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仍有屠刀，依然立地成佛
——回答《南方周末》石岩

◆ 石 岩 沈浩波



手中仍有屠刀，依然立地成佛
——回答《南方周末》石岩

◆ 石 岩 沈浩波

石岩：今天看来，1998年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对你看来还是一篇重要“文献”吗？

沈浩波：《谁在拿90年代开涮》是我写于1998年的一篇文章，成为1999年中国诗歌界著名的“盘峰论争”的导火索之一。在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盘峰会议几乎意味着某种巨大的转折点。在最近《诗刊》杂志社召开的中国诗歌理论年会上，与会的学者甚至认为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应该从1999年算起，以盘峰论争为一个周期的转折和起点。对于我个人来讲，这篇文章当然很重要，它让一个还在大学中文系就读的大三学生瞬间“出道”，成了诗歌界漩涡中的一名受关注的诗人，那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要求我必须尽快变成一个更好的诗人。

石岩：你写《一把好乳》是为了挑衅吗？《淋病将至》呢？那似乎是一个群像，时代的仓皇。

沈浩波：我很少刻意去写冒犯和挑衅的诗。灵感来了，就写出了，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写作背景。《一把好乳》一下子就成了争议巨大的诗歌，并且至今还在饱受争议，这不是我能想象的结果。《一把好乳》和《淋病将至》分别写于2000年和2001年，当时正是初试啼音的年龄，也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写诗全无负担和顾忌，视一切禁忌、束缚、惯例于无物，觉得自己正在写作一种新的诗歌，内心很自由。现在很难再写出这样的诗歌了。我自己至今很喜欢《一把好乳》，我喜欢那种生命力和爆破感。

石岩：韩东当年是你的伯乐之一，2000年为什么批评他？

沈浩波： 韩东一直是我欣赏的诗人，但谈不上是我的伯乐。他对我的关注也是来自《谁在拿90年代开涮》，并因此在当年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上发表了我的一首诗。现在想来，可能对于一个还在大学就读的学生来说，应该是一种殊荣，意味着某种开始。但我当时没这个感觉，也没觉得我当时的诗歌已经写得很好，更没有把这些认可当成一种重要的开始。当时与韩东之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1999年，盘峰论争爆发后，我也成为当时被命名为“民间立场”的诗人群体中的一员，参与了后续长达两年的笔战，因此与韩东等诗人也算是同一阵营。对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诗人来说，其实连进入所谓诗歌界的适应期都没有，就直接杀到了核心地带，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情怀。又觉得盘峰之后，“民间立场”的声音如星火燎原，诗歌界的审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一代的诗人开始破土而出，颇有点大获全胜、与有荣焉、沾沾自喜的感觉。2000年，受邀参加衡山诗会，我就觉得，我们不能只顾着批评那些知识分子和学院派的“论敌”，也应该看到自身的问题，作为一个爱出风头，擅于演讲的诗人，我把原本安排给我的5分钟发言，直接变成了一个小时的个人演讲，挨个批评所谓“民间立场”同阵营的诗人们，其中包括韩东。我的出发点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善意，觉得这是自己人之间的事情，而且我居然压根没有考虑过被批评的诗人会生气，就没往这个方向想过，完全沉浸在某种快乐的、理想化的氛围中。与会的诗人可能也很少听过这样的演讲，掌声进一步激发了我的演讲欲。韩东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但有人把我对他的那部分批评传递给了他。很快，在当年的《作家》杂志上，他在一篇文章中非常犀利地批评了我的写作。我也很生气，就在诗江湖论坛隔空喊话。当时还没学会上网的老韩，就在两位年轻诗人的陪伴下，到网吧跟我展开骂战。估计我和他其实都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双方的亲朋好友全上来了，一场混战，打了7天7夜，至少有50位有名有姓的诗人“参战”了。因为这场论战，从“民间立场”的网络大本营诗江湖论坛分裂出去了橡皮论坛，后来韩东他们又从橡皮论坛再分裂出去，成立了他们论坛。这才形成了中国诗歌在互联网上的论坛时代，不同审美趣味的诗人，活跃于不同的论坛，时而交锋，成为一大景象。现在想起来，当年大家其实都很可爱。

石岩：诗江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强调诗歌的江湖性？诗江湖、橡皮文学网、他们文学网，当年待过的那些文学江湖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沈浩波：诗江湖网站是由诗人南人创办的。最早是他展示自己诗歌的一个网站。后来变成展示北师大毕业的诗人群体的网站。再后来，我们发起了下半身诗歌运动，南人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他就把诗江湖变成了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大本营。在我和韩东的所谓“沈韩之争”前，“下半身”的这一群年轻诗人，其实是受到了整个“民间立场”诗人群体的集体重视，被这些诗歌前辈们当成自己人，当成传承者，有点其乐融融的意思。但“沈韩论争”之后，大家忽然发现不是这样的，彼此间的各种审美差异还是挺大，再加上年轻诗人们又春风得意，血气方刚，这就开始裂变。杨黎创办了橡皮文学网，韩东创办了他们文学网，伊沙创办了唐论坛。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在互联网上涌现，各逞才华，各自寻找自己的美学同类，这几个网站成为年轻诗人们活跃的阵地。2005年之后，随着“下半身”诗歌群体各自寻求自己独立的写作之路，不再成为一个紧密的诗歌集体，诗江湖也就走过了它的“下半身”时代，但它最初的北师大诗人群体、先锋诗歌、口语化等内在特征仍然非常强烈，伊沙、徐江、于坚、侯马等重要的诗人活跃于此，诗江湖仍然是先锋诗歌和口语诗歌的最重要阵地。诗江湖大概存在了10年，它见证了我的成长。2000年到2008年，我的所有诗歌都首发于这个论坛，大量的写作，泥沙俱下，疯狂的讨论，写作的比拼，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2008年之后，诗江湖论坛越来越公共，很多不入流的写诗的人充斥其中，诗歌交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低级的东西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厌倦，不再在诗江湖流连，又过了两年，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变化，论坛开始式微，诗人们开始将诗歌发表于自己的博客，再接着，论坛就关闭了。那种论坛时代的诗歌交流方式，群体的，集中的，针锋相对的，即时的，现场、天真、透明的方式，再也没有了。

石岩：似乎你一开始就注意搞诗歌活动，还是从北京大场露天诗歌朗诵会开始？所以你认为诗歌还是有公共性的？

沈浩波：2004年之前，我确实参加过不少诗歌活动。北京大场诗歌朗诵会不是我组织的，是诗人胡赳赳组织的。但他拉着我参与了策划。好像“大场”这个名字是我取的，意思是大的广场，大的现场，然后我当了两年主持人。这跟我是否认为诗歌有公共性其实没什么关系。真相可能会简单到令你发笑，我那时热衷于参加，甚至组织各种诗歌活动，一是因为精力无穷，二是因为渴望交流和认识更多诗人，三是因为我太喜欢朗诵自己的诗歌了，并且这第三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只要是我可以上去朗诵的活动，不管什么活动，基本上一喊我就去，不管台下是1000人，还是1个人，这个没关系，我上去朗诵就行。2005年之后，我越来越不喜欢参加诗歌的聚会活动了，越来越个人，对交流的渴望也不强烈，更多地意识到诗歌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有一点没变，喊我去朗诵的话，我基本都会去。不为别的，只为朗诵。

石岩：美国“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爆发、SARS、汶川地震，在你的诗歌写作中有节点意义吗？

沈浩波：这个应该没有，虽然我都留下了诗歌。有两首对我自己来说可能还比较重要。分别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写的《致马雅可夫斯基》和汶川地震后写的《川北残篇》。对公共题材，我不排斥，甚至视为挑战，因为这很难写，诗人不是新闻报道者，也不是贩卖良心和公共道德者，如何将公共事件转化为内心的个人化表达，其实挺难的。有这样能力的诗人其实不多。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最能代表这一能力的就是那组《文楼村记事》，我自己都没想到能写出来。

石岩：2004年你开始大面积出国参加诗歌活动，这是因为《文楼村记事》带来的声誉吗？你的诗能一直正常发表、出版吗(像《文楼村纪事》这样的)？

沈浩波：我出国参加的诗歌活动并不多。但确实是从2004年开始的。不是因为《文楼村记事》，是因为“下半身诗歌”。当时欧洲有一些汉学家和大学教授关注到了，很感兴趣，荷兰莱顿大学当时的汉学院院长柯雷还专门写了论文。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荷兰，可能是在柯雷的推荐下，我和尹丽川被邀请到荷兰和比利时举办了两场专场朗诵会，柯雷主持的。在阿姆斯特丹的剧院里举办专场朗诵会，还收门票，票还卖光了，里面坐满了人，现在想来，还是挺难得的。我朗诵《淋病将至》，柯雷用荷兰语再朗诵一遍，像唱摇滚一样，下面的听众疯狂鼓掌。但那时不觉得难得，觉得没什么，就是高兴。还有一种自己已经杀到欧洲了的感觉。但后来再也没有这种专场朗诵会的机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才觉得真是难得。

我的很多诗歌都是不能公开发表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诗歌，比如《一把好乳》。我的第一本诗集《心藏大恶》是当年的禁书。

石岩：2005年突然不会写诗是怎么回事？你博客上面近年诗作似乎比之前明显减少。是写得少了，还是选出来的少了？

沈浩波：2005年，确实是突然不会写诗了。原因很多。有的原因不便公开说。大概就是，青春期被强行终止，嘎嘣一声，就结束了。但我还没有找到新的，更宽阔的诗歌嗓音。那一年很痛苦。诗人写不出诗，是最痛苦的。我觉得我完蛋了。好在，2006年春节，我突然会写了。那是一个转折点。

这几年写得也不少了，每年几十首。但没有都贴在博客里。有些觉得没写好，还需要修改，就先搁着。但也没有最高产的那几年多了。因为不想再随意写任何一首诗。

石岩：你为什么一直强调诗歌和大众应保有一定的距离，你不觉得诗歌其实越来越平易了吗？可是我觉得你今年的很多诗其实有很强的参与社会议题的自觉。

沈浩波：诗歌可以平易，也可以不平易。可以写得谁都能读懂，也可以晦涩难明。这都是诗人自己的美学选择。但无论如何，好的诗人，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艺术理想，所以注定不是为了成为大众的情人。我并不反对大众更多的阅读诗歌，也不反对诗歌能让普通读者读懂。我强调的是写作的初衷。诗人的初衷不是为了取悦和迎合。诗歌遇到他的读者，当然是美好的事情，但诗歌不是为读者写的。

诗歌可以参与社会议题，也可以不参与。当诗歌面对社会议题时，它首先仍然应该忠实于诗歌的内在律令，忠实于个人化的内心。是个人内心与公共议题的碰撞。诗人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诗歌不能公共化，诗歌没有普世价值。即使我作为一个公民，大众中的一员，我接受普世价值，认可普世价值的社会意义，但当我写作时，我必须更个人化。我们的内心不能公共。“公共”会让诗人和诗歌丧失个人的独特和自由。

我的诗歌写作，从不回避与社会议题碰撞。但只是不回避而已。我可以写吃饭、睡觉、爱情，也可以写战争、暴力、贫穷、专政。都可以写。用我的方式，写我的内心。

诗歌，以及其他文学艺术，不回避公共议题，也不害怕冒犯公共。我早已不想刻意冒犯、故作冒犯和挑衅状，但该冒犯时就冒犯，冒犯就冒犯了。

石岩：师力斌说你完成了“从下半身向上半身的转变”，说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自己觉得呢？这个转变存在吗？它是如何实现的？

沈浩波：这真是一个误会。我强调的是，有心灵的身体，有身体的心灵。手上从无屠刀，何需立地成佛？又或者，屠刀仍在手中，依然立地成佛。

我只是在不断让自己变得丰富，变得复杂。我不想一种写法写到黑。我希望自己是一个难以被界定的诗人。我不喜欢被人界定清楚。诗歌有一种微妙，人性自有其复杂，我怎能被简单描述？你怎能将我说清？你说我是A，转眼我就B了，你以为我在B，我让你看到了C，一转身，我又A了。我是我自己，我既不是A，也不是B，也不是C。最后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写一辈子，答案自然都在里头，但谁能说清？谁都说不清，那“我”就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我”。

石岩：你办“诗歌是一束光”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是为了诗歌教育吗？

沈浩波：也不是。谈不上。“诗歌是一束光”不是我办的。我的朋友、诗人亢霖，以前参与“睡前读首诗”这个微信公众号比较多，但后来他觉得“睡前读首诗”的粉丝太多了，以至于编辑们对诗歌的选择越来越迎合那种整体的趣味。他就想做一个更单纯的，只从诗歌本身出发的诗歌公众号。约我一起做，我没那么多时间，就答应每周值班一天。我每周一推荐诗歌和诗人，写推荐文章。写着写着，觉得挺过瘾，越写越长，写了很多诗人的专论。我就很想再写下去，准备结集出版，书名我都想好了，叫《诗歌的秘密》。我的这一系列评论还是站在诗歌的美学内部，试图更专业地呈现中国当代诗歌在秘密中成长的那些部分。我自己觉得，这会是研究当代中国诗歌的非常重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