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图亚特·霍尔的大众文化与传媒

吕文冰

摘要：作为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霍尔对大众文化的定义、编码/解码模式的创立，尤其是对媒体、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从不同层面拓展了文化研究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大众文化；编码/解码；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学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作为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其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从霍尔解构“大众”，编码懈码，媒体、政治与意识形态三方面论述霍尔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

一、霍尔解构“大众”

在霍尔看来，“大众”往往成为社会“改革”的对象，要求其符合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霍尔围绕“大众”一词，对“大众文化”的不同定义进行了三个层次的解构：其一，是大众文化的市场或商业定义，即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霍尔认为，这一定义与对民众的操纵和贬低联系在一起，民众无异于“群氓”是一群生活在“虚假意识”中的文化傻瓜。其二，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这接近于大众的“人类学”概念——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即标志特殊生活方式的东西。第三，霍尔指出，建构“大众”所依据的原则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对立，这种张力和对立区分“大众文化”和“非大众文化”。他在考察大众文化时，主要关注的是文化间的关系和霸权问题。

霍尔自觉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定义大众文化，强调文化霸权控制和反控制的双向运作。霍尔认为不存在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必定是存在于文化权力和统治关系网之中，与商业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

霍尔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阶段理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是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各环节均有联系，但又保持着相对自治。霍尔认为，信息在流通过程中是以符号为载体形式传播意义，这一过程既有赖于技术和物质工具，也取决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会关系。事实上，由于信息接收者的社会特征、知识背景不同，他们在接收信息时必定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所选的或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其中包蕴着意识形态运作和媒体文化霸权。

三、传媒、政治与意识形态

霍尔在论及大众传媒时，认为媒体“恢复和维持现存的阶级关系”的目标从未存在过，总是存在新的被瓦解的可能性。传媒已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各党派政治纷争的角斗场所，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在此上演。霍尔通过《监控危机》中对“民间魔鬼”所引起的“道德恐慌”的关注的批判，别具匠心地指出：大众传媒承担着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通俗习语，从而达到对民众的规训的目的。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的传媒机构不时报道：撒切尔夫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说话，同工人阶级一起抱怨过分官僚化的左派、工会和地方政权等。霍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传媒的实质就是将意识形态生活化或文化化，撒切尔主义的实质就是要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其政治统治霸权。

霍尔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阈出发研究大众传媒，开创了媒介研究的文化政治学范式，霍尔对传媒的分析绝不是居高临下的空谈式的社会学批判，他始终坚持将传媒置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之中来发掘其意义和效果，其媒体文化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文化研究这一学术思潮的政治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