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人”赵永志和北京的农业共成长

□本刊记者 胡志强/文 彭程/摄

“土人”赵永志和北京的农业共成长

□本刊记者 胡志强/文 彭程/摄

没几年就要退休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北京土肥工作站站长赵永志告诉记者，从事了农业工作几十年，自己对农业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怀与爱，也有不少忧虑。

就食品供应而言，北京是大市场、大流通，有限的北京农业做不到100%自我供给与保障，必须考虑应急保障，当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至少能够提供一个星期的自我供给与保障，即“危机管理”模式。赵永志反问记者，你说北京能取消甚至消灭农业吗？

在田间与农民交流

劳模先进有很多种，以勤勤恳恳的本职工作服务社会，并与之一同快乐的是一种；以无声奉献感动社会，被引为楷模的是一种……还有这样的劳模，时刻心系国家与百姓，将居安思危、忧国忧民内化成一种责任，敢于担起社会发展的担子，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去思考，坚持创新，不懈奋斗。赵永志就是这样一位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以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为己任；始终为改变我国农业的落后面貌，让农业更有效率、农民职业更有尊严、生活更幸福做着不懈的努力；始终为耕地资源危机尤其是质量下降大声疾呼，不断奔波；始终站在国际竞争的大格局视角下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宣传农业的重要、耕地的重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赵永志，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5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他的名片背后标注是：北京“12316”农业服务热线首席专家、农业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农大、北京农学院特聘校外研究生导师等多项兼职工作。我们罗列这些，目的是找到这样的答案——为什么赵永志是一个北京（很多时候还是国家）的民生卫士，他为什么无时无刻无处不停地用自己的思考提醒我们——北京乃至全国耕地正面临危机。

他向记者介绍了这样一组数据——随北京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北京耕地迅猛减少。1985年他开始工作时，北京耕地面积约630万亩，到1995年减少到590万亩，平均每年减少4万亩，减少速率平均每年0.6%；到2005年耕地减少到350万亩，与1995年相比每年减少24万亩，平均减少速率4%；到2015年耕地面积减少到160万亩，与2005年比每年减少19万亩，每年减少速率为5.4%。随着耕地的减少，北京农业发展空间大大被压缩。另外随着北京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经济价值迅速减少，不足北京整个GDP的1%。因此，不少人主张北京应取消农业，甚至有人指出北京农业有不少负面影响——如耗水大、化肥农药污染大等等，坚决要“消灭”农业。这样的观点，赵永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看北京农业的作用与价值，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经济价值，更应站在全面、战略、科学的高度上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和看待北京农业的发展以及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价值与贡献。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毫无顾忌、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北京农业的发展的赵永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农业更多为近代传统农业，是封闭式自给自足农业，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尤其进入九十年代成为城郊型农业，北京农业不仅要自给自足，还要考虑城市需求，但其主体功能没变，依然强调生产功能。进入本世纪初，北京农业发展成为都市型现代农业，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单一的生产功能转变为生产、生活、生态和示范多种功能。尤其进入“十三五”时期，北京作为首都、作为国际大都市，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强调的更多是生态、社会价值与作用。生态价值与作用就是要保证北京天蓝地绿水清，环境宜居，生活幸福；社会价值与作用不仅要考虑北京农业的政治性、示范性、文明传承性，更应考虑的是社会公共保障与应急保障。

几天前，赵永志带记者到顺义采访他们的土肥水工作。来到顺义，他先把记者带到了顺义国际鲜花港，而不是他们的基地。国际鲜花港是个美丽的地方，一路上我们在车里就北京土地资源、耕地状况和土肥利用等问题，天南地北地聊天，本以为采访的方式是轻松的，但他似乎一直轻松不起来，甚至在谈到他获得劳模称号的问题上，他依然说“不轻松”。记者似乎明白了来鲜花港的意义，他是想让这篇报道一方面传递北京农业的多样性、生态性、社会性、高端性，一方面在一个稍好的外部环境下，这位专家劳模的情绪也更放松一些。

在实验室研究课题

赵永志的“经文”——耕地危机

隶属于北京市农业局的全额拨款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是赵永志。

该站成立于1979年，现在在编职工57人，专业技术人员达90%，具有推广研究员、高级农艺师职称的20人。我们能从互联网上轻易查到他们的基本职能：紧密结合京郊农业的多功能性、多样性、融合性、高端性、品牌性和应急性的特点与要求，以生态、节水、节肥、高效、安全农业建设为中心，以提高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水平、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培肥土壤地力、提升耕地质量、减少肥料面源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发展绿色、循环、低碳、高效农业为重点，不断提高土肥水科技成果转化贡献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承载率和劳动生产率。

目前，他们正在实施“11、22、33、66”工程：“11”，即积极推动耕地质量管理立法和肥料安全与管理立法。“22”，即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加强肥料质量管理；做好信息化规划与建设，做好生态规划与建设。“33”，第一个“3”指落实好三大工程，即面源污染治理工程、现代农业基础建设及综合开发工程、测土配方施肥工程；第二个“3”指完成三项重点建设，即蔬菜标准园建设、粮食高产创建、特色农产品生态园建设。“66”，第一个“6”指不断完善六个体系，即耕地质量监测体系、土壤肥料检测体系、肥料质量追溯体系、土肥信息化体系、土肥技术示范推广体系、科普与宣传培训体系；第二个“6”指大力推广六项关键技术，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土肥关键技术、低碳循环农业土肥关键技术、休闲观光农业土肥关键技术、城市家庭阳台农业种植技术、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技术、智慧土肥精准管理技术。

在土肥工作站的会议室里，我们能看到他们获得的很多包括站长赵永志本人的荣誉证书和奖章，但见到他本人之后，他一句话也没有谈及这些，而是简单交流之后，话题就转到了北京乃至全国的耕地危机上来了。他说，几十年来，“耕地危机”这本经自己常念不衰，不敢停嘴，因为“我就是干这个的”。因为“别看人们都在埋怨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农民们每天都在地里干活儿，但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懂得土地安全！”他说，我走到哪里都是大声疾呼、宣传提高耕地质量，促进土壤健康有多么重要。作为一名农业工作者，尤其是负责土肥工作的科技工作者，赵永志还担负农业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指导组成员职责，这让他更感责任重大。

作为专家，中国耕地质量问题他研究得很细，宣传得很急。他说，我们貌似地大物博，实则在地少人多的现实困境下，土地被累坏了，因为要满足近14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农膜，导致土壤生态系统出现了大的问题，大部分耕地处于亚健康状态，“可我们目前既要保证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尤其粮食生产安全，又要保证土壤健康，这确实很难，尤其不能过急过激，因为我们要用只占全世界8%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他说，用化肥增产是万不得已的办法。记者谈到今年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这是我国土壤修复事业的里程碑事件时，赵永志好像松了一口气，这个文件让他从事的工作有了更加坚实的政策依据，念“土地危机经”底气也更足了，“但我们工作的分量也更重了！”他说。

现在，他又加大了土地危机意识宣传力度，从科学的角度提醒人们，不仅化肥、农药、农膜会污染土壤影响土壤健康，而且我们的工业垃圾、城市垃圾、污水、污泥更可怕，一旦进入农田都是破坏性的，不仅会污染土壤造成食品生产不安全，更会彻底让耕地失去生产功能，如此会断了子孙后代的路。我们全社会必须树立高度的环保意识与责任。作为农业科学工作者和土肥专家，他说宣传要注重科学性和严谨性，比如，如何对待化肥面源污染问题？他说，化肥本身没有错，错在我们使用方法不当，就像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超标事件，并不能说明三聚氰胺本身有问题，是把它用错了地方。他告诉大家，为农田施肥就像人的饮食，过素、过荤都不行，我们土壤的生态系统出现严重问题，主要原因是化肥施用过量和使用方法不当造成的。

见到试验田中小麦的涨势，赵永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赵永志毫不回避带来我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他说，我们的土地太累，是因为要比发达国家用更少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耕地没白没黑地工作不仅累，甚至累垮了。不懂科学，盲目施肥，让土壤吃得不安全，土地就会出现健康问题，我们大部分耕地目前就处于亚健康状态。另外，不尊重科学，盲目发展，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如大量工业排放、城市排放坑害了农田。比如，全国已经有5000万亩耕地重度污染，失去了农田的基本功能；2亿多亩耕地酸化已经带来活化土壤重金属的严重问题。

他提醒社会公众，对中国和欧洲耕地质量进行比较，欧洲的耕地复种指数是0.6左右，土地有近一半“休息”时间，而且，倡导农民绿色休耕，政府给予奖励，反之就要处罚！我们呢？全国平均复种率达1.5以上，土地要“加班工作”多半天；北京更高达2.0以上，用设施种植技术让土地一天干两天多的活儿，结果导致土地寿命大减。可惜的是，尽管类似赵永志这样念土地危机经，不遗余力的大声疾呼和宣传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专家很多，但因为农业行业的弱势性等诸多因素，在赵永志眼里是基本常识的问题，在绝大多数国人都是“不知道”。

赵永志念土地危机经的高潮是在2012年5月29日，那天《经济日报》刊发了他的题为《耕地质量也要确定“红线”》的文章。他在该文中疾呼“坚守好数量红线，更要守好质量底线”！

在文章中他说，2006年国家提出全国耕地数量要坚守住18亿亩红线，以确保满足国内人口的粮食需求。然而，根据目前的发展形势，仅仅守住数量红线，而忽视土地质量问题，也很难确保粮食安全，“耕地质量红线的确定是比耕地数量确定更为复杂的科学问题。如何界定耕地质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陈印军认为，耕地质量是耕地土壤质量、耕地环境质量、耕地管理质量和耕地经济质量的总和。

而由于长期以来在耕地质量方面的工作开展不足，导致我国耕地质量处于底数不清、规定不明、规划缺乏、标准不一、投资不足的阶段。我们必须站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预警体系和严格的奖惩制度来遏制耕地质量下滑风险，通过科学规划和政策引导来推动耕地质量保护。”

他的呼吁引起了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也让他进入了国际视野。

谈到他的专业总是滔滔不绝

我们不能挣“脏”钱

作为杰出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赵永志的社会良知无处不在。

采访中，赵永志和记者就“有限的现代化”观点进行交流，他明确地说：“我很同意这个观点。”他说，所谓“有限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度”的概念与意识，而正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多时候“过度”了，导致我们挣了很多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不绿色钱。他表示，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务必注意不要得现代病，不能以毁坏环境损害人类的未来为代价。今天的发展必须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而不能因为过度开发去污染环境，破坏自然生态。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在理念上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同时要讲究方式方法，尊重规律与科学，更要注意发展空间、时间、规模、速度的维度与资源、生态、社会的承载能力，不能过于超前、超度发展，这不仅是科学态度，更是人类责任。他说，作为一个专事土地科学研究与利用的机构，从小处说，他们的工作是让农民收入高点，劳动强度小点，让市民吃的更丰富、更安全、更有营养，生活环境更美好；从大处说，是要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更健康、更安全，让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从而保证人类永远有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带记者考察土地状况

他去过很多北欧国家，他的体会是，那些国家不会盲目地追求GDP，和我们的GDP数量比较，那些国家显得很寒酸，但那里的人民幸福指数很高。为什么？就是那里的经济社会结构更合理，毁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不被允许，人们觉得毁坏环境挣的钱是“脏”的。他对日本的很多做法也很赞同。最近日本政府有关方面提出出钱邀请他去进行相关学科演讲交流，他说：“科学无国界，我会应邀去日本进行交流的，他们有不少先进农业发展理念、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如日本的阳台经济、科技推广模式等就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当然我们也有不少好的做法与经验值得他们学习借鉴。如我国大规模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做法世界独一无二。”

说到国际交流，他很自豪。虽为技术推广部门，但他们很注重创新发展和对外合作交流，从而使他们的工作水平、业绩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扩大，当然这是行业带头人赵永志艰苦努力与带动的结果。他说弱国无外交，单位部门交流也如此，你首先要有基础，要具备相当的水平。就如他本人，通过多年的扎实工作与努力，奠定了很强的创新能力、创新水平、创新业绩，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所以他有幸作为专家学者应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把演讲舞台延伸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罗马总部。在那里，他做了《中国耕地质量建设、保护与管理暨世界土壤科学发展趋势》和《北京都市农业发展》两个报告，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水土司、农业司领导与专家高度评价，进而确定了在中国共同举办召开一次高级别国际土壤学术研讨会，并就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等多方面进行交流合作。多年来他们的国际交流活动非常活跃，仅近几年，赵永志领导下的土肥工作站就先后组织60余人次前往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也多次接待了包括欧美、亚非在内的五大洲外国农业考察团来站参观交流。

赵永志说，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的工作在国内的示范意义重大，他们从不敢把自己工作的视野仅仅放在北京这个局部。他们做的沃土工程、山区富民工程、菜篮子建设工程、测土配方施肥工程、北京现代农业基础建设提质减量培肥工程、北运河流域肥料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北京土壤资源综合管理与服务信息化工程及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技术、粮经菜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水肥一体化与物联网精准管理技术、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研究与应用等100多项国家、部市级重点科技项目，仅获得国家、部市级科技成果奖励就有57项，这些成果绝大多数在北京乃至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推广应用，并取得良好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为推动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乃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为此，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评价说，北京土肥工作很扎实，很有特色，很有成效；司长叶贞琴说，北京土肥工作在全国是最好的，至少是最好之一；司长曾衍德说，北京市土肥工作思路超前，理念创新，工作有章有法，成效显著，引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值得认真总结。

这些来自领导、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充分肯定、评价与荣誉，让赵永志和他的同事们很知足，很有荣誉感，也化为新的动力与干劲，使北京市土肥工作站不断发展进步，成了北京市农业局的明星单位。

土地和水、空气一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尽管须臾不能离开，但不少人对它们的珍惜往往是在口头上重视议论之后，在实际工作中又屡屡被忽视。而赵永志和他的同事们不敢也不能！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原因，他们始终怀有深深地社会责任感，把自己的社会良知、做人的基本准则紧紧捆绑在了不起眼的泥土之上。

看看他们的作为。尚不完全的统计，他们在国家重点刊物发表各类论文300多篇、出版专著40余本，科普书籍手册不计其数，科技宣传、科技培训、科技下乡每年的次数都是数以万计；全站先后获得中国农化服务百强建设首都体系主导单位、中国改革优秀单位、中国金桥奖先进集体、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先进单位、首都农化服务体系建设优秀单位、世界葡萄博览园建设者奖、全国耕地建设与保护先进单位、北京市职工教育先进单位、北京市农业局先进党建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特别是2007年以来，在赵永志带领下，他们在如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面源污染治理、生态农业建设与模式、特色精品农业打造、耕地质量资源信息化建设与数字平台建设、肥料质量安全监管机制方法创新等土肥领域的许多工作，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抟土成人，爱土就是爱人

我们完全可以把女娲抟土成人的神话当真的听，因为人类离开土地就不会有生命，土地是人类存在不多的几个基本要素之一。高中毕业之前一直在农村生活的赵永志对这点感受更加强烈。北京延庆家乡的农活儿没有他不会干的，当年报考北京农大也多因他对土地的热爱。记者问他：“你觉得自己像个农民吗？”他说：“不是像不像，而是我就没把自己和农民分开过。”热爱土地并把这种爱无缝链接到对人的爱，俨然是赵永志的一种本能。

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在上世纪90年代速度突然加快，那段时间他正好在北京市农业局粮经处负责基本农田划定工作。他的大学专业是农学，虽然也学了一定土壤专业理论和知识，但毕竟有限，为了搞好耕地基本农田划定，他不仅日夜加班学习土壤专业理论与知识，还学以致用，与工作实际相结合，认真学习了解北京耕地土壤分类与利用状况，尤其在基本农田划定中细致到了每块耕地的性质。对北京市境内9个土类、21个亚类的土壤类型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并和有关专家合作编纂出版了《北京土壤》。他不仅成了行业发展带头人，也成了行业学术的带头人，为推动北京市耕地质量建设、保护与管理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农业部特聘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

因为科研和推广成果显著，作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科学、技术、管理人才，他被选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对自己因推动北京市土地资源信息化管理，推动北京数字土肥、信息土肥、智慧土肥发展卓有建树，成为行业知名专家，走上了国际学术舞台等荣誉，赵永志不仅很淡定也很谦虚。他说，我的工作就是干这个的，推动北京乃至全国耕地质量建设、保护与管理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我责无旁贷，不能委责于人。而取得一些成绩也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归功于我一人，我只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和代表。

土地管理，在任何国家都是基本国策的重中之重，而土地国策的制定和维护原则必须依靠相关行业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他们这些建议与意见的提出，需要深入农村农户开展深入调研和大量实验与实践工作，赵永志把这个形容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是一群真正的“土人”，在土肥工作站，很少能看到闲着的人。赵永志说，都下乡了，“我们这个团队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每天、每时、每刻要做什么，全站57个人，北京全域内的耕地情况就要靠这几十个人去随时了解掌握，成千上万的农民，谁家有了问题，都会打热线向我们咨询，寻求帮助，为了服务好农民，我们不仅要在线回答问题，更要直接下乡为农民提供一对一的指导服务。所以，大家都很忙，都很敬业，都甘于奉献。如果按劳模标准衡量，他们都合格，只是名额限制，否则，我就会建议有关部门把我们这个团队都推荐出去，让大家个个都成为劳模。”记者再问如何协调全站人员的每日工作，赵永志说，都是专业人员，各有各的工作，所谓的协调，在我们这里就是按照职责分工和工作计划、要求、标准认真扎实做好自己的每件事，准确地说，是靠制度、责任心和自觉性协调我们的一切。当然作为站长，我还是要带领大家深入开展调研，认真做好单位乃至行业发展思考与规划，做好细致周密的科学工作计划与方案，创造良好工作环境与氛围。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与机制引导大家愿干事、能干事、善干事、干成事，尽力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价值，让他们既有责任感，又有荣誉感和成就感。单位和行业更多强调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扎实工作的单位、行业精神与文化，引导大家良性竞争和健康快乐地工作。

实验时一丝不苟

调研耕地土质

他们的工作的确是快乐的，因为他们的工作不仅被社会认可，还交了数不清的朋友，尤其是许多农民朋友。赵永志告诉记者，自己就有很多农民朋友，比如通州区永乐店的武顺岩。武顺岩自己引种了黄桃品种要靠黄桃种植发家致富，可引种后发现本来品质优良的黄桃，自己地里种出的果子变了味。他找到了土肥站，接待他的正是“12316”农业服务热线首席专家赵永志。这个普通的郊区农民没想到这个大专家那么随和，那么没有架子，还完全像个老农民似的，走进他的果园，和他一起蹲在黄桃树下查找问题。不过他看不懂大专家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在看果树、取土样，然后就是和他说再见，让他等消息。没几天，赵永志又来了，告诉武顺岩，黄桃的品种没问题，但他半开玩笑地说“你的园地有病要治病，你的黄桃也需营养配餐，”说的老武一头雾水。于是他认真地说，你的园土盐碱量有问题，好比人体弱多病，而且缺乏不少营养元素。我给你开个施肥方子，照这些施就可以了，并认真教了如何配肥如何施入。自那以后，武顺岩严格按照专家的意见，仔细地照顾自己宝贝黄桃树，结果，第二年他的黄桃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后来的几年竟然成了北京名牌精品果品。武顺岩太高兴了，找到赵永志说“咱们今后就是铁哥们了！”赵永志握着他的手说：“那是必须的！”他评价武顺岩是个很实在又很有创新意识的人，是典型的首都好农民，“我们很谈得来。”还有昌平鑫诚缘草莓种植合作社的崔社长，赵永志在他那里和中国农大教授共同建立了科技小院，对草莓生产实行零距离、零门槛、零费用技术指导服务。从基质育苗、立体栽培到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进行全程服务指导，甚至包括市场经营管理，使合作社草莓生产节肥、节水、节药，产量高、品质好，还可种出酸甜不同口味的草莓，而且早上市，卖出了好价钱。科技小院通过合作社服务带动周边村几百户种植草莓技术提升，取得了巨大成效，大家都成了朋友。这样的事例很多，赵永志告诉记者，到北京郊区去玩的话，你就提我的名字，放心，肯定有人招待你，“我们土肥站的朋友遍天下。”

从事农业科学技术工作30余年，赵永志很自豪地说“我们是和北京的农业一起在成长。”

牢记天职

现在，北京基本农田150万亩，其中70万亩种菜，80万亩种粮，这是北京耕地资源保护的底线，也是北京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底线。

有人提议北京应该放弃农业，赵永志坚决反对。他认为那是动了北京生存的根本，没了根基，北京在很多情况下都只能坐以待毙。他说，北京必须保持环境生物多样性。现在，北京有限的土地不可能满足自给供应，但必须做到应急保证。以当年的非典事件为例，作为大流通的国际化大都市，那期间外地农产品进京就出现了问题，北京短期自救的基本能力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稳定作用。而且北京人也不能全部都坐在家里享受所谓的城市化，还必须具备出城享受农业文明、进行农耕教育的基本条件。他认为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坚守这个观念并在政策方面落实它，是自己的天职。在这个天职原则下，他坚信，以环境毁坏和污染为代价，那样的GDP不是绿色的，不可取。

赵永志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不遗余力地向社会介绍国家耕地资源状况与严峻形势，就是要增强人们的耕地的重要性、农业的重要性和耕地资源的危机意识，促进农业乃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他说，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少地多，按我们的耕地标准，他们的耕地保有量总数可达60亿亩，是中国的三倍。其中土地有机质达到3.5以上的优质耕地也有20亿亩，土地质量与健康度远远高于我们。我们的土地贡献率（即来自土地本身）只有40%，余下的60%是通过化肥等外在手段来实现的，美国正好和我们相反。还有他们的土地“因为水资源丰富，保护的又好，所以农产品生产成本低、产量高、品质优”，而我国相差较大。

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土壤和肥料专家，赵永志不位卑，他更不敢不忧国，他的天职感比常人尤胜。

所以，当他听说日本人在我国山东租赁耕地搞实验，不仅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且生产的农产品几乎全部售回日本国内，不免有些动容。他说，让外国人到中国租地搞农业，没有完善的制度做保障，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很可能出现大问题，土地安全谁负责？如大规模用我们的土地供外国人消费，我们如何端稳我们自己的饭碗？这是战略问题，必须严肃对待。记者问：社会对转基因问题很关注，相比土壤质量问题它们谁更重要？他毫不犹豫地说：“两者没有可比性，但我认为耕地问题更重要，因为耕地是生存基础。另外不少人缺乏科学知识，如大家都关注的两湖大米问题，明明是土地酸化和矿山开发导致重金属含量超标，却偏偏有人说是转基因问题，还有人相信，就非常可笑和让人担忧。和转基因问题相比，土地问题要复杂得多。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有三个因素影响了我们的土壤质量——一是除草剂，它破坏了土壤的微生物存量，导致土壤活性大大降低，土地发生“肠梗阻”；二是化肥超量，尤其氮肥、磷肥超量使北方土壤盐渍化、板结，造成土地“三高”，南方土壤酸化，重金属活性增强；三是污染物排放会导致多种高分子有机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侵入农田，严重影响土壤健康。当然，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我国不少江河水都处于污染或轻度污染状态下，也令人担忧。

因为天职，2012年，赵永志在国内首先提出了“耕地质量也要确定质量红线”的概念。在国内媒体广泛关注报道后，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2013年，习总书记明确提出：耕地有数量红线，也要有质量红线，从而为我国全面实施耕地质量建设、保护与管理指明了方向。

今天，位列全国前茅的北京经济体量中，只有1%来自农业，但这1%被赵永志视作自己天职的根基，不能撼动。2015年在被选为全国劳模之后，他更不敢稍有懈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