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力量的补充：抗战前国民党政权电影生产动员体系中的新生活运动

李九如

行政力量的补充：抗战前国民党政权电影生产动员体系中的新生活运动

李九如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权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对该政权的既有电影生产动员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奖励、扶助、制定标准、共同/委托制作等几种官方原有的电影动员方式之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新生活运动也在国民党中宣会（部）的电影界谈话会中产生了影响力。

新生活运动 电影生产动员体系 电影界谈话会

1934年，国民党政权发动了一场旨在控制社会的新生活运动，这场试图以“礼义廉耻”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的运动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自然也不例外。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生活运动是对国民党政权控制社会的行政能力的补充和加强，它的“由公务人员作起，再推之民众”的运动程序说明了这一点。②这就意味着，既有的国民党官方体系，必然要首先受到该运动的推动和刺激。这不仅表现在运动的思想内容所试图对当时已经陷入官僚主义的国民党官方体系产生的影响，更表现在运动本身对这一效率低下、“腐败无能”的政权的刺激上，尽管效果如何人们评价不一。在电影管理领域，国民党政权的电影生产动员体系就受到了新生活运动一定的影响，控制能力得到了提升。

在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电影检查部门（无论是教育内政部电检会还是中央电检会）所具备的某种“生产性”，通过所谓“剪刀”政策改造国产电影特别是左翼电影的意识形态语义，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电影生产动员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