人赖钱的表演中可以看出,严贡生善用“说”的手段,惯用“辩”的伎俩。能言善辩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流畅。诓船家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更长久的辩论战才刚刚拉开帷幕,得便宜的他已经制订好如何吞并其弟遗产的计划了。严贡生弃船登岸回到家中,先制止了其妻腾房之举,后说“替二房立嗣”暴露其的狼子野心。赵氏原是严监生的妾,因生了个儿子,又因在正房王氏病重之时,寸步不离地殷勤伺候,使王氏感激涕零让她转正,成为严监生名正言顺的合法妻子。不久,积劳成疾的严监生也离开人世,赵氏之子成为严府的合法继承人,赵氏也顺理成章地做了逍遥人。不料赵氏作威作福没多久,她的儿子就得“险症”夭折,让蓄谋已久的严贡生有机可乘。而今的严贡生,先从“宗嗣大事”下手,安排刚成家要立业的二儿子过继。后又在“正名分”上大做文章,否认赵氏由妾扶正的合法地位。束手无策的赵氏只好一纸诉状,将严贡生告上官府。幸好汤知县是妾生的,再加上之前严贡生的不利案底,才维护了赵氏的权益。严贡生气急败坏地一告再告,最后求了周学道,如愿以偿地立了二令郎,得到了本不该属于他的七分财产。严贡生之所以能赢得财产,除了依仗传统的宗法观念、伦理观念外,更主要的是他的人际关系在发挥作用。

严贡生作为乡绅地主集团中的一员,有“能言善辩”的交际能力,但以“说”亮相的严贡生,却展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优行。通过他的自我演绎,作者呈现出封建优贡制度下的士子丑相。严贡生这样的优贡士子,是这个时代教育的结果,不能不令人对时代的教育产生反思,这也许就是作者刻画优贡士子的绝妙所在。

责任编辑: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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