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是围绕自己的主题，从体现自身理论性质的逻辑起点出发，经一系列概念、范畴、思想、观点、论断等在内的逻辑中介，到形成若干具体理论成果的逻辑结论。通过这样的逻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完整的逻辑形式呈现出来，形成科学体系，成为引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行动指南。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体系；逻辑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4-008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BKS038）

〔作者简介〕林怀艺，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泉州362021。

在现代汉语中，“逻辑”除了被当作逻辑学和观点、主张（常用于贬义）的同义语之外，还包含思维的规律性、客观规律性等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旨在探讨这一理论是如何围绕一定的主题，从逻辑起点经逻辑中介到逻辑结论进行理论建构，形成科学体系，并通过完整的逻辑形式，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生发展规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理论的主题，是它所蕴含的中心思想，以此作为各项要素的辐射中心和创造的制约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目前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但是，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他思潮和学说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涉及发展，因而很难将其当成普适性的标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的现代化，从历史进程来说，分别始于鸦片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并不契合；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基本上是一种同义反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致力于回答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在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走不通的情况下，如何去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基本上是同义语。根据《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的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将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及其价值，由社会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个人消费品采取按劳分配，阶级和国家消亡，人开始成为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主人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获得的，并且那个“旧世界”的基础是发达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从西方向东方演进的历程中，它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列宁明确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他不但在与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的论争中捍卫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而且反复强调俄国不能再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内战结束后，列宁果断抛弃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改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政策，对非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破冰探索，对此邓小平肯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3〕列宁还预测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4〕

列宁逝世后，苏共长期对本国国情存在超越阶段的误判，没有正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现实。前苏联先是固守由斯大林定型的那种“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社会领域同质同构、高度一体化的‘总体主义模式”〔5〕，后来即使有所松动也仅限于修修补补，并且通过诸如扼杀“布拉格之春”来压制东欧国家的改革愿望，从而一再错失改革良机，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前苏联又突然转向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结果导致了亡党亡国亡制的结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国际共运中的一道历史性难题。苏东剧变后的“社会主义失败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除了有政敌的挑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和疑虑。

就中国而言，尽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以苏为戒”，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夕又再度否定了那种试图以千篇一律的格式来看待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的设想，强调中国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将带有东方大国的许多特点〔6〕；但在实际上，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最适合的是中国，因为“政治上专制传统越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就越适用苏联模式”。〔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国家在建国后所采取的体制，总的是模仿前苏联的，落后、不适应现代化，“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8〕邓小平关于“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9〕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等论断，固然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弯路和教训的总结，但也同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善于对苏联模式、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进行深度反思密不可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探讨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但提出的时间最早，而且始终处于首要的地位，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其他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都是由此衍生来的。改革开放前，正是因为长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方向背离了“解放人”的起誓且总是以僵化、生硬的教义面貌出现，党偏离了为民谋利的宗旨且疏于执政能力、治理方式等现代化，发展背离了生产力标准且结构失衡、手段粗放。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逐步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进程中，其他问题才随之正本清源，得到比较好的回答，尽管这并不否认其他问题的提出对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倒逼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一旦进入实践，必然面临着介于二者之中的“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追问，否则事情仍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因而，探讨在当代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也就成了命中注定、义不容辞的课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结论

任何系统化的理论，都有自己的逻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是围绕自己的主题进行的。这一逻辑建构的起点是一个科学的抽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论是“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结论并非直接完成，而是通过一系列逻辑中介来达到的，正如列宁所说，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1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自《乌托邦》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已经走过了500年的历程，这当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在“溜”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如同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为这一理论的逻辑起点，就在起始范畴上明确了它在理论性质上同“老祖宗”的高度一致。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理论珍品，这个“珍品”，意味着它们应该是那些能够反映共性、彰显内核、传递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统一的内容。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后继者的发展、锤炼，它大致包括：1.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2〕；2.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13〕；3.社会主义社会经过全面的发展和进步，将进入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为根本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 ；4.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5.不断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促成国家逐步回归社会；6.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养新型的人际关系；7.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5〕；8.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6〕；9.加强全世界无产者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联合，“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17〕；10.善于扬弃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而不能离开世界文明大道。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中介

该逻辑中介指构成这一理论的概念、范畴、思想、观点、论断等。打个比喻，这些类似桥梁、导管，一端连接逻辑起点，另一端通向逻辑结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18〕，因而其逻辑中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别的什么地方移植来的，而是源自新时期的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9〕

首先是范畴。范畴作为思维工具，是反映事物本质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简约地概括了中国新时期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和矛盾关系，是带有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范畴的概括，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它大致包括：1.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但必须使之同中国的实践、历史、文化等相结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2.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强调突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掣肘，以积极上进的精神状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使主观和客观能够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3.根本（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强调在坚持根本（基本）制度的同时，适时对具体制度（体制、机制）进行革新，使我国制度体系的优越性、活力和绩效得到释放；4.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强调把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统一起来，无论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坚决摈弃；5.市场和政府，强调处理好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关系；6.民主和法治，强调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进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社会进步和人民素质的提高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并且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8.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强调将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9.一个国家和两种制度，强调把坚持一个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原则，同两制并存、允许港澳台高度自治的灵活策略结合起来，推进国家和平统一；10.人民主体和党的领导，强调人心的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主要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带领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21〕上述范畴以对偶的形式展现，并贯穿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和发展等重大问题的探索之中，体现了在对立统一中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实质。其中，“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起着举纲张目的作用，而“市场和政府”这一范畴表明商品、货币、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无法逾越的，相对列宁更多地把新经济政策当成一种权宜之计，这种认识真正实现了对经典作家思想的重大突破。

其次是思想观点。一个理论体系，总是以特定范畴为基本元素，而后逐步推演出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并最终勾勒出自己的理论轮廓。

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的概括被提上议事日程。党的文献注重大局和权威，政治性强，但它不是一般的学术论著，未必过分关注学理性。在这里，我们不再采取平面罗列的方法，而是从三个层面（每个层面又包括五个要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作梳理，展示各个思想、观点、论断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联，致力于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第一个层面：宏观指导层面。包括：1.思想路线论，强调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不唯上、不唯书，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最高权威，并据此进行理论创新。思想路线的端正，成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发展它的法宝；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把社会的性质同它的发展阶段统一起来，认清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作为出台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提供基本依据。当然，将来在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22〕；3.社会主义本质论，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扭转以往因缺乏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及其手段、目的的把握而多次搞“穷过渡”的情形，“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24〕在邓小平之后，我们党进一步从本质要求（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共享）、本质属性（社会和谐）、本质特征（党的领导）等角度，全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4.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同时，也为世界带来福祉。这一崇高价值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5.时代主题论，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应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就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从而善于抓住机遇并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第二个层面：战略布局层面。包括：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强调把市场取向改革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并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格局、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出新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引发了其他领域的连锁变革，毕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强调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以更真实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特别强调“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26〕民主政治的发展重构了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执政党逐步由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社会自主空间逐步扩大，政治生活中不断削弱的神秘化和不断增强的公开性为其他方面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强调通过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凝聚社会的共识并得到积极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软实力”的形式为全社会输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7〕；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强调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重点，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更多更公平地受惠于发展成果。社会和谐是各方面建设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但当人的幸福指数、获得感不断提升时，又反过来为各方面建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和条件；5.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强调对自然不仅有改造、征服的一面，更有尊重、顺应、保护的一面，由于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28〕，因而为实现美丽中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力促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9〕

第三个层面：条件保障层面。包括：1.改革发展稳定论，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中国的改革和开放都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改革带动开放，开放促进改革，二者相辅相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同时，对中国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所以必须保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平衡；2.依靠力量论，强调紧紧依靠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坚持群众路线，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党的庄严使命。为保卫祖国、捍卫人民民主专政，还必须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3.领导核心论，强调中国共产党兼具领导核心和执政力量双重角色，党要通过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完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提升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要通过科学化的党建，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得到发扬光大；4.祖国统一论，强调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对台湾，坚持发展两岸关系、稳定台海局势，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5.和平发展论，强调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采取参与、维护和改革的态度，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宏观指导层面、战略布局层面、条件保障层面的思想内容，展现了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的完整链条，它的“精华版”，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基本路线涵盖了目标、任务、动力、保障、主体、立足点、精神状态等方面，是我们党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为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和根本指导方针，“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30〕；基本纲领是依据基本路线并且在坚持最高纲领的基础上制定的现阶段的最低纲领，马克思认为，实际运动固然比纲领重要，但制定一个科学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31〕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论

这个逻辑结论是通过若干具体理论成果体现出来的，其中：邓小平理论是它的基础性部分，多数概念、范畴、思想、观点、论断等，在邓小平理论中已得到比较明确的或者至少是初步的阐述；在开创性部分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对党在长期执政下的地位、环境、任务、自身状况的深刻反思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又以对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度把握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下去”〔3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新时期党的其他创新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进程中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新常态下中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第二次革命”的行动指南。

三、从逻辑建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科学体系，已经得到了党的文献和学术界的论证和公认。那么，把它们连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整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能够成为科学体系呢？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具备科学体系，从逻辑建构的角度讲，主要应遵循以下标准：一是看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二是看它是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和突破口，并以此为研究对象不断深化对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的认识；三是看它的逻辑建构是否严密，由逻辑起点经逻辑中介达到的逻辑结论能否环环相扣，而不是一堆毫无内在关联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大杂烩；四是看它能否随实践发展、人民意愿、科技文明、时代进步、世界趋势而不断向前推进；五是看它能否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33〕，或者说，叫做应“运”而生。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中，毛泽东思想解决了民族“屹立起来”的问题，但毛泽东所期待的国家“富强起来”，却由于“左”的干扰而未能很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山之作——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诞生的，它首先“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3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的深入，邓小平理论从各个方面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而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其他具体理论成果，也是为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入另一个新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而创立的。这些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什么人刻意构建的，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是对现实矛盾、问题的积极回应。从国际方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不进则退的态势下，摈弃丧失生命力的苏联模式，并吸取各国主流政党谋求生存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理论。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自己的主题，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积累了不发达国家率先搞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主要有：必须通过对本国国情、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确定具有可行性的发展战略，决不能提出超越阶段的任务和政策；必须把发展作为硬道理，以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点“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35〕 ， 不能不顾前提试图把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某些设想在当前付诸实施；必须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6〕，以此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提供的这些宝贵经验，深化了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首先关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同时“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37〕， “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38〕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在自身的逻辑建构中首先产生了若干特色鲜明的范畴，然后以这些范畴为生长点，形成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从理论组织、理论表述上有层次地呈现出来。在这里，范畴渗透在思想观点之中，而思想观点又把范畴的内涵以比较丰满的形式表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经上述逻辑中介，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相应的具体理论成果，有了自己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逻辑结论。科学体系重视逻辑结构的严整性，能够通过完整的逻辑形式展示客观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如此。

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学说。从主题来讲，我们党对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探索，还将伴随着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在今后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39〕从逻辑建构来讲，如果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逻辑起点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一个科学的抽象（其实即便这个抽象本身也经受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检验、筛选），那么遵循人类认识发展的第二条道路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思维中的具体必然表现为一个认识上的不断增值过程：就范畴而言，它们是历史的、变化的而非凝固的、不动的，由实践所产生的认识需要必然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涌现出新的范畴，原有的范畴可能被赋予新的内涵，也可能被别的范畴所取代；就思想观点而言，范畴的发展本身就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一成不变，而事实上这一理论中的每一个思想、观点、论断，无不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浅显到深刻、由单项突破到兼顾系统的不断向纵深推进的过程；就成果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论同样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向前延伸的，不难发现具体理论成果中的先行者总是成为后继者的逻辑依据，而后继者又总是成为先行者的逻辑发展，这样的常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常新、活力四射。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日趋增强、世界思潮多元多样多变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开放的心态，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汲取其中的有益成果，在取长补短中推进了自身的理论建设。

最后，同毛泽东思想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41〕在国内，只有它而没有别的什么理论能够引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梦；在国际上，它鼓舞着那些在国际共运的低谷中仍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的士气，因而，说这一在中国土生土长而又极富时代气息的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并非赞誉，而是恰如其分、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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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中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