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古文”（下）

孙昌武

“只是要作好文章”

朱熹评论韩愈、柳宗元有个说法：

……如韩退之、柳子厚辈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韦中立》之书，可见其用力处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沧洲精舍谕学者》）

这是批评韩、柳更用心力做文章，没有在钻研儒道上认真用功夫。这是表明他道学家立场的一种评论。韩、柳对儒道的理解和阐发，他们在儒学发展上的成绩如何，是古往今来多有争论的问题。但他们热衷文事，努力做好文章则是没有疑问的。朱熹又曾批评韩愈“裂文与道以为两物”。这倒合乎事实。他和柳宗元以及“古文运动”的许多作者确实是把文章写作当做与张扬儒道并重甚或更为重大的事业来对待的。下面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文”“道”关系，如何努力“做好文章”的。

第一，他们从事创作的纲领是“文以明道”。这个说法最初见于韩愈在贞元九年（793）写的《争臣论》：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

柳宗元说法类似：

圣人之言，其以明道……道假辞以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他们所欲“明”之“道”当然是“儒道”。通常说他们提倡的唐代“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古运动”相为表里。这大体符合历史实际。柳宗元等参与“运动”的几个人好佛，韩、柳在对佛教的态度和评价上发生争论，但没有改变这个“运动”处理“文”“道”关系的总体立场。当时韩、柳等一批知识精英把“安史之乱”以来朝政败坏、政出多门、国是日非、矛盾丛生等种种弊端的原因归结为儒道不彰，因此鼓吹所谓“儒学复古”，大力张扬儒道，以为挽救国事衰败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