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伦理、全球伦理与生态伦理
——文学伦理学的三重审视①

赵 颖

族群伦理、全球伦理与生态伦理
——文学伦理学的三重审视①

赵 颖

内容提要：文学伦理学面对自身的挑战和学理困境，必须在坚持独立的文学评判标准的情况下，扩大其包容性。所谓包容性，在评判标准方面意味着多重的考量。而多重，指的是文学伦理学的审视从族群伦理、全球伦理到生态伦理的逐层累进。

文学伦理学 族群伦理 全球伦理 生态伦理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审视伦理视角下的各种文学想象。这一文学视野于作者而言，其外延指向作者的伦理观、伦理背景以及相关的时代原因；于读者而言，涉及读者在作品接受过程中的伦理倾向及其影响。然而，更重要的，文学伦理学需要研究作品文本和不同时期社会伦理的关系。这是由于文学伦理学的最终研究对象——文本，作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兼具实用性和伦理性。换言之，文学是借助文本实现其伦理表达的物质形态。

伦理学离不开道德判断，伦理学需要解决道德推理的有效性、是非善恶的标准以及道德实现的问题。作为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学伦理学一方面打破固有的道德封闭传统，沟通东西。另一方面，面对道德共同体的外延的不断增加和道德伦理指向的对象不断扩大，文学伦理学必须面对层出不穷的道德判断问题。作为一个较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相对于历史的出发点是具体的社会事件，文学的出发点是更为普遍意义的审美，文学伦理学的评判则应该是涉及广泛的动态多元化体系。那么，文学伦理学如何在坚持独立的文学评判标准的情况下，扩大其包容性呢？这就要求其评判标准本身不是固化的，而是多重的。所谓多重，指的是文学伦理学的审视从族群伦理、全球伦理到生态伦理的逐层累进。

一、族群伦理

许多世纪流传的文学经典，历经时代变迁，虽然作为文学符号是固化的，但是对其的伦理解释却是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族群伦理实际上是一分为二的，一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受时代影响所呈现在作品中的伦理范式。二是文学评论者在不同时代语境中进行文本诠释所产生的伦理推进和延伸。这种划分方式体现出文学文本的伦理观念与不同时期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因此，文学伦理学的最终意义，说明伦理是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的。

传统的伦理学是典型的族群伦理，是一种只对特定社会共同体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和规范体系，是一种凝聚了特定社会组织成员的价值判断。在这里，族群，从古老的村落、氏族到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族群伦理最根本的特征，是作为族群成员之间的边界意识，实质是有限范围的共同判断。它的建立基础是特定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以此为据，对于族群成员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约束。而其中指涉的共同利益，不可避免地和每个成员有关，需要组织成员共同实现。

文学文本尽管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但不可能脱节于其产生的社会时代。文学批评亦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应时代文学伦理道德观的影响。所谓客观公正的文学批评无异于空中楼阁。作为文学伦理学，研究的最主要对象是文化迥异的社会历史。族群不等于一个个自然人的简单集合，而是社会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一套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决定了在用文学伦理学对文本进行批评的时候处理道德问题的特有范式和道德关怀的基本依据。

族群伦理以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基于特定公共利益和核心价值观，来实现道德规范体系。例如传统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在文学作品中的伦理表达和张扬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如姚思廉指出，“然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 ，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1］建立在儒家伦理之上的中国古典文学倡导的就是礼义廉耻、长幼有序、男尊女卑。例如在《列女传》中梁节姑姊、齐义继母的典故，牺牲私爱而忠于宗亲关系，她们的经历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种象征性自殉。通过牺牲自己的孩子，成全宗族的利益。《列女传》表现的是道德隐喻，而非事实本身。封建社会将这样的故事奉为经典，其意图是背后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伦理：舍私利，成全宗族血脉，否则会受到天下道德的谴责。每一个贞洁烈女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共同成为一个集合性的能指，其对象是基于封建男权观念下宗族纽带的重续。

人作为文化的产物，文化积淀在本质上是人类赋予自己的存在以某种意义的永无休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建立起与族类和自然的各种伦理关系，并以社会群体成员接受的法则来维护这种伦理关系，从而保障族群成员生存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阈从中国延伸至世界，伦理关系作为文化的核心在各文明区域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从古代希腊到古代以色列，从古代印度到古代中国，都具有对各自文明体系影响深远的，具有伦理导向的奠基性经典。无论是以色列人的《希伯来圣经》，还是古印度的《吠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沙恭达罗》，对社会成员的教谕作用一直延宕至今。

海外华文学的衍生是一个更好的例子，例如旧体诗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形成很强的艺术规范，这种极为苛刻的艺术规范形成的基础是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创作规律以及文学传统。但是新加坡华文旧体诗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直存在。本人有一系列相关论文，再次不做赘述。一定数量的旧体诗创作群体在新加坡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坚持创作，不仅在新加坡华人中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魅力与深邃底蕴，亦是通过与国内旧体诗的创作群体向国人传播新加坡的社会发展与自然地理风貌。在旧体诗的文学创作、传播过程中，根植于中国本土的伦理，在以多元文化以及多元民族的新、马两地，照单全收是不可能的，必然受到当地族群文化的影响。因此旧体诗在新、马便具有了南洋特色。中国文学发生“伦理转化”，新、马旧体诗的创作者是将旧体诗作为“伦理典范”来接受的。中国传统伦理在新、马的建构过程是从“归化”到“同化”的过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道德也不可避免地渗入东南亚文化之中。当然，这里具备一个隐含的伦理前提，就是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价值有助于新、马华人实现生存的需要。

人是在具体的历史中存在的，族群伦理必然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中体现出形态迥异的特征。但是，族群成员存在于社会伦理关系之中却是最根本性因素。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有效性和生命力。

二、全球伦理

面对世界市场的形成、信息化的沟通方式和全球化发展，使各个国家、民族连成一体，促使全球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在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挑战面前，国家和种族间的边界弱化。人类社会从族群利益扩大到全球利益，族群间的利益超越了地域和文化，人类社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而要维系人类利益共同体，必须在不同族群的道德判断之间产生公认的价值标准，和普遍认同的社会秩序，因此这个利益共同体为全球伦理的形成奠定基础。全球伦理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阈。

与此同时，在族群伦理判断中，社会本身是封闭型的，无论是族群之间还是族群内部，伦理评价都具有纵向等级结构特征，因此不需要建构平等开放的普适性规范。但是就现代社会本质而言，其趋势是逐步公共化的开放，这种开发和外延的和扩展必然性要求出现普适化的社会秩序。

同样以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北美地区华文写作中，远离故土之后漂泊感和消极情绪被逐步消解，而个体融入西方社会的意愿、追求自身价值的诉求愈发张扬，而文化对抗和心里隔膜则被不断降低。具有代表性的例如张翎的小说《交错的彼岸》，作品是以侦探小说的方式铺陈，女主人公黄蕙宁在加拿大失踪，当地警局派资深老警官麦考利调查案情，就此引出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十年前从中国大陆赴加拿大留学，后成为医院注册护士等等。另一条主线是当地记者马姬对黄蕙宁失踪案很感兴趣，在调查中，黄蕙宁和另一位主人公彼得的生平和个人命运被抽丝剥茧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小说展现东西两岸两个大家族的兴衰变故和相互交错的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不同文化习俗。题目所指实际上是中国和加拿大互为彼岸，反映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之所以使用“彼岸”一词，隐喻中西之间对彼岸的判定并非单向和破损的，而是相互体现着内在文化层面上的平等与公正。《交错的彼岸》，是海外作家觉醒的结果，认识到中国必须具备独特鲜明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融入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张翎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在作品中实现了中西异质文化交往上的平等与交融。尽管充满乌托邦式的想象，但也体现了作者追求自我与他者的平等的诉求。

严歌苓的写作更是超越身份和文化上的焦虑和顾虑，凭借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视野，以更加自信和包容的华人身份和视野进行书写。其作品《少女小渔》和《扶桑》的女主角都是出于双重文化边缘上的底层移民女性，是残酷生存环境下的弱者，小渔被男友典卖、与意大利老人假结婚骗取绿卡，但她身上同时具有的东方女性的传统人性和西方女性的理想人性之美及小渔自身的温厚善良最终感化了猥琐失意的意大利老人。扶桑是19世纪后期被贩卖到美国的中国名妓，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饱受摧残和蹂躏，纯洁和污秽并存。但是她却以无边的悲悯之情和包容似的博爱，地母式感化了恶霸大勇，并获得克里斯终其一生的爱恋。严歌苓小说中将原本意义上的弱者塑造成拯救众生的“女神”，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笔下的女主人公以东方式的善良宽容化解种族和文化的对立，其塑造的女性形象与华族特质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独特的民族寓言。在新移民女作家笔下，自觉的跨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从自身的文化视角出发，理解所在地其他种族文化，从而有效地解释他人的行为，接纳有差异的行为情感。文化冲突并非不可弥合，对历史的反思，对异质文化的探寻最终是为了沟通和理解。

如前所述，人类对生命价值和道德体验的认知是受到族群利益和社会历史文化限制的。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哲学的核心问题由对宇宙自然本原的考量转化为对具有普世性道德伦理和科学知识的探索。族群伦理的视域下，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族群成员的个人需要明晰自然人性和不同族群属性之间的关系，个人的价值伦理判断同时兼具排他性和群体性。族群集体利益，但并不否认个体利益的存在。但对个人而言，道德伦理约束存在同时存在，所谓的自由具有族群和伦理双重意义，其族群意义是指人摆脱族群经济文化束缚，按照个体意志行事，其伦理意义则是指人实现自身基本的生理、道德和审美伦理之后，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前者体现了人的功利性要求，后者则体现了人的终极目的，是具有普世性的全球伦理。事实上，文学伦理学更进一步的发展就在于面对全球化语境实现跨文化交流。这就要求文学伦理学如何解决和化解族群伦理的矛盾。在族群矛盾和人类社会共有的伦理现实之间协调。

时代使然，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解决族群冲突、寻求融合发展的趋势。事实上，族群差异一直贯穿整个时代的发展，在平衡全球性和族群性力量的过程中呈现出互补的动态发展态势。如杜维明所言，正是全球化的意识，使得族群的根源性意识越来越强。也正是这一原因，文学伦理学特别突出现代性中的族群传统伦理。族群伦理不是凝固文化判断，而是动态的跨文化沟通根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伟大的作家和传世的景点文本不可能隔断与族群伦理的联系。跨文化的全球伦理则是比以往更强烈地需要族群之间彼此的对话和沟通。而另一方面，跨文化沟通与对话将有助于族群之间更好地意识到各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性。

三、生态伦理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盲目崇拜下的听命于自然环境，转变为尝试向自然环境做出人为目的的改造和利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关系，是人类认识与征服环境的意识由自发转向自觉。正是在这一转变下人类得以迅速而有效地利用环境创造出了不朽的物质文化，与此同时，也在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导致更多的人为性环境破坏，从而加深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与矛盾。事实上，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狼图腾》、《藏獒》、《怀念狼》、《空山》等一系列新世纪小说都以此为出发点，将文本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以生态伦理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审视标准，通过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回忆，重现被现代文明所忽视的自然生态世界，力图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探寻生态安全的社会根源。

生态伦理的出现是基于两种趋势的：第一，生态伦理和族群伦理、全球伦理的不同在于，人类不能无限度地侵入其他自然界的范围。只涉及对人际关系和族群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只有当人认识到所有生命的独特性和神圣性时，才具备完整的伦理。人类的生存空间在不断地扩大，对生命的尊重是休戚与共的价值维度。

第二，如果伦理学只面对族群关系或者人类自身，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割裂。以我族文化中心为立场，会按照自身的需求和价值判断，将自然界以有用的和无用的、尊贵的和低贱的进行划分，甚至根据自身的需要，切断与自然界的联系。以此为立足点和伦理标准，无法解决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所产生的一系列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这些问题摆在眼前甚至严重制约人类发展的时候，人类的生存问题凸显，由此伦理的判断就由族群的和全球的发展为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

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需要超越个人的和族群的伦理关系而深入到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关系。因此，生态伦理是将伦理关怀的对象由族群之间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并借此调节人类的行为，以人类内化自觉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笔者认为，一种生态学上的方法可用来评定对人类社会的伦理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三个尺度。第一个尺度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当人类对资源的需求能在其所占领土的自然范围之内得到满足时，生态安全就会得到加强。生态伦理反对以征服自然来彰显人类的。如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所讲的，“不知安静为何物的人类，总是凶狠倔强地想把大自然驾驭、征服。然而大自然是不会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类如果为了自身利益而无休止的向大自然索取，最终只能与万物同归于尽。

第二个尺度是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可以通过保持人类人口间的平衡来得到加强。人口的快速增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即日益匮乏的自然资源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而这势必产生频繁的压力并且横向转嫁于其邻居——人类的朋友——自然界的生物们。奥维德《变形记》里的一则古希腊神话中，忒萨利亚王子厄律西克同（希腊文意思是“掘地者”）放肆地砍伐橡树。于是，神惩罚他永远吃不饱，而欲望越来越强。最终无法满足而吞噬自己。厄律西克同隐喻人类无止境追求欲望，可能不仅消耗地球上的各种资源，甚至竭泽而渔，将后世所需剥夺殆尽。最终族群之间为争夺极其有限的资源而互相残杀，直至自身的毁灭。

第三个尺度是人与其他物种的数量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的第三个尺度涉及人口与竞争物种间的平衡。人类与其他数量众多的大型物种分享着地球上的大片栖息地。人类经常会与它们发生直接的资源竞争。另一方面，人口数量的空前膨胀正在导致其他物种大量灭亡，这不仅意味着对动物安全的直接威胁，也是对未来人类潜在的间接威胁。生态伦理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被称为西方社会的“绿色圣徒”，他在作品中体现的是简朴追求，简单的生活方式。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倡导的观念是：“简单，简单，简单吧！……简单些吧，再简单些吧！”“如果我们愿意生活得简单而明智，那么，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就非但不是苦事而且还是一种乐事。” 在他看来，人类的终极幸福不在于财富占有的多少，而是精神世界的充实和丰富，是在人与自然达到和谐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生态伦理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伦理判断的文学，而不是以族群中心、人类中心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生态伦理体验在文本中，以整体生态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它的伦理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

注解【Notes】

①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跨文化语境下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 项目编号：13YJc75108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般项目“东南亚华文旧体诗的跨文化研究暨史料整理”（项目编号：14SZYB19）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唐）姚思廉：《梁书》，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When the literary ethics face its own challenges and academic diffi culties， it must expand its inclusion in the case of adhering to the standard of independent literary criticism. The inclusive， means multiple considerations in terms of judge criteria. And the Multiple， refers to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ethical progressive layers to global ethics of ecologic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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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Ying is from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comparatir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赵颖，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

Title: Ethni， Global and Ecological Ethics: A Triple Study on Literary Eth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