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对罗定的影响分析

黄健恩

（罗定市博物馆，广东罗定527200）



海上丝绸之路对罗定的影响分析

黄健恩

（罗定市博物馆，广东罗定527200）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对罗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中原文化在罗定的传播，也有外国文化在罗定的沉淀。罗定三个古墓的出土文物、南江流域的庙宇、制蓝冶铁遗址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影响罗定的直接证明。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罗定古墓；南江庙宇；制蓝冶铁遗址

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形成于秦汉，目前已知有关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记载来自《汉书·地理志》。从秦汉至明清，海上丝绸之路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对中西方的影响，学术界已有集中研究。笔者在此主要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对罗定这一节点的影响。

1887年，普鲁士人李希霍芬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一书中，将中国长安（西安）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贸易路线首次命名为“丝绸之路”，并在该书的一张地图上提到“海上丝绸之路”。1933年，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正式向全球介绍“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我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较晚。1955年，季羡林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横亘欧亚‘丝路'”的命题。1958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和1979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均有专目介绍“丝绸之路”。1985年，北大陈炎教授先后出版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两书。1987年，“丝绸之路”正式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野，其制定了十年（1987-1997）研究规划，并于1990年10月组织30多个国家的50多位科学家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综合考察。从此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潮涌现。

徐闻港、北海港都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出海口，罗定是徐闻经内河连接中原和两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海上丝绸之路来往旅客和货物一方面通过境内的罗定江（即南江），上信宜下鉴江，经徐闻出海；另一方面，途径云开山脉，陆路连接南宁，间接连接北海港、钦州港。位于两广交界的罗定，又称泷州，南接高雷，西通桂、黔、滇，是西江走廊的交通要冲，自古被视为门庭防卫、抚绥重地。清范端昂将其与西江、北江、东江并列为“广东四江”：“西江水源最长，北江次之，东江又次之，南江独短。”清屈大均说：“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双江总作西。”也是将泷水称作南江。①罗定因水道和陆道的发达，成为了中原进入徐闻和广西的重要通道之一。

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促进了岭南海港的商业发展。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最早始发港之一，“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至徐闻。”唐、宋、元时期，泉州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中心。明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海外贸易也从贡舶贸易转变为商舶贸易，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贸易架构。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概路线是由黄河入长江，从长江进湘江，通过灵渠进漓江，再从漓江入西江，西江转南江，南江上信宜下鉴江，经徐闻出海。

在2011年召开的南江文化研讨会上，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指出，南江的发现，也明确了从肇庆封开的古广信到南海的通道，即是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对接通道。史志记载及考古发现证明，南江是楚人和中原汉人进入雷州半岛海港徐闻的要道。这进一步说明，海陆丝绸之路不是孤立的，而是相通的、对接的。南江流域是泛珠三角区域历史与现实的对接点，南江将成为泛珠三角区域黄金水道上的一条重要河流，实现南江及整个广南区域与泛珠三角经济文化的现实对接。

南江流域为古越族的骆、瓯等多个分支交叉居住区域，具有瓯越的文化特征。如当地发现的汉代铜鼓，与广西北流铜鼓特征一致。当时越族文化很发达，是古代岭南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从秦汉至南北朝，这里的州县建制最多。除了越族文化外，南江流域也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具有一定楚文化特色。泷州陈氏家族最早开发岭南地区。此外，在明朝以前，罗定一带也是岭南瑶族的大本营，虽然后来瑶族数量减少，但文化影响至今还在。南江流域与广西毗邻，也深受壮族文化的影响，如当地许多以“六”、“都”、“银”等字开头的地名，都是源自壮语。

罗定作为中原文化进入高凉（高州）的重要交通连接点，中原文化在此广泛传播。据《民国罗定县志》记载，罗定有重要古渡34处，古桥69处，可见罗定的水路交通较为发达，是罗定对外交流联系的重要通道。南北朝时期，陈法念与冯冼夫人同称两大岭南酋长。冼夫人归附隋朝后，出兵番禺解救隋将韦洸，就是先击败了泷州陈佛智，才得以进军番禺，岭南始平定。这也说明了罗定是高凉冼夫人进军广州的必经路线之一。③高州地区现存大量窑址，其大部分用于生产出口瓷器。高州地区无水路与西江直接相通，惟假道于西江的支流南江（罗定江）。南江发源于信宜县，源头与鉴江上游的曹江（古高凉山，良德附近）仅一山之隔，有山道相通，无疑，这是高凉与西江的最近陆上通道。自战国以来，高凉由南江两支流进入西江的交通线已经开通。

1983年8月在罗镜鹤咀山发现一座目前岭南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南朝墓葬，墓主人是当地豪族的一对夫妇。墓中随葬品有金手镯、金指环、铜镜、铁剪、瓷器、陶器等。出土的青瓷器釉色滋润，青中泛黄，属于一千多年前浙江会稽郡越窑系统产品，是青黄釉瓷器的精品。出土的一个金手镯，曾作为建国五十周年广东省送北京作出土文物专题展览的一号文物，是国宝级文物。这个手镯重33克，纯金制成，有四组走兽与花纹图案，图案为中、西亚的走兽纹饰。从纹饰来看，金手镯显然是西方的舶来品，很有可能为粟特的产品。墓葬中还出土一件刻划莲瓣纹的高足碗，这种碗的器型较特殊，是受到古罗马拜占庭高足杯艺术风格的影响，而且莲瓣纹与忍冬纹都是随佛教艺术传入后才较多出现。这件罕有的高足碗是我国烧制的越窑青瓷，很有可能是为外国定制的出口外销瓷器。这件瓷器曾作为岭南晋唐出土文物送香港展览，亦引起过轰动。

1977年，罗定市太平镇太平河东岸南门垌清理战国墓3座，出土石器2件、陶器8件、青铜器141件。陶器有方格纹勾连云雷纹陶罐、席纹袋形圆底陶罐、米字纹陶瓮、平底素面陶碗、陶盆。石器为滑石环、砺石。青铜器有越式铜鼎、素面铜盉、铜钲、人首柱形铜器、铜剑、铜矛、铜戈、铜钺、铜斧、铜筋簇、铜镦、铜篾刀等。其中，云雷纹铜鼎、铜鉴、斜角纹铜矛、窃曲纹铜矛和陶罐是广东首次发现。三座墓葬分别属于战国早、中、晚三个时期，对研究中原文化对西南二江流域青铜时代的历史影响有重要价值。

1983年11月，罗定市罗平镇沙头横垌村背夫山战国墓清理发掘，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原始陶瓷器共116件，其98件青铜器中，有人首柱形器4件。“这个墓坑基本完好，随葬品未经扰乱……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越人墓……反映了当地越人中存在着等级制度”。④随葬器物中，有的具有中原青铜器的特点，也有不少器物反映了广东与南方各地青铜文化的联系，更多的器物具有广东本地的文化色彩，如人首柱形器，1973年在广东省四会县也曾出土，这是岭南地区特有的陪葬品。

此外，在南江流域的庙宇中，有孔庙、关帝庙、盘古庙、天后庙、龙母庙和鲁班庙等。其中孔庙和关帝庙是中原文化传入的结果。盘古庙祭祀的盘古，原是南荒（山地）民族所奉拜的神，而天后则是海边人民奉拜的神。两种神在南江流域兼而有之。由这些民俗可见，罗定地区是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汇合处。罗定以前还有龙母庙和鲁班庙。保留至今的民俗，证明罗定所在的南江水系是我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通道，其上游的龙乡县城（今罗定罗镜）是西江通往高凉地区的一个重要集散地。

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了罗定经济的发展，制蓝业、冶铁业尤为发达。罗定的蓝多产于罗镜、分界、连州、新榕和龙湾等地，制蓝工业遗址多数位于河口，融合了手工作坊和商业的性质功能，罗镜镇的水摆旧圩曾是蓝靛的集散地。蓝靛及其制品也成为南江流域输出海外的重要商品。现存金河制蓝工场遗址、新榕蓝染遗址、龙湾制蓝工场遗址等。这些明清时期沤蓝制靛工场遗址部分在民国期间仍在使用，制蓝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广东省山区近代经济发展史的空白，同时为探讨粤西山区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实物资料。到明代，中原的炼铁技术传入，在泷江上游的罗镜、船步等地，官方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建立了几个规模相当的冶铁基地。史料记载，罗定州日产铁18吨，年产达6000吨，从业人员1万多人。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说：“诸冶惟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悉是锴铁，光润而柔，可拨之为线。”明末罗定所产的铁，以广东的名义北输，也算是罗定对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炼铁铸铁业遗址在罗定现存炉下村铁炉遗址、铁炉村冶铁遗址、旧炉督冶铁遗址、营下村铸铁遗址等。1984年3月15日，罗定榃滨出土了160斤窖藏铜钱，年代最早的是西汉“半两”，还有王莽的“货泉”、隋“五铢”、唐“开元”、“会昌开元”等，最晚是南宋“开庆通宝”。1989 年11月19日，龙塘阁村农民陈绍寅父子在村中一条水圳发现一处古钱窖藏，出土铜钱220斤，大部分为唐钱。一系列窖藏铜钱的出土，正是罗定融入中原经济的明证。⑤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使罗定成为连接南北的通道之一，全方位促进了罗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开拓了罗定人的视野。从明清开始，走出去的罗定人遍布周边省市，足及南洋，至今，广西南宁化妆行业、广州电子行业，乃至马来西亚的橡胶行业都活跃着罗定人的身影。走出去的罗定人中，不仅有“一社三红顶”的清嘉庆道光年间水师将领吴绍麟、叶常春、潘庆等，还有打响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抗日名将蔡廷锴将军。

［注释］

①徐东：《南海郡尉署、开阳县和南海神庙——南江文化杂谈之一》，《泷江文艺》，2005年第2期。

②徐素琴：《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经贸交往》，《南方日报》，2014 年1月22日A04。

③陈大远：《中原文化从何处传入高凉——试论古代进入高凉的交通路线》，《罗定文博》，1985年第2期。

④广东省博物馆、罗定县文化局，邱立诚、毛衣明执笔：《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

⑤谈锦钊、陈大远：《“靖康元宝”等窖藏钱发现及启示》，见陈大远编著《罗定春秋》卷1，羊城晚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249页。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