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乌台诗案”浅思（外一篇）

刘福智

从综合实力来说，宋朝虽然不及汉唐，但却是一个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于是，当有人被问道，你如果是一个古人，你愿意生活在哪一个朝代？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宋朝。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宋朝，最好不要做一个士人。因为宋朝虽然在经济上优待士人，但同时对士人加强思想的控制，使得不少文人墨客、诗人词客都有过牢狱之灾。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就是所谓“文字狱”的著名案例。所谓“文字狱”，就是文人诗文中因不当文字而引发的案件。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苏东坡曾因所谓“作诗謗讪朝廷”被关押在“举动触四壁”的狭小死牢长达4个月之久。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奉命移知湖州。他刚一到任，其政敌何大正就上表弹劾，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惊叹”。还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唯恐不甚。今更明上章疏，肆为诋消，无所忌惮矣！”另有御史舒亶，广阅苏轼诗词文章，摘句诬陷，罗织成罪，必欲将苏轼置之死地而后快。又有御史中丞李定上书指控苏轼“可废之罪四”，主张将其处以极刑。

好在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并不偏听偏信，据王定国《闻见近录》记载：“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也就是说贬苏轼到黄州任团练副使。

苏轼的一生，屡遭文字之祸，其原因自然是一些小人寻章摘句，罗织罪名，他们是想由此而获得升迁。其实，这种龌龊的勾当，与《水浒传》里描写的到相国寺里偷菜的那群“泼皮”的劣迹并无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想以令人不齿的手段而获得眼前的利益。而苏轼之祸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朝廷对文人的思想控制。文人自然可以写诗填词，撰文作赋，但绝不可触动皇朝的权威与统治，否则，则不惜大加弹压，以至于处以极刑。这就催生了一批以诬陷为己任的无耻小人和大量的“文字狱”。在这一点上，宋朝就不如思想开放、政治清明的大唐。宋朝之后，明清的“文字狱”更是此起彼伏。在清代，有人曾经因为“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这两句诗而被砍头，因为据说这是讽刺大清王朝没有文化。

苏轼晚年被贬惠州时，又写《纵笔》一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从诗中看到，虽然屡遭打击，苏轼并不在意，依然过着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他博大的胸襟，苏轼才能在诗词歌赋文以及许多艺术领域大展雄才，多有创造，给后世留下太多的文艺精品。可以说，如果稍遇打击，便一蹶不振，那就不是苏轼了。

也正是上述那首诗，虽说并无反对朝廷之嫌，却被认为是毫无悔罪的表现。于是宰相章惇又把苏轼贬到天涯海角的琼州，也就是如今的海南。这应是苏轼的最后一处贬地。几年之后，朝廷召他回京，他便死于北返的途中。

苏轼的多次被贬，还在于其思想的纯净和人格的高尚。从政治理念上来说，他与改革派王安石对立，与保守派司马光接近。于是，王安石贬抑他。到了司马光当政，召他回到京城，他却认为，王安石的某些政策值得肯定，并与司马光发生严重的冲突，甚至大骂“司马牛！司马牛！”于是，又得罪了保守派，司马光也贬抑他。但他始终与自己的政敌王安石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并不拉帮结派，坚持并敢于发表独立的思想，这是苏轼的可贵之处，这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说“脏唐”

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对母亲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有“唐宋元明清”。母亲笑了笑，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脏唐烂宋。”而后就忙她的活计去了。

我不知道母亲所说的那四个字的确切意思，但我朦胧地感到：唐朝很脏，宋朝很烂。

到了中学开设历史课，我了解到，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王朝，它与汉朝并称为“强汉盛唐”或“汉唐气象”。我没有发现唐朝“脏”在哪里。后来，读的书多了，我才终于发现，唐朝确实很“脏”。这不是指环境卫生方面的“脏”，而是指伦理关系方面的“脏”。

唐高祖李渊的太子李建成好色，趋炎附势的大臣们便搜寻许多绝色女子送至太子宫。而太子并不满足，却对高祖的张、尹二妃十分倾心，他就趁高祖外出巡狩之机与二妃私通。这等于奸淫了他父亲的女人。李建成仗恃着太子的地位随意淫乐，宫女之中凡是令他中意的一个也未曾逃过。

李世民射杀了其兄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之后，迅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太宗。他对宫中女人中一个叫武元曌的特别在意，并赐名“武媚娘”。此人就是武则天，成了太宗心爱的女人。此时的太子李治借为皇帝“侍药”的机会与武媚娘通奸。太宗逝世后，李治登基，是为高宗。他把其父的“武媚娘”改封为“武昭仪”，于是，其父心爱的女人顺理成章地成了他自己心爱的女人。李治所为，与其伯父李建成，并无二致。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他封蜀州司户杨玄琰之女杨玉环为皇子李清的正妃。但他后来一旦见到容貌绝伦的杨氏，便神魂颠倒，不能自已，于是生出非分之想并付诸实践。他先下旨命杨玉环出家做道士，法号“太真”，而后接回自己宫中，成了自己的“贵妃”。杨玉环肌体丰满，气质高贵，光焰照人，性情聪慧，而且通晓乐舞，很快赢得了玄宗的“专宠”，以至于“六宫粉黛无颜色”。李杨之间的关系，就由“翁媳”一下子变成了“夫妻”。那个倒霉的皇子不知作何感想？好在他的美女多得是，就让父亲一码吧。李隆基的手法与李治颇为相似，他是命杨玉环先做道士，李治是命武媚娘先做尼姑，都是先有一个过渡，而后迫不及待地将他人的美人儿揽入自己怀中。所不同的是，李治是占有了父亲的心爱，而李隆基则是夺取了儿子的女人。

人模狗样的高高在上的那些大唐的帝王们，衣着华丽，谈吐高雅，开口“仁义道德”，闭口“敬父怜子”，谁知，背地里以至于公开地尽干着这种肮脏的“乱伦”勾当。这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这种“乱伦”，大概现今还保存在当代非洲原始部落的“群婚”习俗中。而中国，几千年前就自称为“文明”古国了。所谓“文明”，也应包括性关系和婚俗的进步。而我，却看到那些黄袍加身的大唐帝王们与非洲草原上的发情的雄兽没有太大的差异。

美貌的魅力竟是如此强大，它能使父子共用一个女人。大唐的帝王们可悲地延续着这种传统，这正是“脏唐”之“脏”。当然，这种“脏”实际上并不限于唐一代，在它前后的朝代里也屡屡泛滥。

呜呼！大唐，真的“很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