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行为思考

[摘要]本文探讨了礼制背景下我国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原因。对于企业而言，象征性行为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帮助企业融入大的社会结构，并与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不断互动。在一个更公平的商业环境和更有效的法律体系维持的健康社会中，需要决策者和企业的双向互动。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披露 政治成本 企业行为 礼制

[作者简介]郭曼（1977-），吉林长春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

政治成本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来自于政治压力的考虑，如税收的压力，或从社会和政治环境所产生的其他成本（Belkaoui&Karpik，1989）。管理者要考虑政府不同的政策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降低政治成本（Field，2001）。为了研究我国企业社会信息披露是否和政治成本理论有关，本文对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找出其根本原因。

一、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

自2006年以来，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股票上市的公司公布“企业社会责任”，并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方针，表明我国已经开始从政策的角度引导挂牌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虽然股东、政府、社区、供应商和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比以前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但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业违规行为的出现，使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在结构和质量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尽管新制订的法规和对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存在高压力，但很少有公司愿意披露他们的信息。从公司法修订至今，还没有出现对不发布报告的公司的明确处罚规定。

这种矛盾心理反映了文化的嵌入功能。许多研究者都强调我国文化对其组织的管理方式的影响（Pye，1985；Locket，1988；Redding，1990，2002）。儒家在长时间内占据了我国哲学思想的主流地位。利益（利）和责任（义）是我国古代道德理论的重要概念。“利”可以被看成为效益和利润，而“义”代表社会责任。千百年来，古代哲学家们反复讨论这些问题。义导致利（“义以生利”）说明了责任会带来利润，这成为了社会和文化行为的共同信念，并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礼制理论背景。对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企业社会责任是随着利义结合的文化现象紧密相连的。因此，“义带来利”成为一个合适的战略选择，指导企业的行为。例如，企业把捐赠当成企业社会责任行动。这意味着企业一部分的剩余收益仍然是由当地政府所支配，但这样的行为可以促进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企业会因此得到政府青睐。民营企业也可能贡献“义”，例如基础设施项目等，这虽然可能导致极大的损失，但因为他们期望得到政治好处“利”，并在未来地方政府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项目。更具体地说，我国企业执行所谓的“社会责任活动”是为了加强与政府的关系，行使他们的“责任”（义），并改善他们的公众形象，因此有可能减少政治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利）。

这种企业一政府的互动现象反映了文化对制度的嵌入功能。“关系”作为场域依存性的认知，强调个体间的关联属性，对其背景下的企业产生了较强的影响。接受“义带来利”的博弈规则，让每一个公司都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对自己有益，并理所当然地出现在所有博弈代理人的战略选择中，并达到一个重复的状态平衡。基于这一信念的企业选择和政府的互动一起被确认，从而形成一种非正式制度，变成了我国的一个特殊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从行动到信念再从信念到行动的重复过程中礼制趋于稳定，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企业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企业博弈的一个平衡状态。虽然新发布的我国公司法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许多公司仍然还没有执行这一规定。

二、案例分析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场指标。基于2010年在14个行业的我国300强企业中的120个上市公司的选择，审阅从公司网站中截取的2010年至2014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发现企业发布社会责任信息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传递：一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嵌入在年度报告和财务报告；在一些情况下，公司还提供额外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本书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所有这些可能性信息中，并以匹配指标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然后计算出总的社会责任评分。

从本文的假设中，本文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作为独立变量符号（CSRD）；公司盈利能力即净资产收益率（ROE）、公司规模（SIZE）、公司类型（INST）、公司的成长（GROWTH）、工业类型（INDUSTRY）、在公司股权结构最大份额的百分比（TOPl）、公司的知名度（VISI）和杠杆（LEVER）作为因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CSRD，已在指数分析中显示。GRI框架有五个不同的类别，根据样本公司提供的报告。本文从提供的报告中收集的五个变量，利用于基于内容的指标分析：

CSRD=CSRECO+CSRENV+CSRPRO+CSRHUM+CSRSOC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总得分，CSRECO是经济信息披露得分，CSRENV是环境信息披露得分，CSRPRO是产品信息披露得分，CSRHUM是人权/员工信息披露得分，CSRSOC是社会披露分数（即在2010～2014年每个公司的分析报告的指标的评分）。

不同于其他的研究通常使用OLS分析，本书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因素。原因如下：第一，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单独的公司指标被认为是随机的（Mundlak，1978）。企业的自身的特点可以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一些关键的变量，如行业和制度等，在时间上是不变的。固定效应模型不能测试这样的因素。第三，选取的样本中，共有584个部分；从时间上看，面板数据只有5个时间点（2010～2014年）。这是一个短的面板数据。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固定效应模型将失去很多的数据自由度。随机效应模型将避免这种损失。endprint

三、结论及思考

首先，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披露可以被视为一种避免政治成本和达成目标的方式。中国企业的行为显示了一个由共同的信仰形成的价值观和身份的象征性表达。对于个体而言，这种象征性行为（视为中国的礼制）在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礼制作为组织文化与其他社会结构产生互动（Aoki，2010）。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文化提供了“利/义”礼制（责任第一，效益在后），并进一步激发企业缓解政治成本（通过捐款，通过接手政府的非营利项目）培养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因此，企业的行为也被认为是符号，表达式，分配认知和在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出现的制度架构，并作为个体一群体行为和惯例（Bourdieu，1977；Radcliffe-Brown，1952）。重复式的行为形成了礼制，并返过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行为。

文化、政治、思想、和礼制，都有助于涉及形成制度的发展演变的多样性过程，并包含在企业结构与策略设计中。有些模式是地方性的，有些成为全球化的跨国公司的行为。在进化过程中，政治影响、文化环境和历史遗产将影响和改变演化过程（Bloom&Reenen，2007）。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企业绩效与企业的政治关系和文化支撑的礼制模式密切相关。

其次，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企业视“平衡”为理所当然的状态为基础，自动作为组织博弈/惯例的规则，与此同时其他企业成员可以创建、共享和使用知识。这种平衡行为的信念需要共同的知识（Aumann&Bmndenburger，1995）。这种常识/制度创新是复杂的，需要组织之间的专业知识和合作；也需要非政府组织、政府等对不同学科的借鉴；更需要在政治和社会博弈中战略制定与实施的人的相互促进关系。这些类型基于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知识管理对企业主要职能的理解或解释，对自身认知如何积累和对今后知识应用的反馈和发展。在中国，企业经济与文化根源的发展关键取决于企业级的博弈，以及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层面和代理人之间的互动。

最后，中国企业认为政府在规则产生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个阶段，礼制在社会博弈均衡的结果中被创建出来（如政治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文的观点是述行理论的支持有利于理解在社会中从企业常见的知识传递给每一个成员的安排。可以把这种认知的方法带到中国企业的实践中。中国管理实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表明，认知管理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更是中国企业的基本管理方法。这需要认知资产的结合，共同的信仰的采用，相似的价值观的分享，同样的身份确立，团队策略的收集与实践等。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和上级的沟通，这种共同认知隐含的制度在中国限制了信息的垂直传输，而依赖于文化网络的礼制行为（社会责任）使企业管理者和政府的信任彼此加强。一方面，认知本应该在中国组织的活动中由管理人员和员工相互信任的欲望的影响下共同创造，尊重但不滥用分级状态，并实现“集体”的目标（往往由企业家决定），并提供了一个知识创造的平台（物力）。另一方面，常识也往往是在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势力）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个自然的管理过程，而不是努力去创造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礼制行为的关系（人力）。

一些重要的变化缓慢地来自于中国企业实践本身，如改变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中国商业的道德，工人的公平待遇，更透明的章程等等，这都表明政府和企业正试图逃避礼制性行为控制的诸多领域的迹象。在中国，两个重要的问题陆续出现：礼制约束和政府的控制权。企业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自主权与责任自动地落在一个更公平的商业环境和一个更有效的法律体系维持的健康社会中，这些也需要决策者和企业的双向互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