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向他学习——悼念郭沫若同志

巴金

永远向他学习——悼念郭沫若同志

巴金

听完北京来的长途电话，我不相信郭老已经离开了我们。我离京的前一天（就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我和两个同志到北京医院看望郭老。我们知道郭老的病情，只希望能站在病房门外远远地看看他。可是这个愿望也没有能实现。我们见到了于立群同志，她告诉我们，郭老病情严重，医生不让见客；不过这两天病情稍有好转，他还想到文联开会的事。走出医院的时候，我们衷心祝愿郭老早日恢复健康。这不单是我们三个人的祝愿，在刚刚闭幕的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同志们都说出了这样的愿望。

整整一天我的眼前一直现着郭老的笑容。我不能把死亡同郭老连在一起。在我的脑子里郭老永远是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永远是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我最后一次看见他，还是在十二年前，在上海机场送他回北京的时候。那一个多月我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到上海，他始终精神焕发地活跃在亚非几十国作家的中间。他坚持战斗，坚持学习，也从未放松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工作。不少文化界、知识界的同志跟他一起参加过各种国际会议。在反帝、反殖、反修的国际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最大多数，受到普遍的尊敬。他那豪放、热情的谈话和演说打动了五大洲人士的心。人们常常讲：“你们的郭沫若！”我跟他一起参加过一九五○年在华沙召开的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一九五五年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我因为有这样一位“团长”而感到自豪。在国际斗争的讲台上他的声音十分洪亮。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战士、诗人和雄辩家、智慧、才能、气魄、热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我同郭老接触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我想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五十几年前我读他的《风凰涅槃》、读他的《天狗》，他那颗火热的心多么吸引着当时的我，好像他给了我两只翅膀，让我的心飞上天空。《女神》中的诗篇对我的成长是起过作用的。

我每一次同他接触，虽然时间不同，情况不同，可是我觉得他那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一九六六年八月亚非作家在上海举行最后一次大会，会前郭老在旅馆里关门伤了手指，他包扎后出席会议，虽然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但在会上他仍然从容自若，和外宾热情交谈。最后他回北京，我们到机场送别。望着他那精神饱满的和善的笑脸，我感到依恋，这个时候我对自己未来的遭遇已有一种预感，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听到他那洪亮的声音，再看到他那和善的笑容，我为这个苦恼着。

这以后我就开始经历那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奇怪的遭遇。我真的再也听不到他那洪亮的声音，再也看不到他那和善的笑脸了。在痛苦难熬的日子里，我想到许多我所敬爱的人，我想中国还有他们在，我就应当好好地活下去。这些人中间就有郭老。在批林批孔的初期，我看到一本所谓《学习材料》的油印本子，上面尽是“四人帮”围攻敬爱的周总理和诬蔑攻击郭老的反革命言论。叛徒江青一再威胁郭老，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张牙舞爪地说他找过郭老两次，“谈不通”。短短的一句话让我又一次接触到郭老的火热的赤子之心。我真担心他的安全。可是面对着“四人帮”的阴谋陷害，郭老始终“岿然不动”。“四人帮”这伙跳梁小丑也奈何他不得。他却亲眼看见了“四人帮”的覆灭，而且对准这伙狐群狗党的要害投出了他那锐利无比的投枪：“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我还记得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的日子里我多么激动地反复吟诵这首《水调歌头》，短短几十个字就画出了群魔的鬼脸。他们永世也翻不了身！

战士、诗人、雄辩家的雄姿在我的脑子里更加鲜明了。……

郭老终于离开了我们。没有能在医院里见到他，我感到遗憾。想到今后再也听不到他那振奋人心的讲话，读不到他那气势磅礴的新诗篇，我感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他那精神饱满的笑容始终印在我的心上。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是当之无愧的。要向他学习，我还得走长远的路。一九二一年我开始读他的《女神》，一九七八年我最后读他的《科学的春天》。五十八年来他走了多少路程，不论是在书斋、或者在战场，不论是在中国、或者在日本，在世界各地，他的脚印是十分明显的。五十八年来他从未停止战斗，从未放下他的笔。像这样一位勤奋的文化工作者在我国是不多见的。直到最后一息，他始终保持着那一颗燃烧的心。一九二○年他放声歌唱：“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一九七八年他热情高呼：“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精力虽然衰退，热情却从未衰竭，心灵之火永远在熊熊地燃烧。在文联全委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应当是他的遗嘱吧。他豪情满怀地要求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精神上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学家、艺术家，有什么理由不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创造呢！”我要永远记住他的话，永远向他学习。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

（选自《讲真话的书》，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责任编辑：王锦厚）